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年话莫言（随笔）

我和莫言交往多年，一直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不咸不淡，不高不低，大多时候是公务，主要是会议，偶或饭局。细细算起来，居然交往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间，风起云涌，潮涌潮动，人走人散，鬼去魂在。我们之间自然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谊，当然也没有君子小人的故事。多日不见，寒暄之后，便是调侃，我自然不是他很在乎的朋友，他也不是一个举动就能令我能伤心的人，普通朋友，文学朋友，多年朋友，能帮忙不会客套，能不落井下石之时，还会劝别人别再去搬运石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对莫言有成见，因为当时有好事者编了一本批判莫言的评论集，里面堂堂正正地收了我的一篇“雄文”：《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殊不知这是我1988年写的文章，不是为了应景去蹭莫言的热度而临时赶写的。这篇文章发在1988年《读书》的头条，反响还可以，引起了夏衍、王蒙等前辈的关注。出书者如果标出具体的发表时间，可能会好一点。

其实，我非常欣赏莫言的小说，甚至为他的《红高粱》得奖还出过一次苦力。1987年底，我当时还在高邮工作，因为写过一些文学评论，被《文艺报》借调到北京参加由中国作协组织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当时没有鲁迅文学奖，这个奖项相当于今天的鲁迅文学奖。评奖分为两个阶段，我先后参加初评和终评。莫言的《红高粱》在初评时，大家一致看好，全票当选。终评的时候，得奖呼声也很高。当时老作家李凖对《红高粱》评价甚高，他说土匪抗日的故事，在他的家乡有很多，有些故事可能比莫言写得还要精彩，他一直想写，但不知道怎么写才合适。现在看了莫言的《红高粱》之后，觉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角度，解决了他多年的困惑，但他不想再写土匪抗日的故事了。

李凖是《李双双》《黄河东流去》的作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柳青、周立波等人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他的话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但快投票的时候，评奖办公室收到一封举报信，说《红高粱》是抄袭之作，抄袭了刊登在《外国文艺》上的苏联小说《炉火》。应该说，举报者时机把握得非常精准，投票的关口，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既然有抄袭之嫌，便先搁下来。评奖一时陷入僵局，因为谁也没有看过《炉火》，连在《世界文学》工作的宗璞先生也没有看过。宗璞说，《红高梁》这篇小说不能得奖会是很大的遗憾，而如果是抄袭的话，也是我们的失职。建议小王（我当时28岁，名副其实的小王）找来看一看，和《红高粱》对比一下，推迟半天再投票也没关系。其他评委也同意宗璞的建议，核实后再做决定，不要轻易否决《红高粱》。

核实的任务落到我的头上，因为第二天要投票，我当天必须找到《炉火》这篇小说，当时已经是下午，而《文艺报》的资料室快要下班。坐公交车可能会耽误时间，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从西四环北大附近的畅春园饭店，骑到东三环的农展馆南里10号。时值寒冬，气温在零度以下，我从南方来北京，没有戴帽子、戴手套的习惯，一个多小时的行程，等我到目的地的时候，感觉手冻麻木了，脑袋也冻麻木了。好在当时年轻，打了几个喷嚏，第二天也就缓过来了。

我在《文艺报》的资料室里找到了刊登《炉火》的《外国文艺》，连夜比较阅读，发现两篇小说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印象中除了“炉火”和“红高粱”的意象都有热烈之意，其余在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故事情节等方面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第二天，我把比较阅读的结果如实汇报给各位评委，各位评委也松了口气。最终《红高粱》得票依然名列前茅，但不是满票，有评委还是谨慎地选择了弃权。当时我不认识莫言，也没有向其他人说过这个“花絮”，至今我也没跟莫言讲过。

第二年冬天我和莫言首次见面时却有些尴尬。1988年我非常迷恋法国新小说派和罗兰·巴特，尤其是派生出来的“写作的零度”，对我启发很大，由此去观照当时一些走红的先锋派作家的作品，觉得“自我”侵蚀文本太严重，不够“零度”。我按照这样的“零度理论”，对马原的小说进行了“批判”，反响不错。接着又对莫言的几篇小说进行了批评，写了《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我“批” 莫言的文章由此而来。

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受命去鲁迅文学院组稿，当时我在《文艺报》理论部当编辑。《文艺报》有一个栏目叫“东方金蔷薇”，主要发表作家的创作谈。《金蔷薇》是俄国文学大师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以“内容之美、文体之巧、语言之妙、容量之大”著称，是久经时间考验、畅销不衰的经典名著。它是一本总结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研究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文学大师的创作活动，探讨文学创作的过程、方法和目的的美文集。《文艺报》的这个栏目也发表、汇聚了很多著名作家的创作谈。当时文章“存货”紧缺，报社领导让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因为当时鲁院和北师大新开了一个创作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洪峰等天之骄子都在此读书。

恰好迟子建之前写过一封信给我，说她来北京念书了，有时间到鲁院来见个面。说见个面，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一次信。我是最早给迟子建写评论的人，她当时只发表过三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国一片苍茫》《北极村童话》，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地域风貌，很快让人想到了东北的另一个女作家萧红，我就以这三篇小说写了评论。文章发在《当代作家评论》，结尾引用了惠特曼的诗歌《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她看了很感动。现在有组稿任务，顺便看看迟子建，不亦乐乎！我很快打通了迟子建留下的传呼电话，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去了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

在门口碰到了余华，他穿着一身牛仔服，正在门口晒太阳，见到我就说，你应该写一篇《苏童在1988》，他今年的小说写得多棒！没见过如此捧作家的作家，其实余华在1988也很棒，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成为我后来研究“后现实主义”的模本。余华还邀请我去他宿舍坐了一会儿，他和莫言、刘震云住一间宿舍，余华开心地说，他们俩晚上回家住，我一个人住单间。看得出来，鲁院安排宿舍还是很人性化的。

中午，迟子建带我到食堂去吃饭，没想到在食堂里碰到了莫言，我有些想回避，而莫言却主动开口说：“是王干吧，你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挺好的。大家都说王干批评你，我吓了一跳，一看文章，51%在表扬，49%批评，还是以表扬为主。”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莫言如此大度，而且挺幽默，这49%和51%的比例，还不是表扬“控股”吗？本来挺尴尬的气氛被莫言缓解了，我们就坐在一起吃饭，边吃边聊，毫无芥蒂。

之后我和莫言就有了一些交往，但我也没有为莫言写过称赞性的评论。1994年《大家》创刊，首次设立了全国最高奖金的奖项，奖金十万元。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当时颇有平地一声雷的味道，因为那时候茅盾文学奖的奖金也就两千元左右，因而十万元的大奖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受人关注。这大奖最终被莫言获得，得奖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这部莫言用83天写就的50万字长篇小说，是他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安魂之作。小说写了母亲上官鲁氏含辛茹苦带大一个又一个孩子，讴歌了生命的顽强与伟大，小说里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莫言也是带泪带血写的。

当时《大家》的评委阵容包含了老中青三代，最年长的是汪曾祺先生，其次是谢冕先生，中年作家是李锐先生，青年作家则有苏童、刘震云和我，评委会主任则是徐怀中先生，他是莫言在军艺的恩师。评奖过程中，有评委对《丰乳肥臀》的书名提出了异议，刘震云认为篇名过于“浅直”；谢冕先生认为“题名嫌浅露，是美中不足”；苏童认为“小说篇名在一些读者中会引起歧义，但这不应该影响对小说本身的价值判断”；徐怀中先生认为这是莫言的风格，“书名似欠庄重，然作者在刻意追求一种喻义，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而汪曾祺先生则坚定地认为“书名不等于作品，书名也无伤‘大雅’，‘丰乳’‘肥臀’，不必惊愕”。

可见各位评委也考虑到部分读者的接受程度，评委们的这些意见后来都写进了各自的评语，而且也公开发表了，可见评奖本身的透明与公正。虽然汪曾祺先生认为“不必惊愕”，但《丰乳肥臀》得奖之后，还是引起了一些风言风语。我起初以为是奖金太高刺激了一些人，后来发现还是不同文学观念的差异难以协调。没有想到反应最为强烈的是作家内部，原昆明军区的老作家彭荆风非常生气，他著文批判《丰乳肥臀》，并向有关部门反映这部作品的倾向问题，让《大家》编辑部陷入被动，据说《大家》编辑部还专门到彭荆风家去道歉。莫言也因此从部队转到了地方工作。因为那次评奖，我也被取消了第二届“大家文学奖”的评委资格。

之后又陆陆续续和莫言有些接触，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春天在扬州召开的一次笔会。当地政府希望莫言能够前去采风，时值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揭晓，呼声极高并且在初选时唯一全票通过的《檀香刑》落选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然也出乎莫言的意料。因为扬州是我工作过的地方，当地宣传部的赵昌智部长是我的朋友，让我动员莫言前来。我没把握，因为我除了写过批评莫言的文字外，之后并没有写过他的评论。在电话里如实对莫言说了扬州方面的诚意，也希望他能去我的老家看看烟花三月的景致。他犹豫说，明天再定。第二天，他问我，还有哪些作家，他一听名单就答应了。在扬州采风期间，莫言和作协的人配合得很好，《檀香刑》不幸落选的事好像没发生一样。莫言善解人意，在扬州采风那几天，看完风景名胜，看完经济建设成果，在座谈会上，莫言由衷地说，这次来扬州收获很大。

在扬州期间，莫言兴致很高，创作了不少莫氏风格的诗词和对联。他在富春茶社即兴书写的一副对联，至今仍是富春茶社的一大宝贝，内容精巧：

两代名厨四季宴

一江春水三省茶

扬州富春有自配的魁龙珠茶，猴魁是安徽黄山名茶，龙井是浙江杭州名茶，珠兰则是江苏镇江名茶，龙井香，猴魁鲜，珠兰浓，三者融合到一起，鲜香而经泡，很合适佐以富春的包子同食。有人跟富春茶社的老总开玩笑说：“你们免费使用莫言做广告，也不怕莫言讨公道？”我说：“不会，莫言是个厚道人。”

莫言厚道而幽默，幽默的智慧超乎寻常。2007年他供职在《检察日报》，有一次《检察日报》举行笔会，讨论“检察文学”，这概念好是好，但如何和法纪文学、公安文学、反腐文学区别开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和阎晶明等评论家都为此犯愁，没想到莫言第一个发言，他的定位高远而空灵，他说，法制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奇葩当年还没有今天网上这种特定的含义，还是褒义的。莫言定位之后，我们的讨论就围绕“奇”做文章，原本不好讨论的话题迅速被大家从不同角度论述开来，会议气氛热烈。

我和莫言这些年交流最多的是书法，他爱写字，我也爱写字，可谓趣味相投。我还让莫言写过刊物一年的标题，莫言分文不取。前几年，云南曲靖爨宝子纪念馆想让莫言题词，几经周转，让我转告。我和莫言说，《爨宝子陴》的地位应该和《兰亭序》一样高，只是被低估了。莫言欣然命笔。2008年我和莫言、舒婷、李洱等到河南云台山去开笔会，我们会写毛笔字的作家每到一处，都有人索字，当然我们是捎带的，人家主要还是要大作家莫言的墨宝。有一天晚上，我们写完都准备走了，这时有一个人眼巴巴地看着莫言说：“莫言老师，能给俺儿子写幅字吗？俺儿子明年考高中，想托大作家的福气。”我一看，原来是这几天为我们开车的司机，主办方说：“莫老师太累了，明天再写吧。”没想到莫言兴致正浓，说：“最后一幅吧，要写什么内容？”司机将准备好的字条递上去，莫言大笔一挥，司机感恩戴德。莫言说：“我的字也不值钱。”主办方说：“怕你累了，写这么久。”

《清明》这期刊登的莫言的一组短文，是莫言近年来一些新作小辑，这些短文涉及面广。说到与王蒙先生的交往以及对他小说的点评；写了对汪曾祺先生的敬仰；回忆了自己的文学“出道”经历；将目光投向自己的童年经历来谈写作的灵感来源，真诚坦率地表达了对《红楼梦》中刘姥姥的喜欢；也以幽默风趣的语言谈及自己的头发问题；莫言还用方言为读者描绘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鬼故事。这一系列文章看起来内容很广，但都来源于生活，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想象力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深刻理解之上。同时，莫言很擅长将民间的、口头的、文学的语言融入作品之中，创作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与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

谈及文学创作，莫言对汪曾祺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他精准地捕捉到了汪先生作品中“散淡”这一核心特质。汪先生的散淡，不是刻意为之的矫揉造作，而是历经岁月沉淀、人生彻悟后的自然流露。这种散淡，恰似一杯陈年老酒，醇厚绵长，让人回味无穷。莫言敏锐地洞察到，想要创作出如此散淡的文学作品，作者本身必须具备一颗散淡的心。在那个文学创作受到诸多限制的年代，汪先生能够突破束缚，以一种轻松自如的笔触描绘生活，实属难能可贵。更令人钦佩的是，汪先生并非超脱世俗、冷漠无情，他的童心依旧炽热，使得作品在散淡之余，又不失天真与浪漫，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莫言对汪先生的评价，也折射出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理解。他深知，文学作品的优劣，不仅取决于作者的才华，更取决于作者是否拥有一个有趣的灵魂。莫言也深知汪先生作品中“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这恰是莫言自身文学创作的真实写照。他的作品，无不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时又以大胆的想象与独特的叙事，为传统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力。

谈及冬奥会，莫言以敏锐的眼光，从年轻运动员身上看到了新时代、新青年的新特质。他被苏翊鸣、谷爱凌等运动员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挑战精神、文化融合与时代风貌所打动。这些运动员不仅在体育竞技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在文化交流、思想观念等方面展现了开放包容的胸怀。莫言认为，这些年轻人的崭新面貌，为我们这个时代增添了光彩，也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与活力。他真诚地向这些年轻人学习，希望能够将这种时代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塑造出更多具有时代感的“新人”形象。总的来说，这些文章虽短，但都是充满智慧与真情的作品。莫言以他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思考，展示了他对文学、生活、时代的诸多感悟。莫言的文学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值得细细品味与深入探索。

最后还要说一说莫言送我的一幅字。2009年底，我还在《中华文学选刊》工作，在一个饭桌上，莫言说他现在用左手写字，我说肯定会比右手好，因为左手没有那些坏习惯，就说要求字。第二天，莫言发短信给我，说：你是客气问我要字的，我写好了。给我地址，快递过去。我收到莫言的墨宝后，异常喜欢，他左手的字果然没有被污染，拙朴中带着稚气，像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样，干净、单纯，带着乡村少年的浑朴。内容也好：

不抓不挠

佛说遇蚊虫叮咬忍之

我说逢小人追骂乐之

莫言这话写给我，是宽慰我在这之前之后“犯了小人”，不必往心里去，恐怕也是他自我解脱的方式。比之莫言的境遇，我受到的那些小不平、小诬陷、小恶毒，抖抖身子，就会像鸟毛一样落地。我更要向莫言学习：笑口常开笑可笑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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