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日子

1986年高考，我考取了安师大英语系。疤子王红旗招工进了机床厂的机修车间，景志刚家里托关系把他弄到远洋轮上当了个船员。我们都住在一个院，还有个发小崇晶，考取了皖北的一个财会学校。蹊跷的是，班主任拿着她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她家时，她父母有点歉意地向班主任解释，我姑娘执拗得很，就要当兵，去了大西北。

读高中时，我心里暗暗地喜欢崇晶。她长着瓜子睑，扎着马尾辫，成绩一般。每天我俩都背着书包走在青弋江的大埂上，崇晶话不多，柔和宁静。我问她什么，她总是善解人意地点点头。她父母原先是从外地调来的，我经常去她家玩。她家的院子很大，暑假我和崇晶做完作业，就在院子里散步。院子里有一棵银杏树，枝繁叶茂，晾晒的床单被夕阳映照着，看起来仿佛一朵落在屋顶的祥云。崇晶围着银杏树，踮起脚尖，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摆出一个小天鹅展翅的姿势。后来我俩一起上学走在青弋江大埂上，每次考试考得好，她总要摆一下那样的姿势，她的脚步轻盈，脸上泛着微光，眼神含着笑意。

我问她以后你最想干什么，她沉吟了片刻，歪着脑袋认真地对我说，要么当兵，要么当一个小学老师，天天都快乐。

她父母很喜欢我的憨厚和热情，高考前一年放暑假，邀请我去了一趟外地玩，崇晶家在外地有亲戚。我俩在餐厅吃了顿西餐，我不会用刀叉，动作笨拙，崇晶手把手地教我，我顺势握住了她的手。她脸色绯红抽回手，从挎包里摸出一只崭新的上海牌手表送给我，声称以后天南地北，大家说不定见不上一面。我当时只顾埋头吃牛排，没有意识到她不久要和我告别的意思。我说碰上你这么个善良的姑娘，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很喜欢你。话说完了，我心里像揣了小兔子怦怦乱跳。崇晶倒显得从容大方，脸色也不那么羞涩了。我俩照了一张合影，那天的天空湛蓝如洗。我俩各自留了一张照片做纪念，后来她没有打招呼就走了，我心里很失落。

其实景志刚也暗恋崇晶，不过景志刚崇拜我学习好，有主见，他人也大大咧咧的，跑了几个航次的香港和日本之后，或许是见了世面，早把崇晶忘到脑后去了。每回船一靠朱家桥码头的锚地，他就拉着王红旗躲进中江塔附近的小酒馆，俩人嘀嘀咕咕。我那时候忙着考托福，系辅导员郭涛正准备去国外做访问学者，他父母和我父母都是一个院的，所以郭涛对我很关照。他给了我两个选择，毕业后要么考研，留校到安师大外事办，以后有机会出国，要么直接考托福，他可以为我做经济担保。这样一来，我渐渐地把崇晶也忘了，我们几个孩子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不久王红旗就出事了。他和景志刚一起倒卖摩托车，他俩把这些破烂货藏进中江塔里，王红旗天天守着，不曾想有那么一天，王红旗靠在中江塔拱形门上睡着了，打着呼噜，嘴角流着涎水，一副痴傻的样子，看样子是酒喝多了。正好碰到派出所夜间巡查，推开拱形门，王红旗一下子惊醒起来。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响过之后，便是一群人冲进了塔里，里面到处堆满了旧摩托车、双卡录音机和破彩电。

在看守所里，王红旗振振有词，拒不承认那些东西跟他有关，说他只是喝多了。他心里盼着我去捞他，就这样一直在看守所里关了十几天，直到景志刚失魂落魄跑到安师大找到我，苦着脸让我去一趟。我只好跟着景志刚骑车来到市郊，一起懵懵懂懂地进了看守所的门。见到王红旗，他依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冲着里面的警察嚷嚷，你们没有证据，我要告你们。

警察说了一句，老实一点。王红旗只好乖乖蹲下，眨巴眨巴眼睛，一副无辜可怜的样子。景志刚脑子转得快，把高个子警察拉到一边，低眉顺眼地解释，的确是抓错人了，王红旗是他的表弟，除了唯一的爱好喝酒之外，脑子还不正常。景志刚又冲我努努嘴，使了个眼色，我赶紧说我们愿意接受罚款处分，同时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精神病诊断证明。高个子警察皱着眉头，转身去了另外一个房间，打了一通电话，出来时态度就缓和了。我们交了罚款，王红旗跟着我和景志刚出了看守所的大门。

景志刚冲我和王红旗拱拱手，拉着我俩回到青弋江边的小酒馆里。上满了酒菜后，景志刚端起酒杯真诚地说，苍蝇围着厕所飞，蜜蜂跟着花儿笑，这次多亏王学伟（我）。景志刚一仰睑，一杯酒灌进肚里，我睑上露出鄙视和厌倦，可又不好多说什么，随口问了一句，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

疤子王红旗连干三杯酒，瞪着红眼珠子向我简单地解释了几句，景志刚从日本弄了一些旧玩意儿回来，他负责把这些玩意儿销售给二道贩子。

景志刚掏出烟递给我一支，自己点上猛吸了几口咽进肚里，咳嗽了一声说，听说你要出国，我有外汇，算我给你的补偿。他叼着烟，从怀里掏出一个报纸包着的包裹，打开报纸，抓起一叠美元递给我。

景志刚说，学伟老弟最有文化，最有前程，今后崇晶你要好好珍惜她，听说她在大西北工作，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三人摇摇晃晃地走上了青弋江大埂，刚下完雪，枯枝上震落的雪粉簌簌地往下落，脸上、鼻子上是凉的和甜的。我借着酒劲，双手狠狠地揪住景志刚的脖颈说，美元我收下了，今后大家互相都不欠谁的了。

王红旗醉鬼似的使劲摇晃大埂边上的树干，一团团雪雾四面飞溅，如同晶莹剔透的珠子散落在我们三个人身上。他摇摇晃晃，景志刚踹了他一脚，王红旗怪笑一声，顺势从大埂上滑落下去。

不久，王红旗因为这件事被工厂开除了，他索性跟着景志刚跑大船，当了个水手。一两个航次回来后，王红旗穿金戴银，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地鼓动我也上远洋轮算了，出国没什么意思。恰巧我那时去国外留学的手续没有办成，一直被拒签，心情沮丧，辅导员郭涛早已飞到国外，我一封封的信写给他，指望能上一个有全额奖学金的大学。郭涛只回了一封信，意思他也在打拼，况且我的托福成绩也不理想，写推荐信的教授也不是外籍教师，被拒签是自然的事情。这样我出国的路被堵死了。

景志刚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既然都是兄弟了，我们就一起跑大船吧，先挣钱，以后再找机会。我半天没吭气，景志刚又神秘地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人呢！我找家里商量，父母年迈，身体又不好，希望我早点攒钱成家立业，他们同意了。

就这样我上了远洋轮船，我们这艘船跑的航线主要是长江沿岸港口至日本、韩国和越南。我跑的第一个航次的船上，装满了废旧二手汽车。

我看到一个高个胖乎乎的圆脑袋，同一舱间的王红旗眼尖，让我小心点，不能讲实话，他是个车贩子小头目。他站在船尾的甲板上，看着我拿着对讲机和其他水手在干活，王红旗面色紫僵，往铁锚墩上扔缆绳，那个圆脑袋家伙和蔼地问我，小伙子有东西卖吗？

我摇摇头，第一次上远洋轮船，我什么也不敢乱说乱做。头两天晚上景志刚领着我和王红旗，打着手电，提着麻袋，下到底舱，那儿堆放着一排排汽车。

我们用铁锤、螺丝钳、消防用的铁斧拆下了部分汽车上的一些值钱的玩意，装了整整三麻袋，都堆在我和王红旗的舱间里。我心里一直发虚，景志刚却安慰我，没事，我是三副，算高级船员了，也替你和船长打过招呼了，这艘远洋轮就你一个是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你好好干，又懂外语，以后说不定能干到管事（远洋轮的内勤总管），说话算数了。

那个圆脑袋车贩子看出我眼里流露出一丝害怕的神情，安慰我，别怕，小伙子，有东西卖给我最安全，价格还好商量。

蹲在甲板上的王红旗像条狗似的喘着粗气，对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让我找景志刚商量。他绕过铁锚墩走到那个圆脑袋车贩子跟前，真诚地摊开双手，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没有，圆脑袋车贩子也没纠缠，扶着软梯下了船。

没过一顿饭的工夫，王红旗看到我身后跟着景志刚，后面还有一个圆头脑袋，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家心照不宣地进了我们的舱间，我和王红旗费劲地把三麻袋鼓鼓囊囊的玩意儿搬了出来，景志刚面色平静地问，看看吧，你打算给多少钱？圆脑袋车贩子问，你打算卖多少钱？

景志刚心里早已有数，汽车音响喇叭一对十美元，牛皮座垫一只三美元，千斤顶八美元，加上其他捡来的破烂玩意三麻袋，算了算值一千八百美元，一口价不还。

圆脑袋车贩子眯缝着眼睛嘴里嘟囔着几句家乡话，我们没听懂，他睁开眼，肥厚的嘴唇上下一碰，来了一句一千五百美元成交。

景志刚摇摇头，微笑着拉开舱间门，那意思不能成交。圆脑袋车贩子眼睛瞪得像牛卵子似的，站在那儿半天不吭声，王红旗威风凛凛，两眼冒着凶光横在他面前。圆脑袋车贩子尽管方脸阔嘴，长得跟大猩猩似的，看到我们好几个人围着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临走前甩下一句话，我出的这个价最高，没有人敢超过我。

王红旗补了一句，我们不卖了，就这样大家暂时先撤了。

夜幕降临，我和另外一个水手值班。这家伙海螃蟹吃多了，本来长得又瘦，捂着肚子拎着裤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厕所跑。我独自站在甲板上，撅着屁股向上望，心里有点害怕。不过看到船长室里灯火通明，打牌的喧闹声此起彼伏，我那颗心稍稍安定下来。

我一转身，借着货舱的桅杆灯光，王红旗像个鬼似的蹿到我跟前，掏出一叠美元在我眼前晃了晃，有些得意地说，我把那三个麻袋卖给了下面那些车贩子，一千八百块，正好一人六百。我内心狂喜，接过用橡皮筋扎紧的钱揣进怀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除了兴奋之外，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果然，没一会儿，王红旗屁股后面跟了几团黑影，我看清楚了是那个圆脑袋车贩子。他森冷的目光像一道闪电在脸上利刃似的划过。他一挥手，几团黑影把王红旗围住了。王红旗猛地一惊，立刻意识到眼前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也不含糊，怒气顶上脑门，骂了一声。

他抬起胳膊，啪地扇了圆脑袋车贩子一个嘴巴，扇得圆脑袋车贩子哀嚎一声，一拧身，又蹿上来两团黑影，一阵闷响，几个人打成一团。此刻港口升起了雾气，飘飘缈缈缠绕着货轮，王红旗被踹倒在地上，抱着头发出低沉的呻吟，我惊恐得浑身像在筛糠，脑袋忽然被那个圆脑袋车贩打了一棍子，眼中直冒金星。

瞬间我好像被打清醒过来，心头怒火四处喷燃，我从旁边抄起一根铁棍，双手紧握，借着光影朝圆脑袋车贩子抡去，圆脑袋顿时趴在甲板上哀嚎。

那个窜稀的水手，一身轻松，吹着口哨，活蹦乱跳地从尾舱的甲板走过来，猛然抬头看到眼前的景象，心中咯噔一下，人像一尊冰雕一动不动了。王红旗找到机会，如泥鳅一样在甲板上滑了一圈，爬起来，一顿乱拳，身边的几团黑影不见了，只有圆脑袋仍然趴在甲板上哀嚎。

王红旗冲我低吼，快跑！我吓傻了，像个木桩似的，杵在船舷边，一动不动，王红旗踹了我一脚，我依然没反应，他跌跌撞撞地跑了。

后来王红旗失踪了，窜稀的那个瘦子告发了我，我坐牢了，不过没有判重刑，因为那个圆脑袋车贩重伤没死。景志刚很会撇清自己，一直辩解自己在船长室打牌，有人能证明，也的确如此，后来他依然在船上当三副，不过托关系把我弄到家乡码头的理货公司跑单据，为工厂办理一些进出口报关手续。

又过了几年，郭涛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他们全家在国外站稳了脚跟，他和太太开了一家中医按摩诊所。他拐弯抹角打听到我的消息后，特意给我汇了几千美元，让我帮着他代理报关中成药和一些医疗器械的出关手续。我那段日子过得像喝醉酒似的，什么人找我干事，我都拍着胸脯满口答应，每天和那些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在报关大厅里排队，等候报关窗口里的叫号声，闻着一股股汗味。

那天我低着头，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因为中午喝了不少酒。王红旗在外地躲了一阵子，见风声过去了，和当地人合伙做电子元器件的供货和销售生意。一天夜里我俩酩酊大醉，王红旗眯缝着醉眼，舌头僵硬，嘴里像含了一块肥猪肉，一个劲地絮叨，说对不起我，当年如果不在船上打那么一架，我的下场也不会是这样，不过我的好运就要来了。我醉醺醺地反问，我有什么好运呢？

王红旗嘎嘎笑了两声，伏在餐桌上打起了呼噜。

我低着头，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转过脸，一个穿着套装，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微笑地看着我，她锐利的目光让我的心不由地一颤。她开口说，王学伟，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她那种带着江南口音的腔调很温暖很柔和。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上高中时我和崇晶坐在大埂边的石头上静静地读书，崇晶手中的柳条轻轻地拍打着水面，浪漫天真的姿态让我也不由地微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