铸剑凌空的航天总师—— 陈怀瑾

陈怀瑾（1929—2017），上海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专业，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陈怀瑾曾参与创建我国第一支雷达部队，调任国防部五院后长期从事防空导弹的研制工作，是仿真技术的带头人，著名的导弹雷达专家。陈怀瑾在飞行器制导、自动控制与仿真领域为我国国防工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技术上开创了我国第一代防空导弹研制工作，指导第二代防空导弹的研制。

品学兼优的进步学子

“囡囡”是江浙一带对小孩子的昵称。1929年12月16日，上海茂名路升平街润德里22号，陈家长孙出生了。然而，这个孩子是个早产儿，一出生就被送进了保温箱。此刻，陈家人的心都揪在了一块儿，时刻关注着这个刚刚降生的孩子，并把囡囡这个充满爱的昵称作为孩子的小名。

他的到来给陈家带来了新的希望。祖父陈萍舟给他起名叫陈怀瑾。怀瑾，出自《楚辞》中的《怀沙》：“怀瑾握瑜”，意为怀抱着美玉，比喻人品高洁，不随俗流。祖父是希望这个孩子拥有世间最美好的事物，长大了具有高尚的情操。

陈家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老家在漕河街附近。陈怀瑾的曾祖父陈蕴生是一名老中医，在上海周边行医。祖父陈萍舟经商，多年的辛苦经营，生意越做越大，购买了很多土地，在新龙华盖了一座三层的洋房，陈怀瑾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

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父母对陈怀瑾并没有娇生惯养。陈怀瑾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1926年一起毕业于东南大学。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夫妻俩都怀揣着文化救国的梦想，因此对陈怀瑾的要求非常高，十分注重孩子的学习，家教极为严格。

1934年，陈怀瑾5岁的时候，父母就将他送到上海有名的位育小学的幼稚园。在那里，陈怀瑾只读了半年，就上了小学一年级。1935年，因为父亲调到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工作，一年级下半学期，陈怀瑾和母亲跟随父亲到了香港。

那时候的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学校教学只用英语，不用汉语。看到这种情况，母亲王锦焕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中文教育上有所缺失，于是决定自己教。她找来一些适合小孩的学习资料，有语文、数学，语文除了教白话文，还教一些文言文。一段时间后，王锦焕感觉这样孩子会缺乏集体意识，影响孩子对社会的认知。与丈夫商量后，他们决定将陈怀瑾送回上海上学。于是1936年下半年，陈怀瑾回到上海外公家生活。外公家在上海南市区，因此他便上了位于南市有名的上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由于入学考试成绩十分优秀，陈怀瑾插班直接进入三年级下学期学习。

“七七”事变后，为进一步威胁国民政府，日军又于8月13日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此即淞沪会战。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罪行深深刺痛了陈怀瑾幼小的心灵。8岁的他在心里立下誓言，长大后从军报国，用一腔热血守卫国土安宁。

淞沪会战前后，陈怀瑾住在姑妈陈宝明、陈映梅家，因为当时局势比较混乱，学校停课了。陈宝明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就重点教他数学。陈映梅毕业于东南大学所设上海商科大学，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便教他拉小提琴。姑妈还给陈怀瑾订阅了《科学画报》，从中他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并了解到当时世界科学界的最新消息，其中轰动中外的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主持修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桥梁——双层公路铁路两用钱塘江大桥的消息对他影响最大。这让他明白只有发展科技才能提高国家实力，人民才能过上富足生活，科技救国的思想从那时起就在他的脑海中萌生了。

1941年1月，家中发生了一件对陈怀瑾打击巨大的事，那就是父亲的去世。葬礼过后，陈怀瑾一下子长大了。他知道作为家中长子，自己要尽快成长起来，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和年幼的弟妹们。这时的陈怀瑾已经小学毕业，考入了南洋模范中学。

1946年夏天，陈怀瑾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进交大电机系。接受过无数次革命洗礼的交大，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这里活跃着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对国统区的政治统治愈加黑暗，经济掠夺也愈加疯狂。交大学生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等颇具影响的全国性学生运动中，始终冲在战斗的第一线。

看到这一切的陈怀瑾，从思想到行动都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推动组建的三九社。这一时期，陈怀瑾主要参与文艺表演和时事报告会，通过这些活动接触到了一些红色思想，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48年下半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的三大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全国解放的曙光就要到来。这让充满热血的陈怀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情和决心更为迫切。

1949年3月，陈怀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上海解放也指日可待。国民党当局垂死挣扎，反动军警、特务到处抓人，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4月26日凌晨1点，国民党当局对全市17所大专院校同时进行大逮捕。大量军警用铁甲车开路，撞开交大后门冲进校内，全副武装的军警按预先准备好的名单逐房对照搜捕，包括许锡振在内的56名交大学生被抓入狱。

“四二六”大逮捕后，陈怀瑾所在的党小组一名同志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大家十分担心，最后了解到他住在铜仁路亲戚家。经支委研究决定，由组织委员陈怀瑾去寻找这位同志。这项工作十分危险，如果被特务发现，就会被捕甚至牺牲。

陈怀瑾毫不畏惧，一番乔装后就出发了。他机警地躲避了一个又一个检查哨和到处乱窜的特务，终于来到了铜仁路小弄堂的一个木匠铺，在阁楼上找到了那位同志。由于在大逮捕中受到了惊吓，他神志有些恍惚，精神上还很紧张。当陈怀瑾疾步向前，一把握住他的手时，这位劫后余生的同志不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目睹了反动派对学生的残酷镇压及疯狂迫害，陈怀瑾在这个打不垮的“民主堡垒”中快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49年5月27日上午，上海宣告解放。根据上级的指示，陈怀瑾参与建立全国统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7月9日，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组织将陈怀瑾调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工作。

苦练本领的防空战士

上海解放后，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不甘失败，扬言要炸烂上海，让共产党接管一个没有电、没有水的上海。果然没过多久，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就不断地对上海市区、吴淞口和沿海、沿江一带进行轰炸骚扰，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心惶惶。

为了加强上海防空情报保障，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指示，立即抽调交通大学电机系四年级部分学生，前往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安国路雷达部队进行突击学习，尽快掌握雷达操作技术。中共交通大学总支委员会和学校领导研究决定，把此任务交给电机系电信组毕业班的团支部，并派校党总支委员兼团委组织委员陈怀瑾去通知。

陈怀瑾感到任务十万火急，便飞也似的跑到教室。在陈怀瑾的动员下，当天下午，2名共产党员、18名青年团员和1名主动请缨的同学，顾不得当天正是除夕，二话没说，就告别亲人，整装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防空处报到。他们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雷达操纵员，不久加入了我军组建的雷达部队。

现代战争中，空中力量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央决定立即成立雷达营，总部专门下发电报，要求从地方招收一大批大、中学生及青年工人到雷达和对空监视部队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在交大电机系4年学业的陈怀瑾，被分配到华东航空处工作。1950年8月1日，在完成庆祝建军节相关工作后，陈怀瑾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另外一名同学来到华东航空处报到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陈怀瑾被分配到暂驻在杨浦区江湾五角场的雷达营做见习。在五角场营房不到一星期，组织就安排他到上海大厦防空处培训班学习。在那里，陈怀瑾见到了很多交大的老同学，一起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

这个培训班由苏联混合集团军专门培训中国军人学习苏联的π-3雷达。该集团军是“二·六”轰炸后，为协助我军担负上海地区的防空任务，经过中苏双方领导人紧急磋商，由苏联防空军巴基斯基中将率领来到上海的。他们将在10月撤离上海，整个装备也将逐步移交给我国军队。为此专门办了这个培训班，想尽快培训出我军雷达操作手和技术人员。

在培训班，从未接触过雷达的陈怀瑾足不出户，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生怕浪费一秒钟。他立志要练就祖国空中防线上最强的“千里眼”“顺风耳”。

1950年9月的一天，雷达培训班举行结业仪式。陈毅陪同巴基斯基到结业考试现场察看。考试采用苏军通用的“三堂会审”模式，那天仅抽试了两名同学，就包括陈怀瑾。苏联教员对陈怀瑾他们的回答非常满意。

1950年10月27日，上海的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驻地就选在江湾五角场，人民解放军正式接替了苏联支援上海防空的巴基斯基部队防务。完成雷达培训的陈怀瑾被调到雷达第141营修理所工作。

1951年上半年，陈怀瑾被任命为修理所副所长。那时他的工作非常忙，还经常到连队维修、调试雷达。1952年7月，陈怀瑾从上海调到杭州的雷达第142营雷达修理所担任副所长。这个雷达修理所设在距离西湖仅100米远的一所平房里，承担着连队雷达的技术支持、调试修理和器材供应的任务，此外还要进行阵地勘察，陈怀瑾几乎走遍了所有的连队。

有一次，陈怀瑾接到上级命令，到东北安东（今丹东）执行帮助兄弟单位调试雷达的任务。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我军的雷达信号遭受敌军的干扰。一接到命令，他立刻动身，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前线，圆满完成了任务。陈怀瑾站在鸭绿江大桥上，遥望战火纷飞的战场，又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民军队敢于战斗、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精神。他真切地意识到，强大的国防力量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关键。

虽然在大学时陈怀瑾是一名优等生，但书本里的知识偏向理论，在实际工作中还远远不够用，而且工作与他所学的专业相去甚远，所以到雷达部队对于陈怀瑾来说也极具挑战性。

从1950年8月到航空处参军到1957年3月离开防空军雷达兵部6年多的时间里，陈怀瑾刻苦钻研，在业务领域里孜孜不倦地学习着。

“其实我很幸运，从一开始就接触了当时比较先进的雷达技术，而且十分实用，我很享受当年的学习和工作。在与敌机进行防空对抗过程中，我运用学过的理论知识，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守住了我们的领空。”后来，陈怀瑾回忆那段历史时这样说。

铸剑凌空的航天总师

1956年，党中央做出了在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随后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开始筹建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

筹建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选调科技人员。此时新中国百废待举，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周恩来总理给了钱学森“尚方宝剑”——只要是国防部五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校和军队中抽调。陈怀瑾就是从部队“要”来的技术骨干。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成立了秘密侦察部队，使用美方提供的U-2侦察机，对中国大陆进行高空侦察，对外称第35中队，也被称作“黑猫中队”。面对前来侦察的敌人，解放军防空部队却只能望天兴叹。当时我军只能用从苏联引进的“543”导弹对付U-2侦察机，偌大的中国领空，怎么能仅依靠几十枚外国导弹守护？于是我军决定仿制“543”。

1960年5月，国防部五院任命钱文极为“543”总设计师，徐馨伯为“543”副总设计师，陈怀瑾为“543”弹体主任设计师。

由陈怀瑾组织，在二部总体室抽调5个人组成驻厂小组，到沈阳112厂生产一线，帮助工厂解决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威胁到每一个人。虽然国家重视，但工人们的生活条件艰苦，宿舍条件也比较差。为了能尽快解决技术难题，科研人员通常早上5点起床，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有时晚上还要进行技术攻关，怕影响大家休息，他们就躲到外面去看书、研究，把白天的干粮留到晚上饿时再吃，后来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甚至还有人患上了夜盲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