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
作者: 刘爱玲她几乎是预料到结果的。离开威海之前,她从医疗器械公司下班刻意晚走了半个小时。她站在一楼质检科的大玻璃窗前,看着领导们的车一辆接一辆消失在门卫的拐弯处。几个上白班的男工人还冲着玻璃窗打了一连串的口哨。从她来到这里的那天起,他们就这样充满热情,那口哨热烈而真挚,早已成为一种稀缺之物。因为隆冬的寒冷,他们又吹出一团团暖暖的白汽,算是最有人情味儿的告别。
不久前,他们因为她的到来而心神不宁,轮番被车间里的数控机床割破了手指,这不仅仅是人本身的问题,男性工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五,大家心照不宣,两性分配失衡应该引起这个世界的注意。
确定除了厨师们在为夜班工人准备晚饭,钻在远处的食堂里没时间抬起脑袋,夜班工人已经交接了白班的工作,轰隆隆的机床又响了起来,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关注她了。她还是装作加班的样子,从对面小吴的检验废品盒里偷了一颗“髓内钉”(可从固定腿骨钢板中穿过),完美的深罗纹旋转可以有助于更深地刺入身体而不易拔出,她在手指尖旋转了一下,好似误装进自己的手提包里。
现在,她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用报纸把它重新包好,准备带回银城去,以备自己最绝望的时刻可以用得上。
她以她是外地人的特殊身份求得了提前回家过年的特权。尽量想得周全些,为奶奶带些海苔之类的柔软的吃食,为爸爸妈妈带些干虾仁、扇贝丁、牡蛎等海鲜,妈妈一生都喜欢包饺子和包子。给外甥女带些可以磨牙助长的鱿鱼丝、墨鱼片。在离开之前,她对自己的丈夫说了一句:“如果我们还是想不到未来的方向,一切都结束了。”
话一出口,她拎起包冲出家门,一秒钟都足以让她重新想起些过去的生活,那些记忆会拦住她。坐在客厅里的姜南没有起身,他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表情,他盯着妻子的身子在包裹的重压下歪歪扭扭,像一个中年妇女迅速松垮下来的身体,却又因为决绝的劲头而整颗脑袋向前探出去,脖子需要有一段距离才能把迟钝的身体连接上,这是一个艰难的运动过程。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她也在走向衰老,他不能再想些什么,能做的只有将整颗脑袋埋进自己的臂弯里去。
秦丽要回来了,自从来自威海的那通电话来到银城,他们就都在那里了。最先钻到门口的是外甥女朵朵,她挤在姥姥和姥爷身体的缝隙间,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她高喊着:“小姨,小姨。”期盼了一年的小姨会给她带些大海边神秘的礼物。
是妈妈执意要亲自来开门,她扎着一条蓝色方格的围裙,只需看一眼秦丽的脸,她就知道了女儿这一年在外的一切消息——秦丽的脸上趴着一只黄蝴蝶。妈妈沉默地走开了,回到属于她的领地厨房里去剥菜、剁肉。
爸爸只会站得笔直,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副过了火候的谦和样子,探着脑袋向门后望,他没有找到另一个人的影子,颤颤地问一声:“回来了。”秦丽唤了爸妈两声,径直朝客厅里奔。奶奶是内心最激烈身体最稳妥的一个,她像定海神针一样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方才遥望着门口几个高低排列的人,现在又都涌到了客厅里。
每年春节前的一周,秦丽和姜南总是要回来待上一两天,他们每一年都扬言明年就可以在威海定居了,他们这样扬言了十三年。两边父母家里各待一天,再算上来回路上用掉两天,家人与秦丽每年的重合密度为4∶365。是吝啬了些,但这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事情,每一方都为了对方不忍心多提出点额外的要求,只是今年来得早一些。
想想吧,中国每年离开家乡涌向陌生城市的人层出不穷,这样比例的家庭也许像涨潮一样,每天涨满城池,每天刷新人次。秦丽一想到那泥石流一样拥堵的车站,包裹像背在每个人肩上的大山,大山与大山在碰撞中引起人与人的争执。除了大人能从正常的车门挤上去,孩子像物件一样只能从客车的窗口塞进去,无法再想象那些像镜子一样翻倍繁殖的流浪人群了。可她一时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坐在奶奶身边,只会一包又一包把带回来的吃食全部掏出来,堆满茶几。
“大海里还有长我这个年龄吃的东西吗?”奶奶说话了,以她八十七岁的生命长度预知,她最懂得一年的时间足以把亲人之间的“亲”搞得陌生不堪。
朵朵在尖叫,她无法想象人可以把鱼撕成彩条一样细长,却这样好吃,她一边兴奋着,一边贪婪地抱着整整一包烤鱿鱼丝,“小姨,那这鱿鱼是大海里长的专门给小孩子吃的?”
家人都笑了,看着朵朵把鱿鱼丝一条一条分给姥姥和姥爷,又给老奶奶的手掌心里挂上了一条,秦丽突然觉得自己经历了两扇截然相反的门。她从威海那扇家门里逃出来,携带着那扇门里所有无望拥堵的生活,奔进银城这扇门。如果这是一个怀抱的话,她陷入了一个庞大的热气团,这个气团温暖无比,摇摇晃晃有被窒息的危机。
姐姐和姐夫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吃晚饭。秦丽没有再次带来有关“明年”与“威海”的消息。她和朵朵挤在一起,吃一年到头最快乐的一顿晚饭。妈妈又瘦又轻飘,从朵朵出生开始,她的日日夜夜就被一个婴儿的成长占据着。她贫血严重,气息微弱,话是从嘴里吹出来的风。但她还是故作坚硬地安排着爸爸把菜一个又一个端上来,她把煮好的饺子给奶奶盛上一小碗。然后,认认真真地在桌子上把饺子摆成一条线,朵朵面前一条线,秦丽面前一条线。
“小姨,你在那里做什么呀?”
家里人都在那一刻缩紧了一下。妈妈取了整齐一线的饺子中的一个塞在朵朵的嘴里。爸爸把脑袋埋进醋碗里。奶奶眯着眼睛嚼一个饺子皮儿,像一座永远都归于平静的钟。秦丽实在想不起来自己在威海做了些什么,她像一个流窜犯一样去过许多地方,卖过快餐,为羊毛衫厂做包装工,在渔网厂里织渔网,在服装厂里上衣服袖子或者钉纽扣,现在在一家医疗器械厂做质检员,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薪水,这令她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个被诅咒过的人,那些可以安身的去处都一一倒下去。和她一样频繁流窜的丈夫姜南安慰过她,市场竞争总是要牺牲掉一些人,而碰巧了,我们就是那些被牺牲掉的人。他每次都会反问秦丽:“你不觉得很悲壮?悲壮是一种美。”
显然,她在威海的日子并不如意,家里人都心照不宣,没有人勇敢地谈过这个话题,那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推演的伤疤,被叠加十三年的期盼烙下的伤疤,不可治愈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
爸爸最理解秦丽,在餐桌沉默的持久空间里,他给秦丽倒了一小杯白酒,两个人无声地碰着杯子,“在外边,就是去寻梦,你把它看成哪个样子,你就会活成哪个样子。”爸爸把杯子吸得像吹响的口哨,他把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薄薄的杯壁上。他头发花白,黝黑头发的所有青春都留给了黑龙江那片无边的黑土地,那是爸爸一辈子最得意的梦。
也许这是每一年最值得留恋的事情。爸爸每年都要等着女儿回来为她长足信心,买一盆鲜花,这是妈妈最不理解爸爸的地方,她的话一直追到门口,“一个老男人,还花痴!”
“我早早就看好了,有一盆紫红色杜鹃花,你妈妈最喜欢紫红色。”爸爸时常用这样不合时宜的举动拯救了自己的女儿,他坚持所做的那些无用的事物滋养着干枯的秦丽。
银城这里除了年的繁忙,没有丝毫流离失所的样子。人们脸上都喜气洋洋的,虽然人从一出生就要这样重复着过年,即使年成为了一个不得不过的任务和概念,大多数人还没有想出更好的方法可以替代,人们还是乐此不疲。这些年银城发展铝业加工,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环境和饮用水却付出了代价,但那是银城人所无能为力的,看起来就像与他们自己无关。
一想到过年,秦丽就想起妈妈那句话,“生活不就是重复吗?”藏在秦丽心里灰暗角落的念头就会冒出来:也许“放弃”可以对重复生活做出一种惩罚。
她又一次把妈妈的那句话说给了爸爸。爸爸有这样一个无法泯灭的好心态,他不会受到打击,他兴致高昂,在银城宽阔的枣香街上,他被自己的女儿挽着胳膊,偶尔几步会蹦跳起来,“那是因为你妈妈不舍得买花!”
花店在枣香街的南头儿,离家有三里地的路程,门面像一本书的封皮,但里面就是一个繁盛的植物园,爸爸径直朝着一棵杜鹃花去了。他和老板打着招呼,站在花前欣赏它,蹲下来看它结实挺拔的茎。秦丽也跟着蹲下来,他告诉秦丽:“我来了好几趟了,每次都是为了来看它。”
“爸爸,你不觉得生活无色无味吗?”秦丽看不出这一棵与周边的杜鹃花有什么不同,除了颜色明显的差异,红色、粉色、雪青、白色,它们拥挤不堪,都在费心费力地准备开放。
爸爸又认真地数了一遍花苞,在他没有来的这几天里,花苞不多一颗也不少一颗,他自在地哼起了小曲,和秦丽小时候所看到的一模一样。那时候,黑龙江的家里有一面长方形的镜子,把客厅照得翻倍地生长。爸爸刮胡子要用掉二十分钟,他刮掉的是胡子,哼出来的是《沙家浜》。现在,他依然保持着他清脆的嗓门儿,“把自己的鼻子打开,把自己的眼睛睁开,把自己的心敞开,谁也管不着。”
秦丽重新挽住爸爸的胳膊,她想告诉爸爸,人有的时候连这点力气都丧失了。她听见爸爸呼出了一口气,声音只有秦丽听得见:“如果实在打不开,就回来长长力气。”
面对着这盆被爸爸早早在内心里占为己有的杜鹃花,爸爸的举动成为秦丽生活中真正被滤掉的那一部分,她曾瞬间对生活有了好感。出了花店的小门,爸爸偷偷告诉秦丽:“这棵花苞最多,比那些棵多两个,就能多开几天。”
从这盆花搬进家里,每个人都跟着像绽开的花,它打破了这个家固定的模式。朵朵每天要到阳台上看望它五次,并亲吻它。爸爸干脆就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观察每一朵花苞展开第一个花瓣儿。奶奶双眼盯着变化莫测的电视节目,这档有话就说的节目是她生活的轴心,这里跟她分享了每个陌生家庭的喜怒哀乐,她也跟着悲伤和幸福,那悲伤和幸福就跟她自己的一样。但现在她总是走神儿,她埋怨自己的儿子:“总觉得眼睛边上烧了一团火。”
秦丽在紫红色的家里渐渐平静下来,紫红色是有热度的,人有了热度才能把几个迟钝的感官化开。她渐渐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威海那永远不会停止的工作更换,她也阻止不了那些企业牺牲掉。忘记了她对自己究竟能干什么的自虐性的追问,忘记了他们和威海最终会以抛弃还是妥协的关系收场,忘记了自己的丈夫姜南,这个男人跳过了无数个企业,终于在一个韩国佛龛厂做了绘图员。希望是工厂里的人道听途说,他们说日本那边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看重他们的传统生活,那些佛龛里装的是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死亡仪式,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亡,何必让后代们记住自己。所以佛龛销量才会大量减少,这对姜南所在的这个小小佛龛厂是致命的,工资本就有限,还拖欠了几个月,还能去干什么,这些统统都被秦丽忘记了。
离春节还有四天,姜南没有像往年一样回来,秦丽也没有提起姜南要回来。家里人感到了惶恐,姐姐在一天傍晚下班后匆匆吃完饭,匆匆刷净碗筷,匆匆出门。她和姐夫趁晚上的时间去办些年货,出门的时候她这样告诉秦丽。
这一夜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秦丽四十岁了,她第一次看到微观的时间缓慢地迈开每一步。
“今年还要回老家边庄过年,你爸走了还不到三年。”奶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给自己的儿子。今晚,她如期打开电视看那档解决家庭纠纷的节目。但,不影响她坐得板板正正的,郑重的程度像一个族长宣布一件要命的大事。
爸爸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嗯”了一声。他突然那么严肃,脑袋低沉着,只能看到脚尖周围的地面。
“跟大女儿他们说了,多办些年货,过年拉回去,就不在边庄再麻烦了,年前年后待不了几天就要回来的。”妈妈坐在另一个独立的沙发上给朵朵修理一件过小的内衣,她把袖子剪掉了,准备改成一个小背心。朵朵专注地看着那件丢失了袖子的内衣,“小姨也回老家吗?”
秦丽在沙发上打了个哆嗦。这些日子她不是她,她每一天被临近的年推着走,那是一个巨大的鸿沟,她判断不出来应该向哪里走。能给自己机会暂时停下来的地方应该就是这个家。
“我想,我想今年跟你们一起回老家过年,”秦丽补充道,“很简单,就是想待在爸妈身边,没什么别的。”
奶奶把电视机关掉了,她误以为自己把电视节目里主人公的话和孙女的话混淆了,她端正地盯着秦丽。多年来积累在每个人内心的忧虑终于在这一刻被刺破,他们如履薄冰地善待着对方,为对方保护着小小的尊严。能听得到每个人急促的呼吸声,密集的二氧化碳在迅速地向这方空间积聚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