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不断遇见自己的故事

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这篇文章中说：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接着，他又说：在讲故事人的形象中，正直的人遇见他自己。他似乎说出了故事生根人间的秘密。这也是从古至今故事大行其道，泛滥成灾，被人在憎恶中仍不舍喜欢的心灵魔咒。

《乌龟的慈悲》故事发生在小镇。主角是三个孩子。不，是两个，我和乌龟。其中的女孩，我的妹妹小颖——后来死了。但她仍活在故事里，活在故事中人的记忆里。故事就是这样，由活着的人来叙述死者或往昔。小镇生活是平静的。有一天，这种平静被打破了。乌龟一家闯入小镇，他们是归来者，带着某个时代一夜暴富者的庸俗特征和符号（阔气的新房子、昂贵的家具、桑塔纳轿车、时髦的打扮等）进入叙事。小镇生活的平衡发生了摇摆。形式上的贫富阶层对立出现了，它所讽喻的现实对象——乌龟一家，站在了小镇人眼中的阴暗面。这一家人的父亲，被小镇人喊作大野猪，母亲被称为兔子，他们的儿子就是乌龟。

叙事起始，我和妹妹出场，那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背负了“使命”，并代表了点什么。这是故事承载，也是人物命运。毫无疑问，孩子的天性是善良的。但在善良的另一面，阴影里横躺着罪恶。我带着妹妹偷偷溜进了乌龟家的房子，这行为本身贴有原罪标识，但并不意味着已先天具有了精神上的罪感。他们钻过狗洞进入院子，走到正屋门前，发现“门没上锁”（原本是想砸玻璃的），便轻易地闯入了他者之家。在“客厅”里，他们看到了“电视、沙发、茶几”这些时髦东西；在“卧室”里，又看到铺着“蓝色条格床单”的木床，新式组合家具，衣柜内的缤纷衣物；以及后来出现的“婴儿车”“小自行车”“架子鼓”，还有能够吹响的“口琴”；然后——他们在另一间屋子里，看到了乌龟，一个身体患有残疾（像是小儿麻痹症）的男孩。“贼”和“主人”（他们的身份是可疑的）意外撞见，彼此便被惊吓住了。在一阵简单的对峙过后，很快就又得到和解。孩子毕竟单纯。和解的条件是，他俩陪着乌龟玩游戏，玩一种叫“骑大马”的游戏。游戏玩累了，歇过一会儿，乌龟说，“我们来玩抢劫游戏，你俩当强盗。”故事瞬间出现反转，像溪流跌入大河，变得汹涌起来。

我和小颖进入乌龟家，就是来实施“盗窃”的，乌龟提议玩“抢劫游戏”，简直就是不谋而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角色的，孩子会玩得更天真，更投入。“我手持菜刀，小颖举着擀面杖，乌龟缩在墙角瑟瑟抖动。”一切都像真的。一切都变成了真的。抢劫开始了。它不是简单地在记忆中还原，而是被接渡到了故事现场。“强盗”拿到了“口琴”“金项链”“存折”“玩具汽车”，凡是能拿走的，强盗都不会放过。那些拿不走的呢？按照强盗的逻辑，是不应给主人留下的。那么它们的命运只有毁掉。于是，“电视机”“茶几”被砸了，“沙发”被撕裂了，衣柜内的“衣物”被剪坏了。“强盗”的破坏很成功，不久“乌龟的家变成了垃圾堆”。叙事推进至此，也像进入一个小高潮，形式上的弱者变成了强者，虽说这不无游戏质地，毕竟它真实地发生了。“乌龟观望着这一片狼藉，满意地笑了。你们干得真棒，他赞许道。”或许是游戏太逼真了，就变成了灾难。我和小颖带着“赃物”离开后，不甘游戏结束的乌龟，放火烧了房子。他自己做了回强盗，把一场游戏彻底进行到底。

三十年后，我和乌龟意外相见，所有回忆都变成通往救赎的幽暗小径。乌龟问，“小颖，怎么死的？”我回答说，“是突然发高烧，延误了就医，烧到了脑子。”我和乌龟都清楚，小颖是那场“强盗游戏”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则成了一生背负罪责的罪人。那种几近原始的阶层对立消失了吗？没有吧。只不过像更换过布景和道具的舞台，一切仍是现实版的活剧。在街上，“凯迪拉克”驶过的风，带起一百元的纸币，装残疾的乞丐像玩偶一样跳起，追逐而去。在洗浴城的按摩床上，乌龟指着自己的残腿，对为他服务的技师说，“亲亲它，给你双倍的价钱。”而他的那条残腿，“有胳膊那么粗，微微蜷曲，上面爬满蚯蚓一样的青筋”。

对于现代小说，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其在技术手段上的所有尝试与实验，写作者寻求创作突破的努力，变成了自我革命。当经验不断遭遇贬值的断崖，我更倾向于认同本雅明的部分观点。小说就是讲故事，在故事中让人不断遇见自己。《乌龟的慈悲》就是作家李浩然讲的一个故事，但我不敢说他人会在这个故事中遇见什么。我读到了故事散发出的魅人气息。它像装在记忆的套盒里，打开一层，就又看到下一层，然后，又是一层——这样无限打开之后，最后的内核呈现，却像看到纸上的一句无字谶语。而理解了这一切的人，内心却是满的，满得再也装不下任何事物。

（左马右各，原名骆同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当代》《十月》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作品。）

特约编辑：耳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