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土炕

老屋，是父亲用三百元钱从一陈姓人家买过来的“二手房”。老屋很老，房顶上的草被雨水、雪水冲刷得七零八落，应该是有年头没有缮房了。但这样一处老屋，对我们家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寄人篱下四处串房檐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一大家子七八口人过上了跟别人家一样，一条炕上吃、炕上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贫寒中自有一份暖意。土坯炕，便是这暖意的原点和中心。

每年立秋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到村子西边的场院里脱坯，准备拆旧炕砌新炕。在黏土里掺上麦草或高粱秸秆，加水，用铁耙狠劲地搅匀，放进坯模子里，用力踩实，再用泥抹子抹平整，轻轻从坯模子里磕出来，放在太阳下暴晒。一个坯模子一次可以脱三块坯，盘条大炕需要二三百坯，这是非常卖力气的苦差事，只有青壮年才能胜任。幸亏我有三个好姐夫。

脱坯费力气，盘炕却要凭经验。我们家盘炕，都是村里有经验的老师傅来帮忙。先将靠窗的地面整平，随后开始用土坯砌炕箱子。通常先用土坯砌成“己”字形烟道，俗话叫炕洞，再把土填在里面，这样更结实，炕面不易下沉。抹炕洞必须用黄泥，结实耐用。炕洞宽度不超过一块土坯的长度，高度大概有五六块土坯的厚度，卧坯顺向砌。每一盘土炕，睡上七八个大人没有问题，相对来说，东北农村的土炕都比较宽大。最后用土坯横向码满炕面，以添加碎草的黄泥抹平抹光。一切工序都做好后，再把炕沿搭上，一般家庭的炕沿都选用“水曲柳”或“黄玻璃”这样的木材。那时候的炕席，开始是高粱席或苇席，后来用地板革取代了。人们常说家暖一盘炕，这话确实有道理。

我们把土坯炕挨着厨房锅灶的一头称为炕头，另一边则称为炕梢。随着季节变化，睡土炕，睡的地方也有好坏之分。夏天，兄弟几个都想睡在炕梢，因为每天都要用大灶烧饭，炕头的热度加上天气闷热，一晚上都不容易睡着。而睡在炕梢就不同了，土炕的热度传到炕梢时，会减弱很多。到了冬天，又都想睡在炕头，即使冷风从窗户缝钻进来，也不会冷到蜷缩在被窝里头都不敢露。有时候，我们兄弟几个会为选择睡的位置而争执不休。最后还得母亲来调停，谁小由谁挑地方。我最小，所以夏天睡炕梢，冬天睡炕头。

土炕既是夜来安眠之所，也是农家的饭场。每到饭时，将两个方桌，一个放在炕头，一个放在炕梢，或者一个放在南炕，一个放在北炕。全家七八口人，年长的要么在炕头或者南炕，年少的要么在炕梢或者北炕。等过年过节，我们会把两个方桌并放在一起。一大家子人围绕在一起，也将那浓浓的亲情氛围凝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炕头还是孕育生命的“宝地”。春天，母亲将炕头的席子揭开，将废旧的脸盆里面装上土，种上茄子、辣椒籽，再隔三差五均匀地洒上水。由于炕头的温度高，种子很快就长出嫩芽来。绿意萌萌的炕头，别是一番风致。清明过后，秧苗移栽在小园里，个把月以后，就能长出辣椒和茄子。

东北的冬天，冷得不同凡响。一阵阵的旋风过后，大地冻裂的声音咔嚓作响。闲不住的乡民们开始走村串户，土坯炕便责无旁贷地承担下“接待”任务。全家人吃罢早饭，实诚的母亲将土坯炕烧得热乎乎，乡邻三三两两来了，有的双膝合拢盘坐在炕头，有的随随便便搭坐在炕沿，一把瓜子或一大盘子爆米花，一笸箩旱烟，几个冻梨，听着广播里的评书，闲聊家长里短、陈年往事，一切都是那样的无拘无束，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允许人们做一些“私人买卖”，我母亲是全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女人。她走到当时的吉林省德惠县，将鹅雏大批量买来饲养。鹅雏小的时候，特别不好养。即便是春天，也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够站立起来。为这，母亲就将我们平时睡的西屋土炕，完全倒腾出来，炕席一卷，就把那些鹅雏放在土炕上，每天定时给它们烧炕。大概一个多月的日子，我总是能听到土炕上那些鹅雏们活泼的嘎嘎声。

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搬回城里。城市的平房，不仅有床，也有一盘小火炕，只是燃烧物由柴禾改成煤炭。在一次大病后，我没有知觉的躺在炕上，这可把母亲吓坏了。医生把我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也根治了藏在我身体里多年的顽疾。医生嘱母亲，一定要让我好好休养一段日子。这样每天闲在家里自学，坐在火炕上我读了不少好课外书，对文学萌生了兴趣。有一天，灵感突发，便趴在火炕上写了平生第一首诗，投寄给当地的日报副刊，居然得以发表。有了第一首诗歌变为铅字的鼓励，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正因为有了当年那些作品累积，才有了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奠定了从期刊编辑、记者，到现在的红色报刊史料馆馆长的职业生涯。

故乡那几间老屋，因长时间没有人居住，加上年久失修，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了。但土炕留给我许许多多的温暖，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可以说，土炕，是我生命的福地。

（谢华，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北京文学》《光明日报》《当代》《草原》《散文》等。）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