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讲座之二

第三讲：认清自己是谁

今天我们开始第三讲。第三讲说的是，要认清楚自己是谁。认清别人不容易，认清自己也同样不容易。

首先，我还是要向同学们继续介绍自己，继续说自己的故事，进一步说清楚我是谁。虽然已经上了两堂课，但很显然，我还没有把这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说清楚。

如果不上网查，很多同学可能并不知道讲台上这个家伙是谁，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也许大家见过他的名字，知道有一个叫叶兆言的作家，写过一些书。至于他究竟写过什么书，写得怎么样，其实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必须再厚着脸皮介绍一下自己，为自己打个广告。我从来都不是个信心十足的人，即使到了现在，文学道路似乎已经走通了，但我还是不太相信，读者真正接受了我。如今，阅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辛辛苦苦写出了小说，编了一个个自以为动人的故事，很可能根本没多少人看。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坐在下面的你们，对我的作品也是所知甚少。我已经写了一大堆作品，吹嘘自己著作等身，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真要给自己定位，我认为自己就是个日积月累，写了一大堆文字的人。我的人生没什么可以炫耀的，除了一大堆用文字堆积起来的，未必真有人去看的文章，其他的成绩，可以说都微不足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就是我。

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份《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单》。这份书单里没有我的名字很正常，可是竟然没有莫言和余华的名字，也没有王安忆，这真让人感到意外。余华来香港参加书展，据说有很多香港读者前往，他的演讲一票难求，偏偏在这份推荐书单里，见不到余华的名字。

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座的诸位同学，对我一定不会有太多了解。不了解我很正常，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首先要认清这一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不要以为上了讲台，别人就都知道你是谁。

一个作家也必须时刻抱有平常心，老老实实地去写东西。

我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

德国有一位汉学家，叫顾彬。有一次，他到南京大学举办讲座，和一批南京作家对谈。在谈话中，顾彬对中国的当代文学大加批评，他说中国很多诗人的诗并不好，这些诗在外国有影响力，是因为他翻译得好，原诗并不怎么样。

他这么说对不对，我说不好，因为我不懂德文。也许他说得对。诗非常难翻译，经过翻译，诗还是不是原来的诗，已经很难说。古人说“诗无达诂”，意思是说，诗歌很难用确切的语言表达清楚。我们都知道，如果把古诗翻译成白话文，那就是把茶叶水变成白开水，基本上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

顾彬先生又说，中国有一位叫孙犁的前辈作家，他的文字不太通。我想香港的同学可能不知道这位叫孙犁的作家，好在我已经提前打过招呼，让你们在上课前了解一下这位作家，读一读他的文字。在内地，孙犁先生的文章经常被选入中学教材，内地的学生应该都很熟悉他。

顾彬先生谈到孙犁先生的文字，说他语言不好，文字不通，这显然不太合适。于是轮到我发言时，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说孙犁先生作为前辈作家，他小说的主题怎么样，文学观念如何，今天可能有今天的评价，但关于他的文字，我认为顾彬先生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孙犁先生的文学成就，恰恰就体现在文字上。仅此一点，就能看出顾彬先生的汉语理解水平，似乎还是有些问题的。

顾彬先生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总体是不高的。我的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顾彬先生在中国说话还算客气，回到德国，说起中国文学，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顾的态度。他的汉学家地位，好像就是靠指责中国当代文学建立起来的。尤其是对当代的中国作家，他总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对他们指手划脚。他不喜欢莫言，也不喜欢余华。他那句风行一时的“中国文学是垃圾”的名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顾彬先生的“中国文学垃圾说”，给了不读书的人一个很好的借口。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很好的读书传统。在中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怎么消除不读书的自卑呢，这个“中国文学垃圾说”，便是最好的解药。一个人干吗要去阅读垃圾呢，本来偷懒不读书是不可以原谅的，现在，顾彬先生给他们找了一个最好的借口。

顾彬先生这个“中国文学是垃圾”的说法，对中国文学有着很大的伤害。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应当是有极大帮助的，不过，有时候，也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是不读书的，他们只是借着别人的眼睛，以为自己在读书。

顾彬先生听我说他的汉语理解水平有问题，作为汉学家，他当然很不高兴。于是，他就问坐他身边的人，这个发言人是谁。别人告诉他我是谁后，他很不屑地说，他不知道叶兆言这个人。

我和顾彬先生私下里确实没有见过面，他不知道我也很正常。偏偏吃饭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同一张桌上，他很认真地跟我聊天，说他知道我的祖父，在文章中写过我祖父。

顾彬先生这么说，我多少有点尴尬。他只知道我的祖父，而我是谁，他并不知道。这说明我作为一个作家，知名度还不够，不入他的法眼。一个号称最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根本就不知道叶兆言这个作家。

我时常提醒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物。虽然我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外文，有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可就是没有德文。而且，就算有德文，也依然不算什么。

再说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去江西参加一个活动，也不知道为什么，领导迟迟不来。那是在冬天，一群准备跳舞的小姑娘，穿着很少的衣服在露天等候。天气非常冷，是一年里最冷的那几天。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都觉得吃不消，小姑娘们衣着单薄，更是冷得受不了，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我很不高兴，问主办方能不能给这些女孩子想想办法，让她们暖和一点，为她们找个避寒的地方，不要让她们在室外等待。主办方一个劲地敷衍，根本不当回事，说她们年轻，冻不坏的。

我当时很生气。真的很生气，想立刻就离开，不再参加这个活动。又过了一个多小时，领导来了，活动才总算开始。主持人开始宣布参加活动的领导名单，然后一个一个介绍嘉宾，最后介绍到作家，按奖项排名，凡是得过鲁奖的，头衔都是著名作家。

最后才说到我，头衔是知名作家。在主办方看来，得过鲁奖的作家是一个等级，没有得过鲁奖的，便要打入另册。可能宣布名单的主持人，觉得这样介绍我，分量还不够，又自作主张加了一句，说我是某人的孙子。

我当时只能苦笑。不苦笑还能怎么样？你要是不高兴，他们一定会认为，是你被介绍成了知名作家，不是著名作家，才不高兴的。因此，我只能苦笑。

作家一定要认清自己是谁。我经常这样提醒自己，一个写作者，一些最朴素的愿望能满足就很好。一个作家能写，能有时间写，写了能发表，发表了还有人看，经济上能有保障，这就很好了。

所谓知足者常乐，过去的几十年里，作为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我真的非常幸运。怎么才能表达，或者解释这种幸运呢？我想起了前几天从网上看到的一段文字。今年的8月2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举行开学典礼，院长刘石教授发表了题为《追寻先贤，典型不远》的致辞，其中有段话很有意思，我看了深有感触：正如我们学院的老前辈何兆武先生所说，拿着单位发的工资，每天读自己想读的书，思考想思考的问题，写点想写的文章，文章发表了还能得稿费，除了学者，天下哪还有这样的好事！

刘石教授借助前辈何兆武先生的话，表达了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意愿。为什么要跟同学们说这个呢，因为将心比心，我确实也享受着这样的“好事”。

中国的作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所谓的体制内作家，常常会被人诟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工资的。

因此专业作家这个头衔，弄不好就会变成一个十分贬义的词，很容易招骂，尤其是在网上。

十多年前，秘鲁作家略萨来中国。那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年，他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对谈活动。对谈中，略萨说起自己刚开始文学创作时的艰辛。那时候他太年轻，为养家糊口，一下子兼着好几份工，最让人吃惊的一份工作，是为死人登记。他讲述了一个写作者最可能面对的悲哀现实：因为喜欢写，为了能写，必须先找一个管饭吃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很可能是你非常不愿意干的。

略萨一直在追求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环境，幸运的是，后来他得到了。他可以自由写作，而不是为了饭碗去工作。能否全心全意地去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

美国作家卡佛回忆自己成名前的故事，说自己在爱荷华上创意写作课，学校每月只给他五百块钱。对于一个已经结婚并且有了孩子的男人来说，这点钱完全不够日常开销。他只好从学校出来，和妻子四处打工，甚至做过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他觉得夜间打扫厕所的工作很不错，因为每晚只需工作两三个小时，但工钱是按八小时算的。

成名作家回忆自己的不堪，多少会有一些炫耀的成分。不过我们确实看到，无论是略萨还是卡佛，这两位世界闻名的作家，在还没有成名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因此，对于热爱写作的人来说，可能真没有比当一个专业作家更幸运的事了。

美国作家福克纳曾经说过，作家不需要经济自由，他需要的只是纸和笔。他觉得，如果只是为了得到免费馈赠的金钱，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因此，好作家不应向基金会申请补助。作家只要努力去写就行，小偷、贩私酒的、马夫，都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来。福克纳认为，好作家没有工夫去考虑成名或发财，他相信真正的作家的意志是拦不住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摧毁一个好作家，唯一能改变他们的是死亡。

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必须承认，我受惠于专业作家体制。没有这种体制，我很可能也不会成为今天的自己。在我的人生中，有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一是考上大学，二是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不可否认，能考上大学，能当上专业作家，都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恢复高考，如果没有专业作家体制，我绝不可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而我，自1991年成为作家后，就是职业作家。与专业作家相比，我更愿意称自己为职业作家，就像职业运动员一样。在写作方面，我很幸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根本就没人管我，限制我，干涉我。这一点，我想我应该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管你们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写作者的不容易，全世界都一样。成名的作家会自由一些，但是大多数写作者，是没有这样幸运的。事实上，外部的困境不摆脱，就成不了作家。因为有了牙医这段经历，余华才成为作家。略萨如果一直在殡仪馆工作，卡佛如果一直在打扫夜间厕所，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作家。

过分强调作家的生活，强调作家特有的生活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写作行为的不尊重。没有生活经验，似乎成了年轻作家的一块短板。然而这种所谓没有生活经历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很容易被戳穿。

我们说起曹雪芹，动不动就说他的出身。说起张爱玲也是，好像没有他们的身世，就不太可能写出传世的伟大作品。这话根本就禁不起推敲。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出身，什么人生经验，与“写”这件事相比，都没有那么重要。是写作这个行为，让他们成为作家。

因此，重要的不是曹雪芹和张爱玲的生活经历。为什么别的有类似经历的人，没有成为作家？这说明，人，才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自己的写作行为和成果，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在今天这堂课中，我想给有志走写作这条路的同学，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还是那句老话，首先，写才是硬道理。接下来，很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写作的不顺利是常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们现在正在上大学，坐在教室里，应该说是最幸福的时候。起码到目前为止，略萨和卡佛的那种痛苦，那种为了生存，为了写作，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干的事的烦恼，你们暂时还体会不到。

未来的文学之路很难预测，困难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写作者，我有必要为大家打一打预防针。设想一下你们未来的文学之路，个人认为的理想途径，是最好先成为创意写作专业的大学生，然后像你们的陈曦静老师这样，在大学里教写作，同时自己也不停地写。这样可能是最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