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姿态

郝建国，文学硕士，编审，花山文艺出版社社长。中国编辑学会理事，中国辞书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发表论著逾百万字。

刘江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散文随笔集《书窗书影》《当梨子挂满山崖》等，参撰《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张中行名作欣赏》等著作。曾获河北省第八届文艺振兴奖、第二届中国报人散文奖等，作品被选入多部文集。

郝建国：师兄好，咱们又见面了。我们的文学对话此前已完成了《散文的写作与源流》《作家的门槛》《文学的权衡》三篇，今天我想就文学批评的话题深入聊一聊，你是搞文学批评出身，也一直在写评论文章，我在省评论家协会挂着衔儿，以前也做过古典文学的研究，所以就此话题当有得一聊。

刘江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直被称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从来就是相伴而生，不可偏废。文学批评不是从文学创作身上抽出来的一根肋骨，更不是附庸，二者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是齐肩平等的。我们谈了几次文学创作，再来说说批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郝建国：咱们是否从批评的源流、形态、现状、姿态四个方面来展开？

刘江滨：甚好。是不是得说明一下，文艺学包括三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在此我们讨论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也可以和常用的“文学评论”视为同义语。

批评的源流

郝建国：说批评，得从根儿上说起，从术语来讲是批评发生学。按鲁迅所说，一群古人抬木头，最早喊出“杭育杭育”号子的就是创作，这人就是作家。那么倘若有人对这号子的声音高低、长短、节奏等提出点儿看法，便于改进，从而提高劳动效果，这就是评论，这个人就是批评家。创作和评论是相伴相生的。

中国最早的文学专论是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对建安几个文人的评价有褒有贬，中肯准确，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初心。而他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是影响深远。他把文学价值抬到无与伦比的高度，上承《左传》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下启宋代的“文以载道”。

刘江滨：曹丕了不起，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专论的先河。在他之前的古代著述不少都涉及文论，但皆为只言片语。孔子在《论语》里边对《诗经》的评论就很具体了，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原本叫《诗》或《诗三百》，经由孔子编订，又因为他的推崇，后来被奉为“经”。由此可见，文学批评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光是对一部作品的具体评价，其中所包含的观点、思想对后世文学创作都是一种规范和引导。

为了这次对话，我把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找出来重新翻阅了一遍。这是两部极为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两人都生活在南朝齐梁时期，年龄也差不多。

刘勰的《文心雕龙》无疑是最早的古代文学批评专著，体大思精，系统完整，理论性强，涉及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堪称伟大。我读其中《练字》篇的时候，有句话对我有所触动，他说：“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不赞成用生僻字，三个人不认识就是字妖。我写散文有时有意用一些生僻字，意欲增加汉字的丰富性，让许多不常用的“死”字变“活”。刘勰这个观点，值得我反思。

《诗品》原叫《诗评》，开创了以诗话形式品评诗歌的方式。钟嵘把122位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大胆。这是他一个人的排行榜。

郝建国：《诗品》可以说是“诗话”之祖，清代学者章学诚说：“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宋代欧阳修是最早使用“诗话”一词的人，著名的《六一诗话》原本的名字就叫《诗话》。诗话成为中国历代最主要的一种文论方式，亲切随意，有感而发，所以后世出现许多诗话作品，有名的如严羽的《沧浪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

刘江滨：诗话是一种随笔式文体，品评、掌故都在其中，读来较为轻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直不乏各种学说、观点，如李贽的“童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等。文学理论从来不是空中阁楼，是建立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之上，是对文学现象、创作规律、作品特点的总结和发现。近代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这个说法影响很大，在中国古代，小说被称作稗官野史，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没有地位，梁启超把小说抬到了至高的位置。

另外，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在小说批评领域影响深远。

郝建国：西方文学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影响也很大。

刘江滨：是这样。我的文学之路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对此深有体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的时代，自然也是文学批评的时代，西方古典美学以及俄国大批评家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有点儿过时了，现代西方文论风起云涌。有克罗齐的表现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克莱夫·贝尔的形式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荣格的心理学分析、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等等。有人说，西方百年文艺思潮在中国十年就过了一遍。西方现代文论与国内先锋小说是适配的，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论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也影响了小说创作。我曾用结构主义的叙事学理论评析苏童的小说，完全卯榫对应。也曾用俄罗斯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对散文语言提出变革，兵器也十分合手。

郝建国：对比中西方文学批评，中国人重感性，西方人重理性。所以，我们的诗话、评点多来自直觉印象，西方人在逻辑、概念、抽象思维方面更胜一筹。从批评的初心来看，中西方也是有差异的。

我曾搞过先秦寓言和伊索寓言的比较，发现一个问题，从创作功能上来讲，中国的寓言是服务，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故事其实是用于攻伐，服务于战争。而伊索寓言的出发点是文学，是教育和审美，比如《乌鸦喝水》《龟兔赛跑》《农夫与蛇》等。“审美”“美学”这个概念即来自西方。文学观不同，批评也包括在内。

刘江滨：你说得有道理。但西方也不完全崇尚纯文学，也讲究文学的社会性。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部分。其中，外部研究就讲究文学和社会、文学和思想的关系，而内部研究就是深入文本内部，象征、隐喻、语言、结构什么的。

反过来说，中国文学主流是“载道”，但也并不排斥闲逸性灵的文字，像陶渊明、李白、王维那样的诗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云想衣裳花想容”“清泉石上流”一类也为人喜闻乐见。

批评的形态

刘江滨：批评者的类型，也决定了批评文本的差异。我觉得大体上可分为四种形态：学院派、作家派、媒体派和网络派。

郝建国：那咱们分别讨论。

刘江滨：第一种学院派，集中在高校和社科院，也有一部分在作协。这是文学批评最主要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专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养高，专业性、理论性、系统性、知识性强。但也常被人诟病其脱离创作实际，玩弄概念，自说自话。

第二种作家派。作家利用文学理论和自身的创作经验，发表对他人作品的看法，往往能切中肯綮，说到点上，而且比较感性，文字优美，可读性强。但相较于学院派，学术性、逻辑思维稍逊风骚。

当然，学院派和作家派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分明的鸿沟，有些学者也搞写作，有些作家到高校当教授。有学者型作家，也有作家型学者。

郝建国：有些杂志的主编副主编，如霍俊明，也主要搞文学批评。

刘江滨：对。第三种媒体派。报纸杂志还有出版社都算是媒体，也出了不少批评家，如你说的《诗刊》副主编霍俊明，还有《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长城》主编李秀龙等，都是有名的批评家。你本人也可以算一个。编辑工作本身就是要对一篇稿子（书稿）作出优劣的判断和评论，心里头是有标准的，许多编辑要写稿签、审读意见，这个就是评论。

媒体里除了编辑，还有记者，记者会对新作即时地采访和评论，快速反应。像《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也是公认的出色批评家。媒体派更注重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社会热点，出版社的卖点其实也是社会热点和经济效益的一个结合。

媒体派，还有一层，是读者批评。他们是报纸“书评”版的常客。他们是受众的一方，是读者的代表，他们自发地评论哪本书，是市场的一种反应，也是读者的一种导向。虽然读者评论更接近于读后感，但这有感而发是很可贵的。

郝建国：学院派批评还是代表着顶尖水平，批评只有上升到理论层次学术层次才是高级的。文学批评不只需要对单个作家、单个作品进行研究评论，还要宏观地放到一个时代的坐标系中考察，对文学潮流、文学态势有一个整体把握。能进入这种高度的作家作品才能进入文学史。作家论、创作论这样的研究不是一般人可以把握的。

前一阵我想给路也写个评论，我把她所有出过的书都要过来了，但我一直动不了笔。我不能就一篇写一篇，必须把她所有的作品读完，而且要深入地研究，放到一个宏观的背景里，这比单纯地写一篇书评，难度要大得多。

刘江滨：是的。前三种批评可以说分别代表着三个方面的人，学院派——学者，作家派——作者，媒体派——读者。这样划分不见得科学，因为从批评方面说，三种人都是研究者，但又的确代表了不同的站位。

郝建国：好像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听听不同的反响，如果只是学院派说好，可能是阳春白雪，如果只是作家派说好，可能是惺惺相惜，如果只是媒体派说好，可能层次不够，如果这个作品三方面都追捧，可能才真正是好作品。

刘江滨：这三种批评形态都属于官方的，是“官宣”，还有第四种形态是自媒体批评，可以叫网络派，简称“网评”。网络批评，是“民宣”，或“个宣”，有的是在自家社交账号发布书评，有的是留言跟评式，比较零散。网评作者经常披着马甲，用的是网名，所以批评的顾忌就少，说好说赖全由内心。许多文章的跟评、留言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非常精彩。所以有个说法，叫高手在民间。

但网络派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自由过度，不像正经媒体那样经过层层审核把关，而是率性而发，抓其一点，不及其余，偶有网暴的现象出现，对作者造成极大的伤害。这样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形成人身攻击，是极不可取的。

批评的现状

郝建国：我以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变成表扬，批评变成鉴赏，以前的评论还是九个手指头加一个手指头，即九分说好，还留一分说缺点，如今差不多都是十全十美了。

刘江滨：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对作品一味赞扬意义不大。查字典“批”的第一个意思是“用手掌打”，批颊，打脸。所以批评本身就带有挑毛病的意思，至少要客观评说。

郝建国：现在经常看到表扬与自我表扬，而且到了极致。甚至“经典”一词张口就来，使用频率太高了。是不是经典，需要时间的检验，至少也得五十年吧，五十年以后大家还认可这个东西，大家还在读，这才能叫初步具有经典的那种最原初的状态。有可能今天公认的经典之作过些年就被淘汰掉了。

有的作家擅长在创作谈中自我表扬，说语言如何精美，结构如何巧妙，主题如何深刻，没给评论家留地儿，评论家觉得无话可说，没有解读的空间了。

有人认为，作家自我表扬文学史上有传统啊，比如苏轼有篇《自评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超级自负。但除非有苏轼这个才能，否则只能徒留笑柄。

即使是教科书般的《论语》，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再比如《红楼梦》，作者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什么增删？就是有问题嘛，即便如此，还有许多地方没删好，存在缺陷。苏轼的词，他的弟子批评说是以诗为词，李清照批评说不协音律。

刘江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圈子化，碍于情面，二是社会风气如此，谁也不能免俗。对于熟识的作家，你给人挑毛病，你是在显示自己高明吗？对于不熟识的作家，你批评人家，以后咋见面？现在公开刊发批评文章的报刊稀缺，好像只有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一直在坚持。我搞文学批评多年，有一次在一家大报发了一篇评论，是正面的，后来又投了一篇批评的，编辑给我退了，说一般不发批评名作家的文章。我的批评文章主要发在《文学自由谈》，其中《〈应物兄〉求疵》一文影响很大，至今还被不少论文援引。虽然我的批评都是从学理出发，力求公正客观严谨，但还是有所顾忌，批评终归需要勇气，有多少作家能做到胸怀坦荡、闻过则喜？所以，批评文章不好写，写了不好发，这是文坛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