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生活的理由（随笔）

《爆炸》发表前后

1985夏天，我的中篇小说《爆炸》投给了《人民文学》，据小说组组长朱伟说，他们很喜欢，还说主编王蒙老师希望与我谈谈稿子中的一些问题。我在冯立三老师的带领下，去了王蒙老师家。那时他还住在虎坊桥，屋子里连地板上都堆着书。当时他正与唐达成先生和鲍昌先生讨论事情，让我们先到外边等待。不一会儿，王蒙老师喊我们进去，他向唐与鲍二位先生介绍了我，冯立三是他们的老熟人，不用介绍。王蒙老师说，我马上要走，只能与你谈十分钟。

他跟我探讨了三个同义字的用法，阉割的阉，劁猪的劁，还有一个骟字。王蒙老师说，按照习惯性的说法，在民间的口语中，可能使用更多的是“阉牛”吧？阉牛骟马嘛。当然，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没有改，小说发表后我看了，编辑也没改。

现在回头来想，阉字可能是比劁字更加符合语言习惯。

王蒙老师当时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又身兼作协重要领导职务，确实非常忙，但看这个稿子时依然如此认真，甚至具体到三个同义字的不同用法和大众更习惯的用法，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个月后，《爆炸》在《人民文学》1985年第12期头条发表了，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那时候，我觉得这篇小说能发表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我们当时头脑里边还有很多的清规戒律，比如小说到底能不能这样写？本来写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你却东拉西扯，一会儿天上的飞机，一会儿地下的狐狸，一会儿飞机音爆，一会儿马车在路上奔驰等等。但是王蒙老师却拍板发表了这篇小说，而且放在了头条的位置上，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文学》确实非常开放，非常扶持年轻人。

到了1986年3月，《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红高粱》。王蒙老师没跟我具体谈，是朱伟给我写的信，告诉我说王蒙老师看了这个小说以后，说了一些赞扬的话，这让我的那个春节过得非常高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而且得到了王蒙老师的赞誉，确实是个巨大的鼓励。

我和王蒙老师谈《爆炸》的时候，他就当着唐达成先生和鲍昌先生的面发表了后来流传甚广的一段话，他说读了莫言这个《爆炸》之后，我感觉到我老了。如果我年轻20岁，完全可以跟他拼一下。当时鲍昌先生笑着说，你不老，你完全可以跟他拼一下。当然，我知道王蒙老师是谦虚。直到现在，我觉得他依然保持着这种开创的精神，依然在与时俱进地写作，在写作上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冲锋在前的姿态，一直跟我们的时代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一直在关注、扶持年轻人的写作。

我觉得作家成名之后往往会不喜欢看年轻人的作品，而且会瞧不起年轻人的写作。王蒙老师不是这样，你看他在主编《人民文学》的时候，扶持了多少年轻作家？而且他对年轻人的赞扬是不遗余力的，他丝毫没有老作家的保守心态。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比当时的王蒙老师大得多的年龄，应该好好学习王蒙老师对年轻人写作的那种包容、扶持的态度。

卑之无甚高论

拙作《天下太平》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十分高兴。汪先生是短篇小说大师，一篇《受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中尚有诸多清规戒律时另唱别调，令人耳目一新。其后模仿者甚多，但得其精髓者甚少。盖因欲作散淡之文，应先做散淡之人，而遍视当时文坛，能具汪先生那般散淡心态者，确也寥寥无几。

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的姿态，他的散淡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恋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跳动着，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和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山与水的融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有人有才而无趣，有人有趣而无才。汪先生是多才而有趣之人。有人留下文章没留下故事，有人留下故事没留下文章。汪先生是既留下很多文章，又留下很多故事的人。当然，现在坊间流传的很多汪先生的故事与许多被众口相传的名人故事一样，是不能当信史对待的，但故事编撰者的爱憎是分明的。

其实我与汪先生并无太多的交往，见过数次，历历在目。一次是我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文学系读书时，听汪先生讲课。讲课开始，汪先生先在黑板上写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然后从他家乡集镇上米店、炭铺、中药房大门上的对联讲起，油盐酱醋、喝酒饮茶，全是日常生活，一字没提《受戒》。课后，我追他至大门口，问和尚头上所烧戒疤的数目。他略一思索，说：“十二个。”第二次是拙作《透明的红萝卜》在华侨大厦召开研讨会，他参加了。主持会议的冯牧先生说：“连汪先生都来了啊。”第三次是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授予拙作《丰乳肥臀》，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汪先生是评委，出席了仪式。席间，他悄悄地对我说：“你这本书太长了，我没读完。”之后在一个晚会之类的活动上，又见过一次。散会之后，他在那些履行完使命的花篮前专注地挑拣花朵，几位女子帮他挑选。这情景鲜明地烙印在我脑海里，以至于每每提起他，便想起他挑选鲜花时的神态。

这次荣获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是评委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缅怀汪先生的机会，谢谢你们。

拙作《天下太平》，原本是想写一个悬疑故事，里边原本有用渔网拖上来令人不快物品的情节，但考虑再三，感觉不好，便改写成现在这个样子。当然现在这样子也未必好。

谈到自己的小说，我就想起汪先生写在黑板上的“卑之无甚高论”。几十年来，我一直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汪先生只是在谦虚，今日一“百度”，才知道此句还有提醒他人讲实际问题，不要空发议论的意思。而这意思，无论是对从事什么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好意思。

那天，在军艺的课堂上，汪先生讲没讲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传授给他的小说秘诀——贴着人物写——我确实记不清楚了，但经汪先生传播之后，沈先生的这句话在我们这茬作家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吾生无缘聆听沈先生讲课，猜想中，他讲课的风格，应该与他的高足汪先生相似吧。他们都是沉静敦厚但又内蕴灵光的人，也都是笔下滔滔但又不善言谈之人，更相似的一点，他们都“但开风气不为师”，这句话与教师职业并不矛盾。那些自以为开了风气，插旗招徒，啸聚江湖的人，大多是无甚建树者，而如沈先生、汪先生，却是在谦虚中引领了风骚。

我是这么“出道”的

前些天，我回老家开了一会儿联合收割机，圆了一个多年的梦，过了一把瘾。坐在高高的驾驶室里，听着机器的轰鸣，嗅着青玉米被粉碎时散发出来的气味，感觉很不错，心情很澎湃。有人问，这样短暂的体验对你的写作难道真的会有帮助？

我坦率地告诉大家，确实会有帮助。如果我在未来的小说中要写一个开联合收割机的驾驶员，有了驾驶的体验，总比凭空想象要好得多。当然如果能长时间地体验，感受会更加深刻。

当然了，有的人不体验，也有可能写得很好。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谈谈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作《春夜雨霏霏》，发表在1981年第5期《莲池》上。距今整整40年了。《莲池》是保定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双月刊，当时的主编是写《小兵张嘎》的文学前辈徐光耀先生。那时候我在保定满城县的石门当兵。营房坐落在山沟沟里，山都是光秃秃的，山上有老百姓在放羊、在唱歌。那个时候，部队有好多人热爱文学，刊物来了，大家都抢着看，看完以后还在一起讨论。看多了，就跃跃欲试，偷偷学着写。写完了就专找那些地区级的小刊物投稿，大刊物不敢投，总感觉小刊物投中的概率更高一些。补充几句，我这里说“小刊物”绝没有轻视或瞧不起之意，更没有成名之后忘恩负义的轻浮，只是如实描述自己当时的真实心态而已。

稿子寄出去后就天天盼，夜夜想，希望能够被发表。结果总是退稿。退稿嘛，就是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你的稿子，再附上一封打印的信。有一天，我收到了《莲池》编辑部的一封薄薄的信，是个小信封，不是大信封。

有戏！我的心怦怦乱跳！

拆开信封一看，果然是一封手写的信，薄薄的一张纸，钢笔字，那个笔画写得很粗，龙飞凤舞。大意是看了我的小说，感觉基础很好，希望我能到编辑部去面谈。这可是大喜讯！我的战友们好像比我还要高兴，嚷嚷着让我请客。

于是在星期天，我请假去了保定市，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莲池》编辑部，就在保定的著名公园古莲花池对面的一个小院子里。给我写信的老师，名叫毛兆晃。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戏剧专业的大学生，据说他曾经在老舍先生的话剧《龙须沟》里边扮演过群众角色。毛老师说，你的小说语言很好，心理描写很细腻，尤其是对大海和海岛的描写很传神。你是不是在海岛上当过兵？我说，没有，只去大海边上转过两次。毛老师笑着说，那你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嘛。毛老师跟我又简单地把小说的情节捋了一下，希望我能拿回去再充实一点儿细节。

我拿回去感觉没法儿改，没法儿充实，索性就以海岛为背景重新写了一篇，寄到编辑部。几天后，毛老师打电话来让我去编辑部一趟。我心里想，这回行了。到了编辑部，毛老师说，你怎么搞的，这一篇还不如前面那篇好。不过这篇里边有几个细节还不错，可以移到第一篇小说里去。我回去就将这两篇小说合并在一起，起了个题目叫作《雨夜情思》，恭恭敬敬地抄好，又寄到编辑部。之后就没了消息。过了很久也没消息，我想写封信问问吧，又不好意思。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翻报纸，忽然看到《光明日报》的边角上登载着《莲池》第5期的目录，头条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作者是莫言。

说到“莫言”，我还想在这里插两句。其实在黄县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投稿了，那个时候使用的名字还是我的原名“管谟业”。1979年9月，我调到保定之后，突发奇想，把我的原名中间那个字一拆两半，就变成了“莫言”。《春夜雨霏霏》这篇小说的发表，也标志着“莫言”这个笔名正式启用。当时我举着那张报纸，蹦的那是一个高！然后我就跑到炊事班里去帮厨。炊事班班长说，咦，秀才来帮厨，太阳从西边出来啦？

后来我听毛老师说，这个小说题目是钟恪民老师帮我改的。钟老师当时三十岁出头，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人很潇洒，文艺观念很新。我的小说《民间音乐》因为风格变化让毛老师拿不准时，钟老师却大加赞赏，并接替毛老师当了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

好了，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的内容吧。其实这篇小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与其说它是一篇小说，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篇散文，写的是在一个春天的雨夜里，一个少妇想念自己在海岛上当兵的丈夫的故事。我的第二篇小说《丑兵》，第三篇小说《因为孩子》，第四篇小说《售棉大路》，第五篇小说《民间音乐》都发表在《莲池》上。当时《莲池》编辑部的那些老师们就说，这个人怎么老认准了给我们投呢？他难道不能往别的刊物投一下吗？后来我在他们的鼓励下，也开始往别的刊物投稿了。

我早就说过，我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没有《莲池》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用大笔，书写了“莲池”这两个大字，以此来表达我对《莲池》的怀念和对保定市文联各位老师的谢意。

我的写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过早地进入了成人社会。当我的同龄人还在学校里面打打闹闹时，我就开始跟大人一块儿劳动了。我体力不行，大人的活干不了；想找小孩玩，没有，人家都在学校里。大人就让我去放牛、放羊，这就让我一头扎到大自然里去了。牛、羊是我的朋友，尽管我没人说话，不能跟人交流，但是我会对着牛羊，对着大自然交流。甚至在心里面编造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在呐喊，在唱歌，在说话。

一两年以后，我就必须参加一些跟大人一块儿的劳动了。大人干活，我帮人家牵牛。

因为我毕竟认识几个字，晚上的时候就让我当记工员。我每天晚上去生产队的记工房，为白天劳动的社员们，记下他们今天干了什么，那时每个人都有一本劳动手册。这就是说我已经和成年人打成一片了，所以我比很多同龄的孩子，更早地知道了成年人在干什么，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因此，在语言方面，我更早地了解了成年人之间的语言，农民的这种幽默，农民的这种讽刺。

还有老人讲述的历史掌故、传奇人物、妖魔鬼怪，各种动物变化成人的聊斋式的故事。所以我就了解了大自然，了解了成人社会，也了解到很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民间的、口头的语言。这就让我具备了一种讲故事的才能，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听故事的人。那时在集市上，还存在着一种说书人，讲《烈火金刚》，讲《林海雪原》，讲《红岩》……因为他要把一部小说讲好几个月，不断地讲，所以他在每一个故事里大量地添油加醋，随机演绎。有的时候可能是讲某个人穿一条裤子，讲了一天还没穿上来，就是这样一种东拉西扯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