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尘土
作者: 王善常一
火车在铁轨上疾驶时发出的声音,仿佛来自世界的尽头,哐瞠瞠一一哐瞠瞠一一空旷辽远,有种长日将尽的倦怠和寂寞。这有节奏的声音在我平静的心湖上荡起一圈圈微小而又均匀的涟漪,让我在喧哗的车厢里也能保持着一份内心的宁静。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现在是正午,我把整张脸都印在车窗上。铁路旁的杨树整齐划一地向后倒去,一棵接着一棵,一排连着一排,永无休止且不可逆转地向后倒着,没有一丝挣扎和反抗,像被镰刀割倒的麦子,像被岁月割倒的人。
走,抽根烟去。坐在对面的大鹏用手碰了我一下。火车得四点多才到站呢。
你去吧,我不抽了。我看着大鹏说。大鹏是这次和我一起出来打工的哥们,从小没妈,经常和小流氓打架,但对我却情同手足。
那我去了。大鹏站起身,从密密麻麻的乘客中间向车厢连接处挤去。过道里人太多,他小心谨慎地侧着身子,不停地说,请让一下,请让一下,语气中带着谦卑。他个子很高,身子很瘦,头发有些长,乱糟糟的没有光泽,像顶着一个老鸹窝。如果仅看他的背影,没人会相信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小伙子。
我叫辛长平,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本意应该是希望我的一生能够平平安安。他们一生遭受了太多的磨难,对生活只剩下了招架之功,早已不敢奢望大富大贵,唯求自己的儿子能够平安健康,少些坎坷。但现在看来,说是一生平平淡淡才合适。
我高中已经毕业四年了,曾经美好的梦想,已经随着高考的结束破碎了。读大学对于我的家庭条件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本来我是想再考一次的,为了省下复读费和生活费,我决定在家自己复习,但只坚持了不到两个月,就放弃了。父母都六十多岁了,还在为生活辛苦奔波着;我还有一个读初中,而且学习相当优秀的妹妹,所有的这些让我无法心安理得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每当看见父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地里回来,每次看到妹妹趴在炕沿上认真地写作业,我的脸就会红起来,胸口就像有一把小刀,一下一下地剜着我的心。我不能这样自私下去,我已经不小了,是我应该为这个家庭做出贡献的时候了。终于有一天,我把厚厚的一摞教材一本本地塞进了灶坑。看着伴随我多年的教材慢慢地变成了灰烬,我没有悲伤,相反,那一刻我似乎已经卸去了身上的重担,得到了解脱。
这四年里,我四处打工,维持着家里困窘的生活。我不怕吃苦,又心灵手巧,不到一年就学会了外墙保温这门技术。这工作就是给楼房外表贴上一层泡沫保温板,这样冬季室内的温度就散失得慢些,起到了节约能源的作用。现在北方几乎所有新建的楼房都在采用这种工艺。这工作在建筑工种里也算是一门技术活,并不太累,但是却有一定的危险性,几乎每年都有不少的伤亡事故,所以工资一直相对较高。
外墙保温施工时,在楼房的顶部垂下一个吊篮,施工人操纵吊篮,使之上升或下降,这样就可以在楼房的外表面进行外墙保温施工。我最开始学外墙保温时,下了很大的决心。其实一开始我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的,每天劳动量很大,但赚的钱却少得可怜。后来为了能够挣到更高的工资,我才迫不得已选择了外墙保温这个工种。我刚上吊篮时吓得要命,吊篮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在里面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是干活了。我常常用一只手死命抓住吊篮的护栏,用另一只手勉强对付着干。那时正是深秋,本来天气已经很凉了,但我在最初做学徒的一个月里,贴身衣服几乎天天都被汗水湿透。这其实不是干活累出的汗,而是由于过分的紧张导致的冷汗。那时每天晚上回家睡觉时,只要一躺在炕上,就会觉得炕也跟着晃来晃去的,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大鹏抽完烟回来了。他站在过道处,对坐在外侧的一个戴着金链子的卷发女人说,大姐,不好意思,请让一下,让我进去。那个女人吐掉嘴里的瓜子皮,翻着毛嘟嘟的大眼睛,白了大鹏一眼,只把肥硕的屁股稍微斜了斜,算是给大鹏让道了。大鹏勉强挤进座位后,她又用手使劲地掸了掸自己的屁股,好像那上面刚才被大鹏沾染了灰尘。
妈的。我看见大鹏的嘴显示出骂人的口型。
大鹏是我学习外墙保温刚出徒时认识的,他比我大三岁。那年我跟着师傅学了一个多月的手艺,后来师傅转行不干外墙保温了,去做了买卖。那时学徒是挣小工工资,老板其实从学徒工身上能赚到不少好处,因为凡是学徒的小工几乎都会拼命干活儿,好及早掌握技术,然后出徒挣大工的工资。当时由于我刚出徒,技术还不是很精,于是别的人都不愿意和我搭伙在一个吊篮里干活儿。当时那个黑心的老板就对我说,你看也没有人愿意和你搭伙,不行你就去别的工地看看吧,言下之意就是要撵我走人。我学徒的时候干的活儿甚至比大工都多,现在出徒了,可以挣大工工资了,他却说这话,明显是不愿意让我在这挣一份大工工钱。这时大鹏站了出来,对老板没好气地说,人家在你这学徒就是为了能挣上大工的工资,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却要撵人走。没人愿意和他一伙儿,我愿意。当时老板瞅了他一眼,我知道他很生大鹏的气,但考虑到大鹏在大工中也是技术过硬的人,所以就没再说啥。就这样,我和大鹏成了朋友。
大鹏十二岁的时候他妈就病死了,前两年他爸又下了岗,所以他的境况也不好,今年都二十七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大鹏不是没谈过恋爱,据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就处过一个对象,两人一处就是三年。但大鹏家太穷了,住的是城乡结合部的一栋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平房,而且那时大鹏还没有干外墙保温,只在工地做小工,工资很低。大鹏说他那时和他的女朋友很有感情,但女方父母却强烈反对,理由是结了婚他俩连一个窝都没有。就这样,最后他俩不得不分了手。
大鹏现在一千活儿就喜欢对我说,我这些年不知道给多少个楼房贴过保温板,可是那些楼里连脚印大的地方都没我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只有无奈,没有抱怨,是一种对命运服服帖帖的表情。而我只能陪着他苦笑一下。
二
火车是下午四点十分到的站。我和大鹏背着装行李卷的蛇皮袋,双手拎着工具筐和塞满换洗衣服的拎包,随着人流向外挤。刚走出地下通道,阳光就像一盆水似的凌空泼了下来,天地间仿佛飞着无数只长着鳞翅的白蝴蝶,晃得人睁不开眼。
在站前广场,我放下拎包,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然后用手遮在眼睛上,打量着这个繁华而陌生的城市。这应该算是一个中等城市,高楼林立,到处响着汽车的引擎声和行人的喧哗声;到处矗立着富丽堂皇的广告招牌;未燃尽的汽油味、垃圾箱里的烂水果味、男人身上的汗泥味和女人脸上的脂粉味,这所有的气味在温热的空气里混合、发酵之后,又合成了另一种怪味,这种气味就是城市的气息。这种气息洪水一样涌来,我俩瞬间就被淹没在了里面。
这几年,我一次次被生活逼出家门,一年年被命运驱赶着四处奔波,去过不少城市。但每到一个城市,我都会有着淡淡的孤独感,仿佛是在漫长的旅途中暂时寄宿在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客栈,又像一片烂菜叶在水中无助地随波逐流,偶尔被一丛水草挂住,但用不了多久,就又会被水流冲向别处。
我和大鹏找了许久,涎着脸问了许多人,也没有找到通往工地的公交车站,最后我俩迫不得已决定坐出租车。一连拦了好几辆出租,可司机一听我俩要去的地点,却都说那里偏僻,拉不到回程客,不能打表,都一口价,要五十元。五十元太多,大鹏不厌其烦地和司机们讨价还价,最后终于有一台车肯去了,车费四十元。因为省下了十块钱,我俩都很高兴,坐在车里望着沿途的街景,热烈地议论起来。只是司机心里不顺,冷着脸一声不吱,他一定觉得自己太过心急,以至于只收我们四十块钱,亏了。开了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了,清清嗓子说,两位师傅,这路太远,不行你俩再给加点吧。我俩当然不会同意,大鹏说,都是讲好的了,怎么说加就加?你要实在觉得亏,就把俺俩送回去吧!司机一听,刚想发火,想了想,又忍了回去,脸憋得通红,一路再没有说一句话。
转了好几条街,终于到了工地。这里是这个城市的一个新开发区,位于城市的东北郊,距离市中心的确远。因为觉得司机确实有些亏,临下车时我又多掏十块钱给了他。下车后大鹏对我抱怨,你可倒好,这一发善心,我的嘴皮子算白磨了。你看,人家也没领你情。我回头一看,果然出租车已经掉头跑远了,我还真没听见司机对我俩说声谢谢。
这个开发区占地很大,刚刚建起来的楼房一排排地耸立在夏季苍白的天底下,仿佛一支支刺向冷漠天空的灰色利剑,又像一株株冬季落尽叶子的干枯树干。最近几年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疯狂地搞房地产开发,各式各样的楼房如雨后的春笋一样在各个城市里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其实这对于我们建筑工人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盖的楼房越多,我们的活源就越多,几乎不用为找工作犯愁。
我和大鹏是经别人介绍半路来这个工地干活的,在这之前已经有几十个工人在这干了半个多月了。
我俩投奔的外墙保温包工头叫老杜。接完我俩的电话,他就到工地大门口来接我俩了。他眼睛下吊着两只布袋样的眼泡,身体矮胖,呈橄榄型,头和脚都还算正常,只是到了上下半身衔接的腰部却忽然膨胀开来。他应该很喜欢抽烟,厚而发紫的唇间叼着一支燃着的香烟,那支香烟并没有被他叼实,仿佛只是用唾沫沾在唇边,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他先用眼睛上下审视了我俩几眼,像在菜市场里审视肉摊上的两块肉,然后就领着我俩左拐右拐地进了工地,来到了位于围墙边上的一个工棚。他嘴里衔着烟说,这里还闲着两个铺位,你俩就住这吧。每天早上四点开饭,五点正式上班,不准来晚。说完他就衔着半截香烟走掉了。我也是会抽烟的人,但嘴里叼着烟还能清晰地说话的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是一个临时工棚,用从混凝土上拆下来的木模板钉成的,模板上到处是水泥浆和钉子眼。其中一块模板上还画了一幅粉笔画,是线条夸张而拙劣的春宫图。工棚的屋顶扣着凹凸不平的彩钢瓦,也是旧的,蓝颜色已经被太阳晒成了白色。工棚大概有一百多平方,没有门,只用木条简单地钉了个门框,门框上挂着一张沾满了污渍的半旧五彩布。门旁不远处是一滩浑浊污黄的水洼,水面上泛着一堆堆细密的水泡。水泡在烈日下慢慢地膨胀,炸开,散发出一股让人欲呕的尿骚味,显然是工人们晚上起夜出来尿的。水洼旁边是一个垃圾堆,堆满了各种生活垃圾,尤其是一些吃剩的饭菜,早已腐烂发酵了,上面爬满了绿头苍蝇,人一走近,就嗡的一声飞起来,像一群小型轰炸机。工棚右边横着两根铁丝,一根上面挂着两条洗过的花内裤和三双露着脚后跟的线袜子,另一根上挂着几件没有洗的迷彩服。
我和大鹏掀开门帘走进去,一股浓重的怪味迎面扑来,我像被一个隐身人当胸推了一把似的,好悬被呛个跟头。我知道这怪味是汗溲味、臭脚味、烟味和衣物发霉味的混合味。
工棚里很暗,别的工人还没有下班。我和大鹏站在屋里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里面的大致情况。屋的两边各有一排离地半米多高的床铺,中间是一米多宽的过道。床铺上面散乱地堆放着工人们的被褥和衣物,没有一床被褥是整齐的,几乎都保持着昨晚睡觉时的形状。靠近门的墙边散乱地堆放着十多个绿色的啤酒瓶,屋地上到处是痰迹、啤酒瓶盖、烟头和方便面包装袋。在最里面的床铺上果然还有两个空位。我和大鹏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然后把行李展开铺在了上面。我选了紧靠墙的位置。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有这样的习惯,每到一个工棚,我都喜欢选最里面靠着墙的铺位,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喜欢选靠后的座位。有一次我看心理学的书,说这种行为是一种内心自卑的表现。也许真的是这样吧,因为自卑,所以必须寻找人少的地方,是避免和人群过多地接触,应该算是一种自卑者的自我保护行为吧。
安顿好后,我在门边找到了一把破烂的笤帚,然后和大鹏把屋里扫了一遍,用工地装保温胶的塑料袋装了满满两大袋垃圾。我俩本想把工棚外的垃圾也运走的,但站在那犹豫了好一会,还是放弃了。垃圾太多,还没有运垃圾的工具。大鹏说,别他妈管了,用不上两天咱俩就适应了,也得跟着往这倒垃圾。我点点头。
三
一般刚换新环境,我都睡不好。半夜十一二点了,尽管我的眼皮干涩肿胀,像揉进了沙子,可我还是睡不着。即使是深夜,工棚里也不安静,高低长短不一的鼾声、磨牙声、放屁声、各种内容的梦话声,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我直挺挺地躺着,像一截干枯的木头,不敢轻易翻身,一翻身床铺就吱嘎嘎地响,我怕影响到身边的大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