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悼词

一

今年的春天似乎来得很早，我脱了羽绒服，换上了轻便的薄款大衣。早上坐在办公室，时间长了，腿还是冷的。

我总是学院第一个打卡的人。前年夏天，我从一所985院校硕士毕业。工作不好找，费了半天力，在舅舅的打点下，应聘到S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了一名大学教师。但我这个“老师”的名头实在勉强，确切地说，我属于“教辅人员”，档案放在人才市场。当学生喊我“高佳怡老师”时，我既兴奋又忐忑，还有几丝自卑。院里一位研究当代文学的老教授说，按照规矩，我们这些人，包括图书管理员，都应叫“校园工友”，而不是“老师”。师者，学高为师，授业为师，不是啥人都能被叫老师的——就像不是所有高校教师，都能被称作教授一样。

S大是一所南方高校，前身是教会大学，有一百多年历史。我在的那座办公楼，被称为“小红楼”。每次走入这座小楼，我都感觉走入了历史，特别是无人之时，我静静地走在百年老楼的红色地板上，听到“吱呀吱呀”的响声，感到一阵恍惚，仿佛进入某种异常的时空。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传教士，穿着阴丹士林学生装的女孩，悄无声息地走过我身边，化为一片片阳光下的尘埃。

南方的冬天，湿冷多雾。初春日头是好的，下午四点过后，湿漉漉的灰色情绪就从办公楼下的大樟树悄悄溜了上来，顺着铅灰色墙体，扯住爬山虎，再攀爬上那扇闪着红铁锈的窗，从缝隙钻进，弥散在办公桌四周。办公室不大，原是收发室，后来成为语言学教研室，再后来又变成院办秘书第二办公室。这是我和张琴的办公点。办公室里都是老式旧家具，吊灯昏暗，窗户是老旧欧式盘花纹铁窗，阳光从窗户花纹投射进来，映衬在脸上，变成一道道蠕动的阴影。我的办公桌一直没换，还是当年语言学教研室的。墙上有一张正楷书法的“太上感应篇”，左边贴着一张油画，搭配得有些不伦不类，我也不去管。我的前任，院办褚老师已退休，我问过她这些东西的来历，她只说，这是历史纪念，也没说带走，我就把它们都留了下来。

张琴和我不同，她丢掉原有的办公桌椅，换了张大理石面高档书桌，红木仿明式六方椅，桌上零碎地放着藏区牛骨挂件、咖啡壶、低音炮音箱。这些都是她家里给她弄的，怕她在这样的办公环境里受委屈。于是，这间不大的办公室，又被切割成两部分。有时我看着她吃零食、听音乐，时不时补补妆容，更感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凑合挤在这间阴暗的办公室里。张琴不认命，她说，佳怡，你信不信，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这只是一个暂时落脚地。我不置可否。管他呢，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每天早上，我都会出现在院长办公室门口，聆听工作安排和训斥。本科评估、大创项目、先进学生评比、院内资产管理、课程安排、教学通知上传下达。我当研究生时做过学生助理，也晓得学院办公室事务琐细，但没想到会有如此多，乱七八糟。有时又很闲，闲得让人发呆。我就这样在一堆表格与通知中度过青春和人生吗？租来的房子里，夜晚睡不着，我对着月亮流泪，想起读研时的雄心壮志。我想继续读博士，可我天资一般，没有导师肯收我。我还想成为女作家，写了不少东西，投稿的结果都如泥牛入海。我想找个爱我的好男人，幸福地过小日子，但自从和男友分手后，我迟迟找不到一个可托付的人。给我介绍对象的人，在听到我“院聘杂役”的身份后，都摇着头离开。他们暗示我说，不要想找个正规高校男教师了，可在S大后勤人员中试试看。实在不行，找个小商人。毕竟，正经公务员和事业编的男人，很少会考虑我。我没编制，长得也不好看。

长得好看，也有优势。张琴和我都是院聘人员，也都是语言学专业毕业的。她是无锡人，家里做建材生意，家境殷实。她业务能力一般，但身材性感，一双桃花眼始终带着笑意，人也殷勤体贴，懂得送礼请客，深得院长宠爱。有传言说，院长要招收她当博士。我明白，以我的条件，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可看到张琴那双眼，我还是浑身不自在。

院办行政这个工作，要和学生与老师打交道。学生自我意识强，让他们干活，就要给好处。老师们大部分都是客气的，知识分子的那些客套，客气中含着冷淡。他们有的根本不喊我老师，就“小高”“高秘书”这样称呼我。我想向学院著名教授请教学术和创作的问题，得到的是更多的不耐烦。著名教授总是很忙，开会、评项目、评奖、出国考察、参加各类出头露面的活动。如果我说，我也是学术型硕士，对学术感兴趣，所以请教您。他们就开始打哈哈。最尴尬的是催收表格，老师们都很暴躁，他们是真正的老师，有编制，在我面前有天然的优越感。一次，我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副教授骂了半天，都是特别脏的词。我不晓得哪里触怒了他，他说我们这些“后勤杂役”是“傻×”。后来，听说是因为他报销经费时在财务触了霉头。财务处也有聘任人员，因为管着钱，格外被尊重，老师碰上他们，也要点头哈腰。想来老副教授受了气，就撒在我这样一个没背景的小杂役身上。这人尖嘴猴腮，临近退休还是副教授，但他可以辱骂我。我偷偷流泪，不敢抱怨，谁让我是“后勤杂役”呢？

父母只能叹息，陪着我流泪，然后劝我忍耐。舅舅不耐烦地说，你也不看看，现在很多985高校辅导员都招博士，你有这样一个体面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你要知足。

我要知足？我茫然，也这样劝自己。慢慢的，我就真知足了。我居然有了笑容，还比读书时胖了一点。

二

“联系陈建波老师家属，写一份悼词，发一个通知。后天，愿去青山殡仪馆的老师，早上九点在学院楼下集合，有公车过去。”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布置新任务。他打着哈欠，香烟抖了抖，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桌上是一个紫色烟灰缸。我假装没看见，拿了电话号码，离开那间充满烟味和屁味的办公室。院长有个圆亮的秃顶，笑起来老奸巨猾。他和张琴有暧昧关系，也几次向我伸出咸猪手。他不喜欢我，我晓得，但他喜欢年轻的肉体。尽管我不如张琴漂亮，可比她温顺，这也激发了他的征服欲。我不能过分得罪他，至多对他的暗示装聋作哑。他掌握着我的命运。我舅舅认识副校长，他做湖鲜生意，和这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多有交集。副校长打了电话，我才有机会应聘。院长也不敢太明目张胆。

我给陈建波老师的夫人打了电话。一切都是程序，我只要按程序办就好了。学院历史悠久，自然有很多退休教师，每到春天这样乍暖还寒的时节，都会去世几个。这样的追悼活动，在工作的这两年里，我经手了好几个，无非是我替院长拟好悼词，联系工会发慰问金，然后安排老师乘车去青山殡仪馆，再把他们拉回来就万事大吉。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曾在小红楼楼梯上留下笑声和脚步的人，就这样彻底消失在青山殡仪馆高高的烟囱里了。

电话那边是陈师母哀伤的声音，她请求我写完悼词后，给她看一眼。我答应了，这也没什么，都是既定程序。

拟定悼词环节，我要和学校人事处、档案中心等部门联系，确认陈教授生平事迹，和院领导商量悼词规格。一个上午，这些情况基本搞定。陈老师是普通教师，2000年左右退休，在校期间没啥光辉事迹，没什么人才帽子。于是这项工作变得更简单了。陈老师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毕业于省城师范学院中文系。他成绩优秀，留在了母校。工作后他继续进修，在母校读在职研究生，获过零星奖励，出版过专著，主持过厅级和省级项目。他未担任博导，职称只是副教授，学生也不多。他的一生平平淡淡，没有大起大落，历次运动和重要历史关头，表现平庸。他平时喜欢钓鱼、养花、练气功，业余生活有滋有味。他的夫人在市职工大学上班，和他差不多时间退休。他们有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都是中学教师。陈老师安安稳稳度过一生，接近八旬去世，也是安享晚年吧。

我的心里，不知为何，对陈老师起了一份羡慕之情。有一份体面工作，从事喜欢的专业，有较多闲暇时间发展自己的小爱好，在社会有尊严地度过一生。虽没有大富大贵，但平静安闲，内心安稳，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我渴望的吗？可这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曾经我也满身傲骨，我就读的中学是全市最好的高中，本科与硕士就读于985高校，我曾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女，但实际上，我只能在高校这座象牙塔干着杂役的活儿，忍受院长的骚扰。

想到这里，我对从未谋面的陈老师有了很多亲切感。我下决心发挥文采，写出一份声情并茂的感人悼词。经过几个小时琢磨，我写出了初稿。我必须赶紧把这件事办好，陈教授还躺在太平间，要抓紧进度，让他老人家早些荣登天国。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们最亲密的同事，S大语言学教研室副教授陈建波先生。陈教授是江苏泰州人，博学鸿识，雅量高致，大学毕业于S大前身——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他性格温和，宽厚待人，严于律己，为语言学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在生活中，他尊重领导，关心长辈，爱护子女，家庭关系和谐，曾多次被社区评为“五好家庭”。陈教授的离去，是S大的重大损失，是教育事业的损失，也是诸多亲朋好友的损失。我谨代表S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所有朋友，对陈老师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

张琴看到这份“大作”，撇了撇嘴，说，好像不对吧，我看过陈建波的论文，在知网上人家是教授，你写成副的。现在评个教授多难，你搞错了，院长去念，也要吃挂面的，家属更不高兴。你真马虎得可以。

我心里“咯噔”一下，张琴只是普通省属大学毕业，我们一起分来，她处处针对我，和我别苗头。我冷静下来，又觉得该感谢这厮。不是她嘴快，我还不知道犯了忌讳，到时肯定被院长骂个半死。如此说来，张琴嘴毒心狠，但不是有心机的人。

我再次打电话去人事处确认。人事处老郝也很奇怪，嘟哝着说，不可能搞错，我再检查一下。再查下来，还是副教授。老郝不耐烦地说，搞什么搞？人都死了，正的副的，有啥关系？我嘴上应着，怕工作出纰漏，就去知网上查。上面几篇论文，如张琴说的，陈老师的职称的确是教授。

我拨打陈夫人的电话，当听到问询，陈夫人的声音渐渐高了，甚至有些尖利。我听得出她的怒火，仿佛直接穿透电话听筒，扎进我的耳膜。

老陈去世了，这是他最后的体面。他不是啥著名教授，但为S大奉献了一辈子，我不能让他戴着“副”的帽子进骨灰盒，那叫死不瞑目！

师母您别激动，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再仔细查查。我忙不迭地求饶。

“咔哒”一下，电话挂断了，只留下一串忙音。对面的张琴哈哈大笑。我突然想起，院长也是语言学专业，也许对陈老师的情况了解一些。院长正趴在电脑旁打游戏，见我来了，慌忙关闭电脑，接过我写的悼词，趁机摸了我的手。我挣脱他的纠缠，说，有事情反映。他这才板着脸问有啥事。我讲了经过，院长搔着头，想了半天，说，陈老师和我的导师大致是同一级，他给我上过课，我记得那时他是副教授。他退休时我刚留校，有些情况不太清楚，你先去陈师母家里找找，教授嘛，肯定有个证……

我有些头大，院长正色说，这不是啥小事体，人活一张皮，那个小红本就是高校教师的一张皮。

三

没想到，陈老师居然和我住在一个小区。

我前年分配工作，就在离学校不远的风华居租了套小房，六十平方米，每月三千元租金。这里也是S大老职工宿舍区。每天早上我醒来后，都会花一个小时在小区凉亭边走走，当成锻炼身体。和我有相同爱好的，都是些老年人。其中一个老伯伯，总站在凉亭的罗汉松后面，他打八段锦，也练形意拳。他满头白发，穿着黑色绸缎练功服，慈眉善目。每次看到我，他都点头致意，眼里充满安详笑意。我没在意，偶尔和他聊几句。他住在我公寓后面的一栋楼。他说，你在三楼，我在二楼，你亮起灯，我就晓得你回家了。你平时睡得很晚，不要熬夜，对身体不好。他不知道我在暗中复习，我要考博士，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

等我推开白花布置的小区楼道门，进了那间单元房，才看到陈老师的遗像。家里很冷清，虽然布置了灵堂，但似乎没什么人来拜祭，只有个孤零零的瓦盆，亮着点微弱火光。我这才发现，原来他就是那位练功的老伯。他在相片上温和地对我笑，仿佛还在说，姑娘，不要熬夜哇。想起生命无常，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这样一个好脾气的老伯，肯定有着很多美好回忆。陈师母也是满头白发，看上去比陈老师年长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