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讲座之一

第一讲：开场的话

同学们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在岭南大学的教室里相遇。中国有句古话，叫“教学相长”，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老师的教和同学们的学，大家可以一起进步。

你们的老师告诉我，第一节课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同学只是先过来试听，听过第一节课后，才会慎重考虑要不要选这门课。

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紧张。我本来就对上课有种天然的恐惧，不知道怎么当老师才好。现在听了这样的提醒，难免会变得更加紧张，更加手足无措。不过，我也私下安慰自己，如果真没有多少人来选这门课，也挺好。人少了，或许我还可以更轻松一些。

对我来说，人生最害怕的事，就是当众演讲。必须非常坦白地告诉同学们，我几乎没有上课的经验，是一个没有真正当过老师的人。想到现在居然要在讲台上讲课，还要坚持一个学期，我真的很慌张。

毫无疑问，我是个“菜鸟教练”。熟悉体育的同学，一定知道菜鸟教练这个词。菜鸟教练很可能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他匆匆上任，冒冒失失地就来了，并没有多少教学经验。好在事情都有二面，菜鸟教练的好与坏，可能我都会具备。

首先说缺点，我并不知道同学们想听什么，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同学们感到满意，不能投各位所好，这显然是不太好的一面。其次，我也有好的一面。我是一个有实践的写作者，有太多关于写作的体会和感悟，这些都可以和同学们分享。我想我会很认真、很努力地教学，绝对不偷懒，尽量把这个课上好。

事实上，在很多年前，我也曾经当过一年的大学老师，但是并没有坚持下去，原因有几个：

一是那时候我太年轻，不相信老师可以教好写作。大学生嘛，大多是很狂妄的。文科生尤其狂妄，觉得用不着去听老师讲什么写作。二是，我不想面对一群没什么写作经验的大学生。我的经验告诉我，学写作还是要靠自学，靠自己去写。写作这玩意，老师是教不了的。

当然，还有最关键的第三点，就是我接受的是非写作教育。那时，不管是哪个大学的中文系，或多或少都有着看不上写作的传统。

我自己就是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算是科班出身了。可大学老师给我们的教导，都是别光想着写，别想着当什么作家，中文系不出作家，想当作家没必要上中文系。老师谆谆教导，前两年一定要泡图书馆，必须一头钻进资料堆里，千万不要急着写什么论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此，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还真坐了三年图书馆的冷板凳。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作为一种常见的保守观点，不仅会影响学生，也影响着老师的实际教学。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个传为美谈的风气，就是述而不著。越是有名的，有一肚子学问的老先生，越是没有写过几本书。

譬如黄侃先生就不喜欢写书，不喜欢著作。他老人家指导陆宗达先生研究《说文解字》，简直就跟闹着玩一样。他拿出一本《说文解字》，让陆宗达先生去标点，并且对自己的学生提了三点要求：一、所标标点不要求全对；二、所读内容不要求都懂；三、通读之后不要求全记住。

我想中文系的学生，应该都知道《说文解字》这本书。这是一本工具书，是古代的《新华字典》，不过要比《新华字典》更博大精深。陆宗达先生开始老老实实地去标点，态度很认真，不仅标点，还要写上密密麻麻的注解。等他终于完成了，信心满满地拿去给黄侃先生看，像通常的优秀学生交作业那样。

没想到黄侃先生接过他的作业，看都不看，直接就扔进了废纸篓。然后，黄侃先生又递给陆宗达先生一本新的《说文解字》，让他回去继续标点。如此反复，连续丢进废纸篓三本《说文解字》后，黄侃先生告诉陆宗达先生，这个活你算是干完了，该学的东西差不多已经学到了。

陆宗达先生后来成为小学方面的大师，在文字训诂领域，有着非常高的地位。他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在如今的电脑时代，听起来有些古板，有些落伍，然而在学界则传为美谈。那时候，大家觉得做学问就应该这么做。

事实上，我觉得同学们在学习写作方面，可以参照黄侃先生要求学生的三个要点去做。不要求全对，不要求都懂，也不要求全记住，只要能够全身心投入就行。

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是叶子铭先生。他是学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向是苏东坡。因为他大学三年级时写的学年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轰动一时，他后来改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为研究茅盾的权威。叶老师做学问的方法也是十分古典的，他经常跟我们说，对于茅盾的一生，他甚至比茅盾自己还熟悉，可以说，他比茅盾还了解茅盾。茅盾什么时候写了什么，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与谁通过信，谁骂过他，凡此种种，他无不知晓。茅盾的家人要查找什么资料，要核对什么信息，经常写信向他打听。

叶老师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宽松，我们去他家里上课，先是聊天，然后他便把我们赶进图书馆，让我们去看旧刊物，查旧报纸。学期末的考核也很简单，写个象征性的读书报告就行，汇报一下自己看了什么，花了多少时间。有想法最好，没想法也可以。

叶子铭先生花了很多精力研究茅盾，用的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态度。后来，他成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我是叶老师带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在同门弟子中，我的岁数最大，算是大弟子。可惜最后我未能继承他的衣钵，属于典型的不肖子弟。在同届叶老师的五个弟子中，我是唯一没有拿到博士研究生头衔的人。

叶子铭老师是个很认真的人。他说起胡小石先生，说他老人家名士风度，改学生作业，抱起一堆作业就扔出去，摔得最远的那一份，给最高分，然后依次递减，差不多快低到及格线时，再往回调。我听叶老师说起这件事时的语气，一方面，他是赞成要死读书的，另一方面，他又十分佩服胡老先生的名士气，不太看重学生的作业。毕竟是学生，作业能好到哪里去？所以作业好不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学习方法。

事实上，考试分数和作业，对于中文系的大学生来说，有时候确实不太重要——起码不像大家想得那么重要。教学，教学，首先是教会学生如何学。路要一步步地走，学霸和学问，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学霸无非是比别人聪明一点点，更会考试而已，而学问不是靠聪明和会考试就能获得的。传统的中文系教学，更看重的是坐冷板凳的功夫。从表面上看，好像更在乎的是一种形式，就仿佛行为艺术，并不在乎内容。比如说，你怎么标点《说文解字》不重要，你怎么泡图书馆也不重要，关键是你要这么做，能这么做就好。

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呢，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可以说对，也可以说不对。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心里也一直在犯嘀咕，到今天也仍然没完全弄明白。

中文系究竟能不能出作家呢？这个话题在目前还是充满了争议。不久前，广州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教授，曾在朋友圈里发过这样一条内容：这十几年来，毕业于中山大学，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作家是文珍、王威廉和冯娜。他们分别就读于金融系、人类学系、公共传播系，没有一个是中文系的。真诚请教：这只是个案还是各大学的普遍规律？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是普遍规律，直至今天似乎依然如此，谢教授发的这条朋友圈就是证据之一。考察以往的历史，看一看今天的现状，中国的很多作家并不是中文系出身，这绝对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真要掰手指算一下，大陆出作家最多的大学，相对而言，可能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了。他们有一个全是作家的硕士研究生班，这个班人才济济，不仅出了作家，而且还出了大作家。

但这种情况也禁不起仔细推敲。明眼人都知道，北师大的这个硕士研究生班里，很多人之前已经是作家了，他们能进中文系，能去攻读这个学位，首先是因为他们已有的创作成绩。像余华和莫言这样的作家，还有迟子建、刘震云，他们的加入，只是为学校锦上添花罢了。

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当作家可以不用经过大学文学系的培养。譬如说海明威和福克纳，他们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又譬如契诃夫和鲁迅，他们都是学医的。事实证明，不上大学也可以成为作家，学医的人也可以成为作家。

说来说去，说到现在，我几乎一直都是在打自己的脸。因为我说了半天，无非是在说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或者说中文系轻视写作。既然如此，我作为一名从中文系出来的作家，为什么还要跑到这个教室里来，给中文系的学生浪费口舌，说这些反话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而最说不清楚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写作。应该怎么教写作，应该如何进行创作，可能注定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既然说不清楚，何必又要拿到课堂上来硬说呢？我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说一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首先，我当年进入大学时，中文系的传统虽然是不鼓励同学们写作，轻视写作课的，但是，在私下里，并不是所有的先生都是这么认为。

当时，南大中文系的陈瘦竹先生跟我父亲认识，他知道我进了南大中文系，便让他的学生带信给我，让我去他家。我老老实实地去了。这位陈先生不是以老师的口吻，而是以家长的语气，给我布置了功课。他让我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每周写一篇散文，每个月写一篇小说，每天学两小时古文和两小时外语。

陈瘦竹先生是学外语出身的，他的专业是西方戏剧研究，他是研究莫里哀的，可是他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位私塾先生。他说，如果是别人，我不会这么要求，对你则不一样，你应该照着我的话去做。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我当作家，只是为我将来做学问打基础。他认为不管做什么学问，写作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很看重写作。

这是陈瘦竹先生与别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他的这种观点不拿到课堂上公开讲，却要向我私下传达，我觉得还是与中文系的传统有关。传统不是轻易就可以改变的，大家必须尊重传统。

时至今日，这种传统显然是禁不起推敲的。我们必须用另外一种眼光，对传统进行重新思考。毫无疑问，我能够成为作家，陈瘦竹先生私下为我开的小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不敢说自己完全按照他的话去做了，但起码是很努力地这么做了。我下功夫学古文，下功夫学外语，不停地写。乱写和多写对我来说，效果确实好。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攻读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前面已经说过，我的导师是主张学生泡图书馆的，主张学生在图书馆里没完没了地看原始材料。从研究的角度说，这样的学习方法确实比较扎实，听上去也更有道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钱谷融教授。钱先生毕业于我的母校，他辅导学生的方法，却与我母校的传统很不一样。钱先生的方法在当时可以说是别具一格。他认为时间宝贵，主张要尽快投入，在一开始就要明确你准备写什么，研究哪位作家。他让自己的学生先把研究课题早早准备好，然后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全力以赴研究你准备的作家，完成一本专题著作。

记得我的导师对钱先生的这种教学方法表示过质疑。我的导师认为，学生应该先进图书馆，先撒开网，进入要研究的时代，感受时代气氛，然后再决定自己研究什么。我的导师觉得学生一点基础都没有，冒冒失失地瞄准一个作家，就开始写书了，似乎着急了一点。

事实证明，钱先生的教育方法更有道理，更有效，也更容易出人才。他的弟子显然比我们更出色，其中一位就是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前系主任许子东老师。许老师当时研究的是郁达夫，他一门心思钻研郁达夫，很快就完成了一本书。从结果看，同样是攻读现代文学专业，许老师是我们那一批里最快出成绩的。

钱老师培养了许多优秀弟子，与许子东同届的还有一位王晓明老师，也是非常著名的学者。记得我和王老师曾一起聊过天，聊起不同学校不同的教学方法。他对我的资料功夫曾表示过赞扬。事后我想，他嘴上那样说，心里会不会觉得我们只是死读书呢。图书馆当然要泡，资料也是越多越好，但是看太多了，也可能贪多嚼不烂。

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动笔写作的重要性。中文系里不主张多写的传统，显然是不对的，这种传统必须改变。事实上，写是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很多问题都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的。

在今天的开场白中，我唠叨了半天，其实就是想强调动笔的重要性。动笔去写，才是最重要的，比什么都重要。我在许多大学做过讲座，在要求同学们多写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

接下来，我想讲讲创意写作这门课，讲讲我对创意写作这门课的看法。

创意写作这个词让我想起了“美文”，想起了“美食家”和“书法家”。这个世界上有些词本来是没有的，但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叫，也就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