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现当代文学传统的生成逻辑与时代品格

郭宝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华商学院特聘教授，河北省政府特贴专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首届河北省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评论文章190余篇，出版《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等专著7部。

赵振杰，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评论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曾获《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十、十一、十二届河北省文艺评论奖。著有文学评论集《萤火微光：文学的散点与聚焦》。

一

赵振杰：郭老师您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从文学史的角度回顾和重温河北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厘清和考察红色文脉与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当前的文学实践、理论创新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在此向您请教几个关于河北现当代文学与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问题。在展开讨论之前，我想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下何为“河北文学”，何为“现当代河北”。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河北现当代文学”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在您看来，“现当代河北”的具体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界定？

郭宝亮：“河北”这一省名是1928年6月间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训令改称的。此前，无论是清朝末期还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民国时期，今河北省所属区域均称“直隶”。在清末，今河北省与北京市、天津市基本上同属一个省。天津在当时不仅一直受直隶省管辖，而且自同治朝以后更逐渐成为直隶省事实上的省会。即便是北京，在当时也兼属直隶省，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受朝廷“直辖”。民国建立之初，地方行政区划一开始仍沿袭清制，河北省仍称直隶，辖清末之12府、7直隶州、3直隶厅。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命令，决定废除府一级建制，同时所有直隶州、直隶厅及散州、散厅均统一名称为县。顺天府因系首都北京所在地，特予以保留并直接隶属中央，这是北京与直隶省完全脱离隶属关系之始。1928年6月北伐战争基本结束时，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决定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同时决定撤销京兆区，将其所属20县全部并入河北省，将北京易名为北平，特置为受国民政府直辖的特别市。1930年6月国民政府曾决定将北平市改为河北省辖市，但至当年11月又恢复其为特别市。这样，在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1928年以后原京兆区所辖各县都划归河北省，另一方面则是曾经作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民国首都的北京市和后来的北平市，除去1930年的短短几个月外都一直由中央政府直辖，与环绕着它的直隶/河北省不再存在兼属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河北省的行政区划又陆续发生过一些较为重大的变更。一是察哈尔省、热河省相继撤销，部分县重新划归河北省。二是天津与河北的几度分分合合。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一开始为中央直辖市，到1958年被变更为河北省直辖市，河北省省会也相应地由保定迁至天津。但到了1967年天津再度升格为直辖市，河北省省会只得再度迁出，先是在保定，后来在石家庄扎下根来。三是部分县重新划归北京和天津。1928年北平、天津两市被确立为特别市时，原京兆特别区域所属20县已全部划归河北，天津特别市在当时亦未下辖县。所以现在北京、天津两市所辖各县（区），基本上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河北省划拨过去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行政区划几度变更，概而言之，由于察哈尔、热河两省的撤销和今张家口、承德两地区的回归，河北省的版图就其外缘来看，较之民国时期无疑更接近清末时期的直隶省版图。但北京、天津两座大城市的直辖，特别是天津与河北之间的分分合合，无疑给当代河北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现当代河北文学的研究范畴。首先是籍贯意义上的河北作家，即那些生长在河北，又长期工作在河北的作家。其次是虽然不是河北籍的作家，但长期或者一段时间在河北工作，有的甚至还担任过河北文艺界领导职务，比如康濯、丁玲、刘真、袁静、孔厥、邵子南、汤吉夫等。再次是后来定居京津的作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如孙犁、梁斌，虽然他们后来都到了天津工作生活，但他们的籍贯在河北，部分重要作品在河北完成，而且取材和生活基础也在河北故乡。另外一种如王蒙、浩然、蒋子龙等作家，他们的籍贯或祖籍虽然都是河北，但他们的主要创作却是在京津时期完成的，故而不能算河北作家。当然，由于河北行政区划的频繁变更，这个研究对象范围只是相对而言的，进入研究视野的作家，我们关注的是其创作与河北的关联，而没有纳入研究视野的作家，我们看到的是其创作与整个河北文化特征的疏离。因此，在研究对象取舍的问题上，虽然颇费思量，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赵振杰：众所周知，自五四以降，河北新文学伴随着中国社会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完成了文学的现代化过渡。李大钊先生无疑是河北新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新文学要有“宏深的思想，坚信的主义，博爱的精神”，应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并在一系列政论文章中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其作品均有很强的启蒙性和革命性，从而为河北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现实主义总基调。那么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潜在的红色基因和政治品格又是如何沉淀在作家的潜意识中，支配和影响作家创作的？

郭宝亮：当然，政治与文学本来就不可分。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谓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不过，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是以审美的方式来显示意识形态的，较之于一般的意识形态而言，文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在这四要素中，作品是作家对生活世界的体验凝结而成的认识的反映，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激活了自己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并反馈到作家的创作中。因此，作品是核心，而世界是一切创作的出发点。从这一意义上说，河北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河北这块大地上人民生活斗争的自然产物。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于北平，而北平与河北在地缘上血肉相连。新文化运动史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前史，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就是河北人。随后的“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等，河北大地经历了中华民族最严峻的血与火的淬炼，政治成为生活中的第一现实，也成为文学表现的第一生活素材，天然的红色基因和政治品格，又怎能不支配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赵振杰：是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河北文学的发展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气象与风貌。为配合抗战，根据地和解放区各条文艺战线纷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浪潮，“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战地剧社运动、街头诗运动、歌咏运动等层出不穷。河北作家阵容也空前壮大，集结了全国的文学精英。丁玲、康濯、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周而复、邵子南、孙犁、田间、王林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名作家云集于此，相继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且“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为何当时晋察冀根据地和解放区会吸引来如此之多的知名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儿女英雄传》《我的两家房东》《地雷阵》《雨来没有死》《白求恩大夫》等重要作品均集中产生于河北，其背后原因有哪些？

郭宝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如火如荼，自然会吸引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行列中。丁玲是第一个到达陕北延安的知名作家。后来她又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创作的一系列描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的优秀作品出现在河北，首先是毛泽东抗战文艺思想的指导，为晋察冀根据地文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其次是这块大地上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艰苦卓绝和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使然。

赵振杰：正如您所说，毛泽东抗战文艺思想的指导，为晋察冀根据地文艺繁荣的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科学系统地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根本性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然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以“告别革命”“反思历史”为核心诉求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革命作家及其作品都曾一度遭到不同程度的轻视和贬低，您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对于这一现象作何评价？

郭宝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确出现了一些轻视贬低革命文艺的不和谐声音。当时情况下，大家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愤怒导致了情绪上的不冷静，有些人把“启蒙”与“革命”对立起来，认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失误都是由于“革命”压倒了“启蒙”的缘故。近些年来情况变得好起来，大家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革命文艺，开始重视革命文艺，是一种好的现象。

二

赵振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集结在河北的作家群体中有人离开河北赴京、津和军区部队，河北创作队伍锐减，不过从战火硝烟中走来的新锐作家们，自觉秉承起解放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两个创作领域走向全国文坛的最前列。徐光耀、李英儒、刘流、雪克、李晓明、邢野、刘真等革命作家把真挚的情感化在纸上，将革命激情和文学才情熔铸成了恢宏篇章，不仅形成了河北“红色经典”创作高潮，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坛提供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您看来，河北“红色经典”创作高潮的出现，其背后的历史动因是什么？这一时期的创作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文学，在美学风格上存在哪些异同点？

郭宝亮：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北文学中的“红色经典”创作迎来了高潮，出现了《红旗谱》《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新儿女英雄传》《战斗的青春》等优秀作品。我认为其背后的历史动因就是许多作家转入较为安定的生活，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坐下来好好把战争年代经历的革命斗争生活细致地深入地回忆梳理，把这些红色岁月写下来，沉淀在作品中。因此，这一时期的创作比起解放区时期的文学明显见出从容和深刻。比如梁斌的《红旗谱》，1934年作者在“左联”刊物《伶仃》上发表了以“高蠡暴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1942年又根据同一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后又将其扩展为五六万字的中篇《父亲》，即《红旗谱》中朱老忠一家故事的雏形。《红旗谱》全书，1942年开始构思，经过长期酝酿，于1953年至1956年间完成了三部曲的初稿。经过反复修改，1957年底出版了第一部《红旗谱》，1963年出版第二部《播火记》。第三部《烽烟图》初稿“文革”中丢失，“文革”后几经周折而复得，精心修改后，于1983年出版。第一部《红旗谱》，成为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最为重要的“红色经典”之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说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中的“三红”的第一“红”就是指的《红旗谱》。《红旗谱》史诗性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北大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殊死斗争，描绘了中国现代大革命时期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且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了很大的长进，梁斌将西方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融会贯通，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起来，特别在人物心理描写上做到了“比中国古代文学细一些，比西洋文学粗一些”的艺术效果。从美学风格上，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呈现出更加崇高壮美的风格。

赵振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河北文学又迎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贾大山的“高山仰止”，铁凝的“独树一帜”，到陈冲、陈超的“双峰并峙”，再到“三驾马车”“河北四侠”“燕赵诗群”的迅速崛起，河北文学朝着繁荣创新和兼容并蓄的方向阔步前行。作家们扎根燕赵沃土，紧跟时代步伐，助力改革开放，创作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不断丰富和拓展了河北文学传统的内涵和外延，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精神食粮，向世人展示了燕赵文化的独特魅力。就整体而言，新时期以来的河北当代文学呈现出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文坛层出不穷的文学创作思潮（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派、先锋派、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实验小说、女性小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相比，这一时期河北文学存在哪些优势与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