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街道

老戏院

老戏院在街道北边的十字路口东南角，对面是乡中学，后面是王家村，南边一墙之隔，是乡政府大院，北边和卫生院隔了一条巷子。老戏院的大铁门，常年大敞着，以至于来来往往的人，都以为老戏院没有大门。

周围的商户，还有街道往来的人，不管男女老少，内急时，都会跑进老戏院里，找一个自己觉得合适的位置，解决一时之需。有不熟悉情况的人，突然闯入其中，那股扑面而来的恶臭，简直要冲得人一个趔趄。

老戏院的院子，比隔壁乡政府的院子还要大一些，二十多亩地应该是有了。除了最北边高出一截的戏台，其余都是空地。空地上，除了角落里长着几棵孤零零的歪脖洋槐树，其余都被荒草占据着。成片成片的荒草，让偌大的老戏院更显空荡，透着一丝无法言说的凄凉。

戏台是民国旧物，坐北朝南，砖混结构。站在戏台上，感觉极空阔，稍微一点动静，就能漾起回声来。戏台上，包括后面化妆换衣的耳房里，跟院子里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垃圾。

每年春时，我们一群孩子，都会去老戏院里找刚长出来的小杏树和小桃树。那是前一年赶集，人们在老戏院里看戏时，吃完杏子和桃子，随手扔下的核长出来的。我们一个个猫着腰，在荒草中寻找着小小的目标。找到了，便拿铲子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回家栽到墙根下，盼着它快快长大。每年我们都能挖出至少五六棵树苗子，墙根下栽下的树苗子可谓不少，可惜没有一棵长大的，甚至长到第二年的都很少。

夏忙时节，甘肃宁夏一带的麦客，一人背着一把镰，先南下河南收麦子，再一路北上，进潼关，入关中，最后来到我们渭北。等收完了渭北的麦子，他们就该马不停蹄地奔向自家的麦地了。麦客一个个瘦而黑，结实而沉默。他们成群结队从东边塬上下来，径直走到老戏院里，把戏台上稍微打扫一下，去后面王家村的某个麦场上撕几把麦草回来铺在身下，便是暂时歇脚的床铺了。

麦客们刚在戏台上歇下，就有三三两两的人走进来，挨个打量着他们。见有人来了，那些原本躺着的麦客，一骨碌坐了起来，显得端正精神。那表情和眼神，仿佛是在说：选我准没错，我可是割麦子的老把式。被选走的人，自然是幸运的。没被选中的人，也不用丧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到老戏院，把几乎所有的麦客请回自己家去。即便那些头一次出门当麦客的小后生，也会有人给他们机会。只要肯下力气，敬重粮食，就能把这活儿干好。下一年再来，还会有人请去割麦子。只一周左右的光景，渭北高原上的麦子，就收得差不多了。麦客们收拾起再简单不过的行李，拍拍身上的柴草和灰土，就此踏上了归乡的旅程。

进了农历七月，一直大敞着的老戏院的大门，忽然不知道被谁锁上了。过了几天，有人趴在门缝上朝里一望，才发现原先汹涌的荒草不见了，那些风干了的大便和各种垃圾也不见了。老戏院里变得干净整洁。人们马上明白了，哦，马上要赶大集唱大戏了。

老戏院一年一度难得的高光时刻到了。

三天的大集，三天的大戏，老戏院里，白天晚上都人山人海，墙头上、树上、涯畔上、房顶上都是人。戏台上吼的是秦腔，穿着戏服化着戏妆的戏子，哇哇呀呀，唱念做打，比电视剧可好看太多了。可我们从来不会规规矩矩地坐在台下看，更何况最好的位置早被别人占了。我们挤到戏台跟前，踮起脚尖，仰着脖子，看着戏子们在我们眼前走来走去。甚至，趁着看门人不注意，溜到后面，挤在耳房门口，看戏子们在里面变戏法似的画脸换衣服。我们一个个痴想着，要是自己也能画一张武将的脸谱，穿一身五彩的衣裳，戴一顶珠光宝气的头冠，拿一把威风凛凛的大刀，那就太好了。

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戏子们收拾好大包小包的东西，坐着班车走了，戏院又一次被人遗忘了。

粮站

粮站在街道南边，对面是信用社，右边一墙之隔是油坊，左边一墙之隔是综合厂。黑色对开大铁门两边的墙上，各印着四个鲜红的大字：粮站重地，严禁闯入。这八个大字，把粮站的地位和威严，昭告于天下。其实，即便墙上不刷这八个大字，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浑孩子，都知道粮站是个禁地。偶尔，我们从粮站门口经过，总觉得那大门口，要是再站上一个威严的哨兵就好了。

粮站偌大的院子，地面是水泥铺过的，平整极了，也干净极了，在上面晾粮食或者扬场，再合适不过。大门进去右手边，有个砖砌的筛台。交公粮的时候，麦子没过验粮员的关，就得拉到筛台上来，从顶上的入口倒下去，过几遍铁丝网筛子，确定没有杂质或者秕子了，才能再次装袋，让人家验货。大门进去不远，宽阔的水泥地两边，是连排的粮仓，房高足有十几米。那一扇一扇的门，比门口的大门还宽还高不少。每年全乡几十个村的公粮，全都交到了这里。过了粮仓，是一道红砖墙，中间有个月亮门。进了月亮门，是个小院子，对面盖着一排大房，有宿舍、食堂，还有办公的地方。院中间长着一棵核桃树。核桃树枝繁叶茂，罩住了大半个院子。院子右手，右边粮仓顶头的地方，放着两台三角状的传输机。钢架的结构，黑而厚的传送带，可伸缩，高度也能调节。交公粮时，粮仓里堆得差不多了，就会把传输机推进粮仓里，粮食通过传送带，运到最里面或最顶上，把粮仓填得更高更满。

每年秋天交公粮时，一直紧闭着的粮站大门就敞开了，里里外外前所未有的热闹。来自各个村的人，一个个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自家最好的粮食，一点一点地往前挤着挪着。烈日下，黝黑粗糙的脸上汗水长淌，都巴望着挤到检验员跟前，最好一遍验过。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检验员的心情，也并不总是那么好。有时候，即便你拉来了自家最好的麦子，收拾得已经无可挑剔，可人家就是验不上，你就得照着人家的话，再去晒一遍，再去筛一遍，才算达到要求。

我们家从来不挤那个热闹，父亲早逝，我们孤儿寡母，想挤也挤不过。我们总是等到所有人都交过了才去，反正我们村就在镇上。

每次去粮站交公粮，架子车拉到空阔的院子里，母亲和我都有些不知所措。我们先把麦子拉到粮仓跟前等着，借那高高的屋檐躲一下太阳，顺便等着有人出来看见我们，把拉来的麦子给验了。有时，没等多少工夫，检验员就从月亮门里出来了，看见我们后，就来给我们验了，我们很快就能回家。有时，检验员出来了，却像没看见我们似的，径直朝大门口走了去。母亲怯生生地叫一声，声音那么小，好像生怕惊扰到检验员似的，他可能听都没听到，也就不可能转过身朝我们而来了。我们只好待在原地，等着他回来。有时左等右等，小半天过去了，仍不见检验员的身影，母亲只好出去找。不难找，不管是在月亮门里面，还是在外面街上，很快就找到了。母亲讨好地笑着，跟在检验员身后，来到粮仓前的磅秤旁，看着他坐在磅秤旁的椅子上，示意我们把袋子抬上去。我们赶紧照做。他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手里拿着那根熟悉的铁钎子，随意地扎进袋子里，又抽出来，倒在手心里，凑近看了又看，还捏了几粒麦子，扔进嘴巴里嚼了嚼。如果他点了头，我们便一颗心放了下来，乐得抬起袋子就往粮仓里倒。要是他眉头一皱，大概率我们就得把麦子再在烈日下摊开来晒一遍，再去筛台上筛一遍，才算过了关。粮仓门打开了，母亲和我吭哧吭哧地抬着麦子，踏着木板，艰难地上到最顶上，把麦子倒在最上面。我踩在粮山粮海之上，看着这数不清的粮食，瞬时头晕起来，进而心生恐惧。

某个夏日午后，我们几个小子，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突然想冒险去粮站里一探究竟。我们从粮站的后墙翻进去，蹑手蹑脚地来到那个小院子里，爬到那棵核桃树上，摘了不少青皮核桃，又跑到运输机上，玩了一阵“滑梯”，直到屁股烫得受不了才罢手。猛然看到一扇门上挂着“食堂”字样的牌子，门又意外地没锁，便推门而入。案板上，放着雪白的馒头，还有花卷。我们便拿了花卷吃，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得肚子滚滚圆。

（吕不二，本名吕荣波。作品见于《长江文艺》《美文》《青年作家》《滇池》《朔方》《黄河文学》《文学港》《草原》等。）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