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写作与无限阅读之间

作者: 左马右各

读罢秦汝璧的小说《心曲》,让我想到了罗伯·格里耶,想到了他的小说《橡皮》,甚至还想到了埃里克·侯麦和他的小说《面包店的女孩》。这种瞬间走神,并不说明什么,只能是说在有限写作与无限阅读之间,存在着丰沛、涵泳却又不为人知的秘密联系。

“画家画出了人的孤独。画家故意隐去了性别。这就代表了普遍意义上的人……普遍的人有一种普遍的孤独……” 这段话引自小说《心曲》。是小说人物许永震在参观一个朋友的画展时,听到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女人对另外一个人说的。若将文意延伸,它还可以这样理解,作家写出了“人的孤独”,“普遍意义上的人”所具有的“普遍的孤独”。不过这种孤独,已经褪去其所特有的精神底色,在无聊庸常的生活磨损下,变为颇具解构意味的“一地鸡毛”。

“事端”是打开小说的切口。《心曲》的事端,是“一个耳光”。小说人物许永震打了自己女人一个耳光,却怎么也想不清事发缘起,并陷入魔怔一般的自我追问中。由此,故事开启延宕,小说其他人物林晓月(许永震新婚不久的妻子)、朱丹(前任女友)纷纷出场,接着又牵连出林晓月的父母。“事端”继续扩大,许永震的“个人史”亦简笔勾画出:一个十六岁离家,外出闯荡的“成功者”肖像。笔触虽简,却也传神,不经意间还有划痕闪露时代破绽。他有多成功呢?可从一件小事看出端倪,他喝了点酒,请代驾,“代驾司机嫌车太豪华,不敢开,拒绝了他的订单”。

林晓月和朱丹生长在城市,都是高学历女性,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身份光环,无疑附带着(作家)刻意强调的下笔凿痕,它也成为满足或吸引许永震的“虚慕”筹码。经过一番内心的缠斗与权衡,许永震点选了林晓月,而删除了朱丹。爱情的高光,从来遮不住人世间熙来攘往的利益斑点。在他们结婚不久的一个晚上,因为一件小事,许永震打了林晓月一个耳光(不知是因为她没去看朋友的画展,还是裸着双腿在家里来回走动去拿厕纸)。林晓月挨了打(许永震脖子上也有一道伤口),当然不能忍受,她报了警,警察也来了,她的意愿是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警察一番例行公事的操作完成后,并未如她所愿,起身走了。林晓月无法容忍这种结局,也回娘家了。她给自己找了一个比挨打更合理的理由,小区临近的工地施工,一台混账的挖机日夜不停地工作,影响她的休息。而在这期间,两个人展开了一番既冗长又乏味的对话,归指锁定在“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动手,她不知道为什么挨打。我们由此看到,婚姻生活并非仅是仪式数量的加法,而是个体处于同顶屋檐下的“精神离群”,所有事端像发生在别处,当事人与他者完全混淆和失去了边界。作家试图通过对话推进叙事的努力,凭空掉入小说人物彼此之间不乏行为自否的尴尬语境,在看似受限的视域维度完成某种颇具讽喻效果的群体指认。

孤独是整个现代社会(文学)的简码。在小说中,许永震被赋予了城市闯入者的身份,如果给他换个身份,那种属于现代的“人的孤独”,会消失吗?不会。它只会是换一个方式被重新呈现出来。这样的假设推及到林晓月、朱丹以及林晓月同为教师的父母,也是一样具有普遍有效性。再逍遥一点,把这份孤独扩延到那只被呼作“白居易”的黑猫身上,亦无不可。作家也为此提交了文本印证。不妨去看小说,它发生在许永震看完画展出来。

外面冬阳正好,行人匆匆忙忙,也不知道他们正在忙什么。机场有飞机刚起飞,轰轰声在人群的头顶盘旋,久久不散去。他走进人群中,一下子看不见他了。傍晚时候,他出现在一家火锅店,似乎来早了一点,店里人不多,只有两个位置有人。他打了一圈电话,想要约人出来,没有人接,到底还是一个人吃了火锅。

这是一个颇为精彩的段落,它像一扇气窗,撑开小说的叙事空间。那只貌似突然出现却像先天存在的眼目,看见“他走进人群中”,又“一下子看不见他了”。这不是简单的时间位移和流动,在这里,每个词句都仿佛获得自身之外的承载,驶上没有“超载”纠察的叙事高速路。许永震“打了一圈电话”,约了个空,只好“一个人吃了火锅”。这偶然吗?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件事,发生在他的女人身上,“就连最好的朋友,在林晓月给那只猫过生日的时候都没有过来。”这样的文字刀锋,既寒彻又克制,它不无戏谑地划开世态的温情表象,直抵危机下的人性困境。

生活(婚姻)像一座无形的城堡,困住了所有人。每个人都想突围,但谁又敢肯定突围不是自投囹圄呢?当整个社会弥漫着利益疑云,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任何情感冲突,都得置放在利益这架天平上称重权衡。小说结尾,林晓月的父母把女儿送回家来,许永震所能做的就只剩下“给他们打开门”了。毕竟生活还要继续,未来仍像前方一样未知。

(左马右各,原名骆同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收获》《当代》《十月》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作品。)

编辑: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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