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你就是我看不到尽头的隧道

每当我颤抖着穿过

鸣笛如灯，点亮我生命中每一个长夜

——题记

临近午夜，濡热逐渐消退，巨石般一直死死摁在我胸口的烦闷感，一点点地松动，有了脱落的迹象。窗户半开着，有细密纹路和洞窟的窗纱也被我收束起来，卷在最高处，我一个人呆站着，把烟圈吐向苍茫的夜空深处。烟头就要烧到夹着它的食指和无名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西里——那个打算从成都给我寄一整箱冰棍的男人。

西里高而瘦削，椭圆形的脸盘上镶嵌着一对大而深邃的眼睛。他实在是太瘦了，一米七五的个头，体重只有可怜的一百一十斤，这让我总担心他会消失在某阵风中，风筝一样，借着风势在高处飞，远离地面，远离线的羁绊和牵引。但西里快四十岁了，还活得好好的，两条精瘦的腿就如同两根钉子，牢牢楔在大地上，没有哪一阵风能把他带走，酒量也愈来愈好。

我和西里是多年的老朋友了，QQ时代就认识，头一回见到西里却是去年在成都的某个小酒馆里，我们分处天南海北的几个诗人朋友相约欢聚。西里那天兴致好极了，端起分酒器，一口气就干掉了二两，白的，泸州老窖。这个南方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准确来说，应该是阴影。我出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被外界盛传人均一斤酒量的地方。但我酒量不行，闻到酒味，胃部就会泛起阵阵酸意。可若真到了非喝一点不可的地步，努努力，肯逼自己一把的话，我也能干到一斤多的，不过是啤酒。西里那晚就着半条烤鱼和一碟花生米喝了一斤多泸州老窖，脸色微微泛红，思路依旧清晰，他硬拽着我们换场，要再喝点，好使自己充分地尽地主之谊。我没敢搭话，只是偷偷给阿杉发了信息，要她打电话过来，我好借故，名正言顺地当个逃兵。

我不知道西里后来又喝了多少，那天以后，我们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奔跑，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再联系。等再见到西里的时候，我们正好从北京坐同一列火车去长春参加一个诗歌活动。火车从北京开动的那一刻，西里用打火机撬开两瓶啤酒，他一瓶，递给我一瓶，边喝边调侃我上回在成都喝酒的糗态。我心想，得亏自己提前跑掉了，如果喝到最后，你看到的就不仅仅是糗态了。西里只知道我酒量不好，有损他心目中内蒙古汉子威武雄壮的形象，但不知道我偷偷让阿杉打电话帮助自己逃跑的事情。数落够了，西里又开始夸我够意思，明知道喝不动还能勉强撑到第一场散场，我心里惭愧得要死，西里拿我当兄弟，而我却找阿杉帮我解围。出于愧疚，我只好尴尬地举起酒瓶主动敬西里，并猛喝了两口，好为脸红找个借口。

在我印象中，西里一直都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获过几回业内闻名的大奖，出过几本反响不错的集子。跟西里相比，我只能算是一个初窥门径的诗歌爱好者，偶有作品见诸报端，但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好在我只是喜欢，不怎么在意结果，再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嘛。西里好诗、好酒，我好色；西里有光鲜的写作成绩和履历，我有阿杉。而最最重要的是，我常年患有偏头痛，这点也是西里不能比的。即便西里有一天也能把自己搞成偏头痛，但他也没机会再因此而结识一个阿杉。

我和阿杉相识纯属偶然，阿杉是我的主治医生，我是阿杉的病人。我常年患有偏头痛，而且这偏头痛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在金矿上熬夜班熬出来的毛病，当时年轻，还不觉得有什么，这几年有了把年纪，偏头痛就时不时地找上门来，睡晚了会疼，想多了会疼，多少喝口酒，第二天醒来也会疼。而这一回，干脆疼得毫无来由。自打上回在西里的介绍下去过北京那家医院，听漂亮中略带点邪性的阿杉叮嘱过以后，我已经有些日子没碰过酒了，饮食有度，睡得早，起得也早，作息时间比以前规律了许多。难道是前几天淋雨的缘故？我琢磨着，既然搞不清楚原因，反正都是个疼，索性也不管了，就趿拉起拖鞋，起身从冰箱里搜出一听可乐，又去电脑桌的第二格抽屉里找烟和火机。

我后来才知道阿杉真名叫易杉，只是身边朋友们都喜欢喊她阿杉，易杉也就变成了阿杉。头一回见阿杉，我足足在路上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换了好几回公交和地铁。等到了医院，挂了神经内科的号，又排了近半个小时队才轮到自己就诊。谁知进去后，阿杉头也不抬，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毛病？”我一路折腾，正一肚子气呢，听到这话顿时火了，张嘴就怼了一句：“我要知道什么毛病还花钱找你干嘛？”

阿杉抬起头，扫了我一眼，要过挂号单，询问了一些基本症状后，开出一张脑CT缴费单给我，让我去一楼收费处缴费，缴完费再去二楼CT室做检查，拿到结果再去找她。我看看时间不早了，担心上午做不完检查，就一路小跑着去缴费，然后又带着单据去往CT室。排队的间隙，我又想到西里的叨叨，在西里看来，这毛病纯粹是我自己作出来的。平时懒得锻炼，生活饮食又毫无规律可言，等到身体开始报警，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浑不在意。这些小问题看似不起眼，但如果不逐一解决，任由它们坠入时间的深渊，自由发酵和沉积，就会慢慢地织成一张巨网，造就难以突破的困境。这困境从来都不是虚无的，而是具体的、真实的，可能是偏头痛，也可能是神经衰弱。总之，它们现在细微而真切，像房子里的床铺、椅子、桌子，或者是桌子上的一只水杯，甚至，一只打火机，具体到不用睁眼，都能够一一触摸得到。

阿杉是个无法轻易触摸到的例外，可能是长久从医养成的习惯，她的问询总是简单、直接，如匕首一般，每一句都闪动着冷冽的光芒，直达病灶。她做事干练，微胖的手指飞快地划过键盘，一纸处方就开好了。我仔细端详过她好几回，看上去约摸三十上下的年纪，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小巧的圆框眼镜，皮肤略显黝黑，却紧致，脸上始终流露着某种似乎永远也不会犯错的自信神态。但阿杉还是犯错了，在我身上，在我第三回找她做检查的时候——阿杉开了两张一模一样的CT单给我。我像是从一台运转精密的机器身上终于发现了破绽一般，突地站起来，甩了甩单子。

“同一天需要做两次CT吗？”

“哦，可能是开错了。”

阿杉麻利地从我手中抽回一张单子，尴尬地笑了笑。我原本等着阿杉着急起来，希望看到她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变得慌乱，但她并没有让我如愿，临出门的时候，又叮嘱了一句：“作息时间一定要规律。”

这个女人有点意思，我在心底悄声嘀咕着。等拿到CT报告单再去找她时，我厚着脸皮，以方便沟通治疗为由，要了她的电话和微信。

火车穿过几条隧道，长蛇一般在山间穿行。正是午后时分，隔着车窗和窗帘透到座位上的光线时明时暗。车速越来越快了，我知道，绵延的山区已经被远远地甩在我们身后了。西里还在喝酒，脚下已摆了五六只空瓶子。和我不同，西里越喝越显得思路清晰，他见我讲到要了阿杉的电话和微信就不言语了，催促道：“后来呢？”

“后来，谁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呢。生活充满了变数，我们都不过是暂时坐在火车上的乘客，谁知道旅途会有多久，谁又知道终点站是哪里呢？”我正对着窗外发呆，一时没反应过来西里的这个后来指向什么，潜意识里，我的确对我和阿杉的感情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医生，一个病人，究竟该不该开始这样一段感情呢？

“我所说的后来，意思是，你们怎么就搞到一起了呢？”西里喝了一口酒，不满地嘟囔着。

“搞，多难听啊，亏你还是个诗人。”我剜了西里一眼，不再搭理他，独自对着车窗外缓缓西沉的落日陷入回忆。病情好转一些的时候，我以感谢阿杉为我提供良好的治疗为由，约她在一家内蒙古风味的餐厅吃饭，她爽快地答应了。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我以为言简意赅惯了的阿杉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毕竟找她看病的病人那么多，我除了有限的几次问诊经历，几乎跟她没有多少交集。私下里，我们虽然加了微信，但阿杉要忙工作的事情，即便说话，也仅限于日常问候，深入交谈的次数屈指可数。为了珍惜和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在和阿杉吃饭之前，我特意打电话给西里，请教他第一次和女孩子约会，该不该准备礼物，准备什么礼物得体。只是这多少有些病急乱投医的味道，西里是资深老光棍儿，如果懂得处理这些细节问题，他也不至于混到现在还是单身了。事实证明，我的推断没有任何问题，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西里正坐在阳台上自斟自饮，他建议我上百度去搜搜看，不要拿这些俗事打扰他喝酒的雅兴。无奈之余，我也只能求助百度，百度上给出的建议是送花，黄玫瑰搭配向日葵，也不需要太多，几支即可。出于紧张，我几乎忘了那顿饭我和阿杉都聊过些什么，但一直记得她接过花的那一刻，神情多少有些怪异，不过很快就调整了过来，紧接着就以一副风轻云淡的口吻问了句：“你是打算追我吗？”

我没敢给出答案，或许在我心底，暂时还没有确定的答案。那次见面以后，我又约阿杉去过香山公园、陶然亭、长城和故宫，随着接触的频次不断增加，我们的话题终于多了起来，不再局限于偏头痛的医治和防护问题。可能过了一个月，也可能是两个月，在进一步熟络之后，趁阿杉休假，我们相约坐火车去了一趟我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回来的途中，我趁阿杉不注意亲了她一下。再之后，阿杉就成了我现在的女朋友。阿杉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我的内心深处，抗拒西里用的那个“搞”字，这字眼不正经，偏颇，而我和阿杉的感情，可是实打实亲出来的。

西里喝到兴头上，开始聊他喜欢的外国作家和作品，那位他一直喜欢的英国诗人D·M·托马斯所创作的《白色旅馆》，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有很大一部分正好发生在飞驰的火车上。西里管D·M·托马斯叫字母点托马斯，他总觉得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得不够丰满，至少女主人公丽莎·厄尔德曼身上的性饥渴源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佐证。但西里也承认这部小说是诗意盎然的语言迷宫，梦境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和折射，只有在梦中，丽莎·厄尔德曼才能够一点点摆脱那些难以言说的阴影，得到慰藉或者解脱。我的观点和西里稍有不同，尽管我也敬佩D·M·托马斯天才般的诗人构思，但我并不喜欢这部小说，或者打心眼里，我更希望这部小说是由别的什么人完成，油漆工、痞子、落魄而倒霉的乡村教师，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词汇储备，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写出耐人寻味的生活细节即可。在我的认知里，车有车道，马有马路，诗人就该干好诗人的活儿，小说则应该留给小说家完成。

认识的这些年里，我和西里时常因为各种观点不同而产生或大或小的争执，但从不会彻底闹翻。西里知道我的认知局限所在，一个三流以外的蹩脚诗人，西里几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过能从我嘴里听到多少有意义的观点和话题。我们总在微信或者电话中激烈地交换对某一人物或事件的看法，无论过程多么艰辛，却总能在最后神奇地达成一致——那就是有扯这些闲淡的工夫，不如找个妞聊聊人生。每每这时候，我的心底就会升腾起一股自豪感来，我已经有了阿杉，只要我愿意，可以随时随地和阿杉聊人生或者做些别的事情，但西里还没有女朋友。

西里把生命中最热忱的那部分毫无保留地给了诗歌，他会精研每个句子，从语气到节奏，从节奏到整体结构，反复斟酌数次，然后才能定稿。可能这恰好是他在诗歌写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原因一定是他具备出色的敏锐度以及足够丰富的阅读和生活积淀。我总以为，西里会在某天遇到某位心仪的女子，值得他像对待诗歌一样倾注热忱和希望的女子，但这女子暂时还没能出现，至少在这列北京开往长春的火车上，在我们喝酒并天南海北乱侃一气的当下没有出现。记忆中，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家所在的村庄就修建起一座规模不大的火车站，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火车会从远方带来许多我们生活中必须的东西，肥料、糖果、蔬菜、器具、衣物以及那些我所陌生的还不能一一命名的事物。我也知道火车会把许多东西带往远处，具体一点的是人，比如我的村庄里，那些鸟一样飞往远方谋生的乡邻，比如带着文学梦前往他乡的西里和我，再模糊一点的是希望。

西里启开第十三瓶啤酒的时候，天色已经黑透了，远处影影绰绰的事物，长了翅膀一般，扑面而来，把近处的电线杆、村落和偶尔经过的行人都染上浓浓的墨色。西里的口齿已经有些不清晰了，我也感觉酒意在不断顺着喉咙上涌，妈的，我可能喝了有一斤半啤酒，多少有些醉了。

我又想起阿杉，想到我们在去往呼伦贝尔的火车上，紧紧依偎在一起。阿杉不再是个医生，我也不再是她的病人，恼人的偏头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甚至感觉四周空无一人，只有火车轮子辗过铁轨的单调哐当声，一点点钻入耳膜。那时候的我还年轻，充满幻想和活力，想写诗，写一首我死后还能被人们广为传颂的杰作。我当然还有别的幻想，但一直不敢对阿杉说起，那就是，我想牵着她的手，在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草原上狂奔，累了就并排躺在一起，或者脸贴着脸侧躺着，感受彼此的心跳。可能我会突然坐起来，把阿杉裹入身下，剥去她的外套，褪下她的镶着金丝碎花的洁白裙子，掠夺她，持续用力，从她身体内部不断挖掘出矿物质、水源以及粗重、短促而诱人的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