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

1

那部红色老年手机安静地蛰伏在茶几上，尽管看起来是如此无辜，却早已带有了某种人为的情绪符号。

大概在两小时前，大嫂通过它向我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她要离开这个家，离开朱兆平。乍一听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当真，那天恰巧是四月一日，这让我以为大嫂是在故意制造一些关于这个洋节的佐料。大嫂和朱兆平属于早恋，读初中时就已暗通款曲，在这个世界上，由两小无猜到修成正果的经历应该犹如大熊猫一般稀有。在外人眼里，他们一直是夫唱妇随的模范夫妻，并且已携手走过了四十多年。这一基础足够稳固，我像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一样，相信他们会把这场婚姻坚持到底。

我赶过来的时候，大嫂已经不见踪影。朱兆平看起来喝了不少，茶几上散落在盘子里的油炸花生米，以及旁边立着的空酒瓶，还有那半杯残酒佐证着我的判断。朱兆平给我开门后重新坐回沙发，似乎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没有应答，目光落在茶几边那部老年手机上。它一动也不动地安卧着，如睡着了一般。朱兆平早就用智能手机了，只有大嫂还在用这种老年机。

问题变得有些严重，手机应该是大嫂故意丢下的——这是一个跟那个“决定”相配套的行为，这一行为加重了某种决心，如同歌剧中的咏叹调，在反复咏唱的同时也把早就压抑不住的情绪爆发了出来。

我回拨了一下大嫂的号码，老年机的宽大屏幕亮了起来，铃声也随之迸发出来，是一首老歌：“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它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它在辛勤的工作中……”这首歌流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大嫂还年轻，想必这种流行的东西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然不会以此来作为自己的手机铃声。或许到了后来，大嫂还从歌词中听出了某种迷茫。幸福在哪里？这一追问颇值得玩味。若幸福如此具体，并且伸手可及，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幸之人了。

朱兆平皱起了眉头，我知道他厌烦的不是这首老歌。幸福在哪里？从来就不是他的课题。他应该是不希望我现在联系大嫂——大嫂在他面前逆来顺受惯了，他一定把大嫂的这次出走认定为造反，而且是形不成声势的那种，所以，走了就走了吧，他要以“皱眉头”的方式表明他的态度，表明我的多此一举以及他的无所谓。

果然，乐曲戛然而止，朱兆平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继续端起了面前的杯子。问题显然已超出了我原有的想象，我想问一下原因，还没等开口，《幸福在哪里》的乐曲就又响起来。朱兆平再次皱起了眉头，抬眼在闪动的手机上迅速扫了一下。

此时已接近正午，春日清澈的光线透过靠近阳台的窗子投进来，形成一个浮动着微小粉尘的金黄扇面。扇面尖顶斜刺着向里，璀璨而招摇地铺展在茶几上，恰好把手机裹了进去。眼前的世界在明暗之间交替，屏幕上跳跃着的数字助长了两极分化，巨大的色差给酒后的朱兆平造成了灾难般的视觉冲击。他被惊着了，似乎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世界还有如此这般光景。他端着那半杯残酒，从塌陷的沙发上站起来，来到狭小的阳台上，完全置身于耀眼通透的大太阳之下。光明似乎突如其来，这要比突如其来的黑暗更加让人感到不适，他被迫眯起眼睛往四下里踅摸。晴天丽日下，周围那些低矮的楼房似乎都被他踩在了脚下，这看似唯一的高度加重了某种情绪。狂躁与傲娇已不可遏制，一股脱缰野马般的豪情由脑门直冲云霄，他举起酒杯，昂头把里面的酒液咕咚咕咚地倒进嘴巴。

《幸福在哪里》的乐曲再次响了起来，朱兆平的心绪似乎被这蓦然闯入的声音所打乱，他骤然愤怒了，脚步咚咚地返回客厅，干净利落地抓起手机，然后又脚步咚咚地回到阳台，把手探出窗外往上一抛，让手机果敢地向上飞了起来。失去把控的手机先是自下而上地划了道弧线，随之就义无反顾地向下坠落，一路抒发着找到了幸福的喜悦：“……啊！幸福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啊！幸福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

我呆住了，没想到朱兆平会有如此孟浪的行为，赶紧跑过去扒着阳台上的窗子往下看：随着手机落地的爆裂声，歌唱停止了，手机散了架，横陈在楼前狭窄的走道上，它的使命也由此终结。幸亏没有人从此路过，不然就会惹出大乱子来。

我回身埋怨朱兆平不该把大嫂的手机扔掉，朱兆平却瞪着眼反问道：“留着干吗？”随即又换了一副面孔，故作轻松地说：“这样多好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想飞就让她彻底飞走吧，我自己在这狗窝里还清净。有句话怎么说的？若为自由故，什么皆可抛？”说着可能感到自己引用得比较成功，竟然得意地笑出了声。

我争辩说：“大嫂不是这样的人！是你做得太过分了。”

“我过分吗？我原来那么大的产业被她糟蹋成了现在这样，我过分吗？”

这应该就是症结所在，朱兆平曾经是个富人，而今却沦落至此，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大嫂所为。可我一直觉得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大嫂很可能仅仅是朱兆平逃避责任的借口，很多东西在他心里也是模糊的，只能用这种“莫须有”的方式来试图安抚自己。

相比于朱兆平，大嫂显然是外人，但我内心却越来越倾向于大嫂，尤其是在他们从武汉回来的这几年，我眼见朱兆平愈来愈堕落，而大嫂却愈来愈坚强。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大嫂在支撑着朱兆平，他不能没有大嫂，我也是如此。如果大嫂就此失踪，眼见马上六十岁的朱兆平就会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大嫂留下的空白只能由我来填补，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朱兆平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不想跟朱兆平陷入无谓的争论中，起身想出去找大嫂。朱兆平倒还敏感，见我准备离开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想走就让她走。我不准你去找她，没有她我会过得更好。”

“你会过得更好？”我反问道。

“当然，你以为我离了她不行吗？我要是想再踢腾，百八十万的还不算回事。她现在挣的那俩钱还不够我一场酒呢，整天低三下四地给人家擦屎擦尿，就是个老妈子，她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现在居然在我面前耍威风，她也配？”朱兆平大言不惭。

我内心陡生反感，再也忍不住了，抢白道：“她如果不去当老妈子，你现在哪来酒喝？亏你们还是多年的夫妻，要是别人，早把你赶到大街上去了！”

朱兆平嚯地站起来，抓起茶几上的空酒杯用力掼在地上，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吼道：“你赶紧给我滚！我再也不想见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玩意了！”

看着眼前那张因愤怒而极度变形的脸，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不是因为挨了朱兆平的骂，而是替朱兆平感到羞愧，抑或夹杂有心中某处的疼痛。

朱兆平原本不是这样的，他原本是一个极具活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也是最能给我安全感的人。大哥这个称谓在我心里曾经是如此温暖，如此充满力量。可现在的朱兆平却又如此不堪，如此让人失望。我不明白，时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把同一个人塑造得面目全非！

2

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去世，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认从土里刨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朱兆平撑起了这个家。

那年征兵季，朱兆平满十八岁，要报名参军，但第一关就被刷了下来。朱兆平去质问负责报名的村文书，文书说他不符合条件，初中没毕业。朱兆平辩解说：“我毕业了，有初中毕业证。”文书说：“那也白搭，村里负责审核的说你八年级最后那一学期没读完，就不能算真正的初中毕业生。”朱兆平心里有数了，问：“村里谁负责审核？”文书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民兵连长了。”

朱兆平明白梗出在了二叔那里——二叔就是负责审核的民兵连长。朱兆平因为宅基地与二叔大吵过一架，二叔是借机报复。问题是八年级最后那个学期他确实没读完，如果较起真来，还真是个把柄。

本来朱兆平的成绩不错，很有希望考上比较热门的中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一段时间，农村孩子大都热衷于考中专，因为考上中专就能转户口成为公家人，而考上高中还要再苦读三年，况且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受这种大环境影响，学校也以每年考上多少中专生来衡量教学质量。

那天下午的自习课，朱兆平做完了一份模拟试题，看到同桌正在看一张明星卡片，就顺手拿过来翻了起来，没想到班主任这时候恰好走进了教室。班主任带过多年尖子班，在学校威信很高，平时同学们都很敬畏他。班主任从朱兆平手里把明星卡片收走，跨上讲台就开始把朱兆平当成反面典型来批斗。核心意思是：现在离大考不到一百天了，同学们都要拿出拼命三郎的精神来，努力努力再努力，不要像朱兆平这样，至今还睡在梦里，只知道研究明星卡片。如果班主任光讲这些朱兆平也许还能忍受，但接下来，班主任又说：“这么多年我还从没看走过眼，现在我把话撂在这，像朱兆平这样的，要想考上中专比上天摘星星还要困难！”

班主任这个过早的结论像一枚毒气弹在教室里炸开，呛人的烟雾直冲朱兆平的肺腑。朱兆平在心里发狠道：这次我就要让你看走眼，我一定要考上，而且从今以后我还不来听你的课了。这天下午一放学，朱兆平就收拾书包把所有东西都带回了家，任谁也劝不回学校。那段时间，朱兆平也真是拼了，经常复习功课到半夜，吃饭的时候手里拿着煎饼还在背英语单词。可这样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报，最终他以三分之差名落孙山。

这应该是朱兆平所遭受的第一次人生打击，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六岁。后来我常想，假如朱兆平当时不是那么意气用事，而是抓住这次升学机会，顺顺当当地考上中专，以后的人生也许会改写。可生活中没有假如，事实是，朱兆平不仅失去了这次最有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还由于当时过于自负，过于虚荣好面子，他再也不好意思回学校复读，通过升学跳出农门这条道路也被彻底堵死了。

也许正因如此，朱兆平才要孤注一掷地走当兵这条路，这是他目前能走出农村的唯一指望。

在反复思量之后，朱兆平决定把那块宅基地让出来。既然志已不在此，那块宅基地也就没有实际价值了。说起来，当初之所以跟二叔争地也是意气用事，是对二叔那种霸道和自私的一次反抗。

这天我们家的晚饭吃得非常和谐，朱兆平和父亲有了难得的交流。朱兆平提出要把宅基地让给二叔，让父亲去跟二叔说。父亲很痛快地答应了。父亲自然知道朱兆平为什么会在这时候松口，也没有点破，只说朱兆平长大了，知道顾及亲情了。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还没等父亲去找二叔，二叔就派人来说和了。从这点上也看出二叔的精明，他知道朱兆平非常想去当兵，这一剂猛药下去，朱兆平应该是找到了症结，也应该开始动摇了。年轻人都好面子，不会主动找上门来，有个中间人去说和一下，兴许就借着坡下来了。他没想到朱兆平跟他一样主动。

负责审核的民兵连长既然说朱兆平符合条件，朱兆平少上的那几天学也就不算事了。村里这关过了，报到镇上也是一路绿灯。镇武装部长看到朱兆平那挺拔结实的身材格外赞赏，说这孩子今年得走个好兵。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朱兆平这次验兵应该跟选豆种一样没有悬念，大姐甚至已经开始为朱兆平纳鞋垫，可结果还是出了岔子。

应该说，在一片看好的形势下，朱兆平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太想把握这次机会了，这不仅仅关乎个人前途，还关乎他与女友文芝今后的关系发展。一个泥巴腿子跟在供销社站柜台的显然不搭，如果他穿上军装，那就不一样了。因此，他格外谨慎，验兵之前，专门跑到镇卫生院先找医生进行了简单的体检。医生看了看他的视力和血压。视力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血压有些偏高。他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教给他一个土办法，就是临去验兵前喝点醋。

从镇医院出来，朱兆平接着就去供销社找文芝姐。他告诉文芝姐自己就要去当兵了，为了确保过关，让文芝姐给他准备点醋。这对文芝姐来说太简单了，柜台里面就是卖醋的大缸。文芝姐笑着把打醋的提舀伸到醋缸里，猛地提起来说：“要吃醋还不容易！这些够不够？”朱兆平就喜欢文芝姐这种爽利劲，笑着回应：“你想让我变成醋坛子啊！一小碟就够了。”此时的朱兆平心里充满了阳光，把前行的道路照得一片光明。

去验兵这天，朱兆平起了个大早。他找到登记处先把自己的名字录进去，然后就开始排队抽血。按照程序，抽完血就可以量血压做其他项目了，朱兆平这才意识到供销社这个时间还没开门。朱兆平心里慌了，临时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醋。他从镇政府大院跑到街上，见两边的店铺都上着门板，只好硬着头皮去敲门。好不容易敲开一家，人家听说他一大早砸门是为了借醋，骂了一声神经病就直接把门关上了。朱兆平没办法，又担心错过体检，只好重新跑回去。这样来回一折腾，朱兆平的血压比在镇医院测得更高了。朱兆平的参军之路也就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