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

她几乎是预料到结果的。离开威海之前，她从医疗器械公司下班刻意晚走了半个小时。她站在一楼质检科的大玻璃窗前，看着领导们的车一辆接一辆消失在门卫的拐弯处。几个上白班的男工人还冲着玻璃窗打了一连串的口哨。从她来到这里的那天起，他们就这样充满热情，那口哨热烈而真挚，早已成为一种稀缺之物。因为隆冬的寒冷，他们又吹出一团团暖暖的白汽，算是最有人情味儿的告别。

不久前，他们因为她的到来而心神不宁，轮番被车间里的数控机床割破了手指，这不仅仅是人本身的问题，男性工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五，大家心照不宣，两性分配失衡应该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

确定除了厨师们在为夜班工人准备晚饭，钻在远处的食堂里没时间抬起脑袋，夜班工人已经交接了白班的工作，轰隆隆的机床又响了起来，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关注她了。她还是装作加班的样子，从对面小吴的检验废品盒里偷了一颗“髓内钉”（可从固定腿骨钢板中穿过），完美的深罗纹旋转可以有助于更深地刺入身体而不易拔出，她在手指尖旋转了一下，好似误装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现在，她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用报纸把它重新包好，准备带回银城去，以备自己最绝望的时刻可以用得上。

她以她是外地人的特殊身份求得了提前回家过年的特权。尽量想得周全些，为奶奶带些海苔之类的柔软的吃食，为爸爸妈妈带些干虾仁、扇贝丁、牡蛎等海鲜，妈妈一生都喜欢包饺子和包子。给外甥女带些可以磨牙助长的鱿鱼丝、墨鱼片。在离开之前，她对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如果我们还是想不到未来的方向，一切都结束了。”

话一出口，她拎起包冲出家门，一秒钟都足以让她重新想起些过去的生活，那些记忆会拦住她。坐在客厅里的姜南没有起身，他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表情，他盯着妻子的身子在包裹的重压下歪歪扭扭，像一个中年妇女迅速松垮下来的身体，却又因为决绝的劲头而整颗脑袋向前探出去，脖子需要有一段距离才能把迟钝的身体连接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运动过程。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她也在走向衰老，他不能再想些什么，能做的只有将整颗脑袋埋进自己的臂弯里去。

秦丽要回来了，自从来自威海的那通电话来到银城，他们就都在那里了。最先钻到门口的是外甥女朵朵，她挤在姥姥和姥爷身体的缝隙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她高喊着：“小姨，小姨。”期盼了一年的小姨会给她带些大海边神秘的礼物。

是妈妈执意要亲自来开门，她扎着一条蓝色方格的围裙，只需看一眼秦丽的脸，她就知道了女儿这一年在外的一切消息——秦丽的脸上趴着一只黄蝴蝶。妈妈沉默地走开了，回到属于她的领地厨房里去剥菜、剁肉。

爸爸只会站得笔直，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副过了火候的谦和样子，探着脑袋向门后望，他没有找到另一个人的影子，颤颤地问一声：“回来了。”秦丽唤了爸妈两声，径直朝客厅里奔。奶奶是内心最激烈身体最稳妥的一个，她像定海神针一样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方才遥望着门口几个高低排列的人，现在又都涌到了客厅里。

每年春节前的一周，秦丽和姜南总是要回来待上一两天，他们每一年都扬言明年就可以在威海定居了，他们这样扬言了十三年。两边父母家里各待一天，再算上来回路上用掉两天，家人与秦丽每年的重合密度为4∶365。是吝啬了些，但这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事情，每一方都为了对方不忍心多提出点额外的要求，只是今年来得早一些。

想想吧，中国每年离开家乡涌向陌生城市的人层出不穷，这样比例的家庭也许像涨潮一样，每天涨满城池，每天刷新人次。秦丽一想到那泥石流一样拥堵的车站，包裹像背在每个人肩上的大山，大山与大山在碰撞中引起人与人的争执。除了大人能从正常的车门挤上去，孩子像物件一样只能从客车的窗口塞进去，无法再想象那些像镜子一样翻倍繁殖的流浪人群了。可她一时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坐在奶奶身边，只会一包又一包把带回来的吃食全部掏出来，堆满茶几。

“大海里还有长我这个年龄吃的东西吗？”奶奶说话了，以她八十七岁的生命长度预知，她最懂得一年的时间足以把亲人之间的“亲”搞得陌生不堪。

朵朵在尖叫，她无法想象人可以把鱼撕成彩条一样细长，却这样好吃，她一边兴奋着，一边贪婪地抱着整整一包烤鱿鱼丝，“小姨，那这鱿鱼是大海里长的专门给小孩子吃的？”

家人都笑了，看着朵朵把鱿鱼丝一条一条分给姥姥和姥爷，又给老奶奶的手掌心里挂上了一条，秦丽突然觉得自己经历了两扇截然相反的门。她从威海那扇家门里逃出来，携带着那扇门里所有无望拥堵的生活，奔进银城这扇门。如果这是一个怀抱的话，她陷入了一个庞大的热气团，这个气团温暖无比，摇摇晃晃有被窒息的危机。

姐姐和姐夫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吃晚饭。秦丽没有再次带来有关“明年”与“威海”的消息。她和朵朵挤在一起，吃一年到头最快乐的一顿晚饭。妈妈又瘦又轻飘，从朵朵出生开始，她的日日夜夜就被一个婴儿的成长占据着。她贫血严重，气息微弱，话是从嘴里吹出来的风。但她还是故作坚硬地安排着爸爸把菜一个又一个端上来，她把煮好的饺子给奶奶盛上一小碗。然后，认认真真地在桌子上把饺子摆成一条线，朵朵面前一条线，秦丽面前一条线。

“小姨，你在那里做什么呀？”

家里人都在那一刻缩紧了一下。妈妈取了整齐一线的饺子中的一个塞在朵朵的嘴里。爸爸把脑袋埋进醋碗里。奶奶眯着眼睛嚼一个饺子皮儿，像一座永远都归于平静的钟。秦丽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在威海做了些什么，她像一个流窜犯一样去过许多地方，卖过快餐，为羊毛衫厂做包装工，在渔网厂里织渔网，在服装厂里上衣服袖子或者钉纽扣，现在在一家医疗器械厂做质检员，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薪水，这令她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被诅咒过的人，那些可以安身的去处都一一倒下去。和她一样频繁流窜的丈夫姜南安慰过她，市场竞争总是要牺牲掉一些人，而碰巧了，我们就是那些被牺牲掉的人。他每次都会反问秦丽：“你不觉得很悲壮？悲壮是一种美。”

显然，她在威海的日子并不如意，家里人都心照不宣，没有人勇敢地谈过这个话题，那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推演的伤疤，被叠加十三年的期盼烙下的伤疤，不可治愈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

爸爸最理解秦丽，在餐桌沉默的持久空间里，他给秦丽倒了一小杯白酒，两个人无声地碰着杯子，“在外边，就是去寻梦，你把它看成哪个样子，你就会活成哪个样子。”爸爸把杯子吸得像吹响的口哨，他把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薄薄的杯壁上。他头发花白，黝黑头发的所有青春都留给了黑龙江那片无边的黑土地，那是爸爸一辈子最得意的梦。

也许这是每一年最值得留恋的事情。爸爸每年都要等着女儿回来为她长足信心，买一盆鲜花，这是妈妈最不理解爸爸的地方，她的话一直追到门口，“一个老男人，还花痴！”

“我早早就看好了，有一盆紫红色杜鹃花，你妈妈最喜欢紫红色。”爸爸时常用这样不合时宜的举动拯救了自己的女儿，他坚持所做的那些无用的事物滋养着干枯的秦丽。

银城这里除了年的繁忙，没有丝毫流离失所的样子。人们脸上都喜气洋洋的，虽然人从一出生就要这样重复着过年，即使年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过的任务和概念，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可以替代，人们还是乐此不疲。这些年银城发展铝业加工，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环境和饮用水却付出了代价，但那是银城人所无能为力的，看起来就像与他们自己无关。

一想到过年，秦丽就想起妈妈那句话，“生活不就是重复吗？”藏在秦丽心里灰暗角落的念头就会冒出来：也许“放弃”可以对重复生活做出一种惩罚。

她又一次把妈妈的那句话说给了爸爸。爸爸有这样一个无法泯灭的好心态，他不会受到打击，他兴致高昂，在银城宽阔的枣香街上，他被自己的女儿挽着胳膊，偶尔几步会蹦跳起来，“那是因为你妈妈不舍得买花！”

花店在枣香街的南头儿，离家有三里地的路程，门面像一本书的封皮，但里面就是一个繁盛的植物园，爸爸径直朝着一棵杜鹃花去了。他和老板打着招呼，站在花前欣赏它，蹲下来看它结实挺拔的茎。秦丽也跟着蹲下来，他告诉秦丽：“我来了好几趟了，每次都是为了来看它。”

“爸爸，你不觉得生活无色无味吗？”秦丽看不出这一棵与周边的杜鹃花有什么不同，除了颜色明显的差异，红色、粉色、雪青、白色，它们拥挤不堪，都在费心费力地准备开放。

爸爸又认真地数了一遍花苞，在他没有来的这几天里，花苞不多一颗也不少一颗，他自在地哼起了小曲，和秦丽小时候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候，黑龙江的家里有一面长方形的镜子，把客厅照得翻倍地生长。爸爸刮胡子要用掉二十分钟，他刮掉的是胡子，哼出来的是《沙家浜》。现在，他依然保持着他清脆的嗓门儿，“把自己的鼻子打开，把自己的眼睛睁开，把自己的心敞开，谁也管不着。”

秦丽重新挽住爸爸的胳膊，她想告诉爸爸，人有的时候连这点力气都丧失了。她听见爸爸呼出了一口气，声音只有秦丽听得见：“如果实在打不开，就回来长长力气。”

面对着这盆被爸爸早早在内心里占为己有的杜鹃花，爸爸的举动成为秦丽生活中真正被滤掉的那一部分，她曾瞬间对生活有了好感。出了花店的小门，爸爸偷偷告诉秦丽：“这棵花苞最多，比那些棵多两个，就能多开几天。”

从这盆花搬进家里，每个人都跟着像绽开的花，它打破了这个家固定的模式。朵朵每天要到阳台上看望它五次，并亲吻它。爸爸干脆就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观察每一朵花苞展开第一个花瓣儿。奶奶双眼盯着变化莫测的电视节目，这档有话就说的节目是她生活的轴心，这里跟她分享了每个陌生家庭的喜怒哀乐，她也跟着悲伤和幸福，那悲伤和幸福就跟她自己的一样。但现在她总是走神儿，她埋怨自己的儿子：“总觉得眼睛边上烧了一团火。”

秦丽在紫红色的家里渐渐平静下来，紫红色是有热度的，人有了热度才能把几个迟钝的感官化开。她渐渐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威海那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更换，她也阻止不了那些企业牺牲掉。忘记了她对自己究竟能干什么的自虐性的追问，忘记了他们和威海最终会以抛弃还是妥协的关系收场，忘记了自己的丈夫姜南，这个男人跳过了无数个企业，终于在一个韩国佛龛厂做了绘图员。希望是工厂里的人道听途说，他们说日本那边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看重他们的传统生活，那些佛龛里装的是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仪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亡，何必让后代们记住自己。所以佛龛销量才会大量减少，这对姜南所在的这个小小佛龛厂是致命的，工资本就有限，还拖欠了几个月，还能去干什么，这些统统都被秦丽忘记了。

离春节还有四天，姜南没有像往年一样回来，秦丽也没有提起姜南要回来。家里人感到了惶恐，姐姐在一天傍晚下班后匆匆吃完饭，匆匆刷净碗筷，匆匆出门。她和姐夫趁晚上的时间去办些年货，出门的时候她这样告诉秦丽。

这一夜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秦丽四十岁了，她第一次看到微观的时间缓慢地迈开每一步。

“今年还要回老家边庄过年，你爸走了还不到三年。”奶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给自己的儿子。今晚，她如期打开电视看那档解决家庭纠纷的节目。但，不影响她坐得板板正正的，郑重的程度像一个族长宣布一件要命的大事。

爸爸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嗯”了一声。他突然那么严肃，脑袋低沉着，只能看到脚尖周围的地面。

“跟大女儿他们说了，多办些年货，过年拉回去，就不在边庄再麻烦了，年前年后待不了几天就要回来的。”妈妈坐在另一个独立的沙发上给朵朵修理一件过小的内衣，她把袖子剪掉了，准备改成一个小背心。朵朵专注地看着那件丢失了袖子的内衣，“小姨也回老家吗？”

秦丽在沙发上打了个哆嗦。这些日子她不是她，她每一天被临近的年推着走，那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她判断不出来应该向哪里走。能给自己机会暂时停下来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家。

“我想，我想今年跟你们一起回老家过年，”秦丽补充道，“很简单，就是想待在爸妈身边，没什么别的。”

奶奶把电视机关掉了，她误以为自己把电视节目里主人公的话和孙女的话混淆了，她端正地盯着秦丽。多年来积累在每个人内心的忧虑终于在这一刻被刺破，他们如履薄冰地善待着对方，为对方保护着小小的尊严。能听得到每个人急促的呼吸声，密集的二氧化碳在迅速地向这方空间积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