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短篇）

孟   雯

瑶姐姐离开那天，我醒得意外的早，从房间往下看，硕大的行李箱让她显得更加瘦小。她爸妈走在她两侧，她妈抓着个小塑料袋，像是早饭，往她手里塞，她不接。几个人都看不清表情，在蒙蒙亮的天色中，很快淡出视线。

没一会儿，我看见她爸妈往回走，她妈手里还抓着那袋早饭。

瑶姐姐名叫姚瑶，住我家隔壁。第一次见面时，这个大我十岁的姐姐在念高三。然后我看着她上了本地唯一的大学，毕业后在本地一家国有银行当会计，找了一个本地的公务员男朋友。在我初中毕业这年，瑶姐姐离了职，去往千里之外的北京，读研。事实上，我也快要走了，到更遥远、更陌生的地方——去念高中。

我睡了个回笼觉，再次醒来时，天晴得刺眼。我又叠了几条短裙，连同最后一个娃娃装进行李箱。十多天前我开始打理行装，似乎总也理不完。我的东西已经快装满两个箱子，每一个都比瑶姐姐那个更大。

我妈是不会帮我收拾的，她腹中的家伙快八个月了，限制着她的大部分行动。不过，她看起来只是肚子大，四肢仍旧修长，脸也没胖，面色稍显暗沉，但依然是好看的。

十几年前她怀我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副模样，但听说那时她毫不在乎我的存在，吃喝玩乐一样没少。有一天她在朋友聚会中干了大半杯红酒，导致我提前降生到这世上。我生来比别的小孩哭闹得多，吃奶咬破她的乳头。这些年来，她不止一次地说，孟雯，你就不能学学隔壁姚瑶，有个女孩样儿吗？我听多了，知道她也就这么一说而已。反正，她到现在也没在乎过我的存在。

“到时候你赵叔叔会把你送上飞机，我就不送了。”我妈小心地捧着她那高高隆起的肚皮，像捧着一只罩有布料的大花瓶，跟我说，“到了那边，你赵叔叔的表妹会去接你。”我说：“到了那边，我要是跟同学关系处不好怎么办？”她说：“那你就继续发挥强项，跟他们打架。”我说：“我努力。”

启程当天，赵叔叔帮我把行李搬上车，说：“雯雯，走吧。”我妈靠在床上数胎动，每天早中晚三次，每次一小时，在此期间杜绝任何干扰。她轻声而快速地给了我一个飞吻，随即又将手放回肚皮上。我想起瑶姐姐走的那个早上，他们一家可真好，一直都齐齐整整。

姚   瑶

走出家门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尽管一切看起来一如往常，但一切又都是全新的了。

前几天碰见邻居家的孟雯，她要去国外读高中了。我问她：“还回来吗？”她想了想说：“不知道，没想以后的事，也想不出来。”

真羡慕她可以什么都不想。我在她那个年纪，已经不怎么爱笑了。还记得好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看到她在楼下，和几个小男孩追着乱跑，她大喊一声“爬树”，自己带头，男孩子们一个个跟着往树上爬，仿佛她的指令必须服从，这使得她颇有几分将军风范。现在她已经初中毕业，个子长到和我一般高，一天一个造型，爱把自己往成熟里装扮，讨厌别人叫她雯雯，觉得那样的称呼太幼稚。她出落得越发标致，而眉眼里那股英气仍看得出儿时的踪迹。常常大老远就听到她那可用豪放来形容的笑声，她那样鲜活，即便是家庭变故的阴霾也不曾遮盖她天生的开朗。

孟雯的家庭一度成为小区里广场舞阿姨们的谈资——漂亮女人的不忠，沉默丈夫下落不明，有钱男人旧情复燃——包括我妈妈在内，她们乐此不疲地反复品味，就好像嚼槟榔一样上瘾。又因为与她家一墙之隔这个地理优势，阿姨们围着我妈妈，企图探取更为具体和私密的信息。其实，我妈妈知道得并不比她们多，我们两家极少走动，碰了面，彼此礼貌地打声招呼，或者说几句有的没的，便各自关起门来。但我妈妈乐得这种分享，她只需做出神秘姿态，凑到某个阿姨耳边，悄声透露一个无谓真假的短语——有时是“昨晚没走”，有时是“好几天没来”，有时是“动静有点大”——就天然地激发出整个群体的编剧潜能。当然，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与推理，并不是闲话的目的所在，她们期望获取的，是对当事人做出一番评断和感慨后，比照自家那无可指摘的静好岁月，得到一份心照不宣的满足。

她家刚搬过来时，孟雯上小学。她妈妈来敲门，端着一盘咖喱牛肉，说是做得太多，送些给我们。她穿一条酒红色吊带连衣裙，皮肤雪白，长卷发，眼睛亮亮的，身上散发着好闻的果香味，和咖喱香气一齐盈满屋子，让我顿时对“秀色可餐”这个成语有了具象的体会。

过后一段时间，我妈妈包饺子，送了一些到她家去，回来对我说，这叫有来有往。她压低声音，又说，那女人长了双桃花眼，一看就不是安分过日子的人，以后还是少跟她们家来往。

后来我们两家果真就保持着近距离的生疏，至多，是她妈妈来借我以前的学习资料，我妈妈找出一大摞，帮她一起搬到她家，客气地说不用还了。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把孟雯爸爸的失踪归因于谋杀——姓赵的男人既是初恋又多金（搞不好还是孟雯真正的生父），老实木讷的原配自然成了多余。想让一个人消失，办法多得是。

不知道在这个剧情的生成和传播过程中，我妈妈的贡献有多少。总之她很为自己得意：我一开始就看出她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样，我看人准得很。

说这话时，她面露微笑，头向右上方昂起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这样的姿势和神态，让我想起那次她在运动比赛中获得冠军后，她上台发言，并让我全程录下发言和领奖视频。会后她请人为我们一家三口拍合影，站在中间的她身披绶带，手捧荣誉证书，脸上就挂着这副神情。

介绍王卓和我认识时，她也是一样的神情。

孟   雯

在我的同学忙于中考这段时间，我过得很轻松。班主任把我放到最后一排，不管我在课堂上干吗，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去国外的事，赵叔叔全部安排好了，不需要我准备什么。他当然很积极，这本就是他的主意，说是为我的将来作长远考虑。别以为我不知道他的心思，早一点把我送走，他和我妈，还有那个即将出生的孩子，他们才是标准的一家人。

那天课上，我闲来无事，便又在脸上捯饬，把腮红当眼影，打在眼周。自从我妈有孕在身，几乎不用任何化妆品，于是都给我拿来练手。我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涂涂点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课间，隔壁班的体育委员被人一路推搡着来到我面前。他始终不敢抬头，脸涨得通红，支吾半天没吐出一句话。一边的同学不知从哪儿摘了朵小野花，突然往我嘴唇上一碰，接着去碰体育委员的嘴唇，冲他说：“你们俩间接接吻！”旁边几个男生不怀好意地吹着口哨，他的脸一直红到耳根，又红到脖子。我说了声，无聊，就走开了。

他喜欢我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这种小学生才玩的把戏，实在是没意思。喜欢我的人，据我所知，有那么几个。可在我看来，一个个都乳臭未干，我压根不想搭理。我心里也默默有过某个人，他戴着副眼镜，长得并不算帅。但是他成绩非常好，不可能谈恋爱。所以，我把他从心里拿掉了。只是从此，我偏爱戴眼镜的男生。

当天放学回家，我在楼下碰见瑶姐姐和她男朋友王卓。王卓像变魔术一样，熟练地从袖子里变出一朵花，送给瑶姐姐，那是一朵含苞的白玫瑰。瑶姐姐接过花，好像并没有很高兴。这也正常，瑶姐姐一向没什么面部表情。王卓看了我一眼，我跟他们打招呼。瑶姐姐说：“你今天很特别，是一种楚楚可怜的样子。”我说：“哈哈，看来我化妆手法还行。我先上去啦，拜拜。”王卓又看了我一眼。

到家后我查起白玫瑰的花语，代表“天真纯洁的爱”，一朵则代表“我心中只有你”。我经常见王卓接送瑶姐姐上下班，他们看上去很般配。王卓是个公务员，那他以前学习成绩应该很好。他戴副黑框眼镜，总穿西服或衬衫。那时我还不知道瑶姐姐考上了研究生，我想他们日后会结婚的。

当晚我做了个梦，我和王卓同时出现在一场聚会上，其他在场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人走过来问我：“你是他老婆吧？”梦里的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跟王卓一点不熟，甚至都没讲过话，我怎么就成了他老婆？这时王卓看着我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显得有几分傻气，又有点儿像我暗恋过的男生。我突然想起来，出于某项任务需要，我们确实在扮演夫妻，就对那问话的人点点头。

醒后，我所记得的只有这一小段，后面似乎还有情节，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这可太奇怪了啊。

姚   瑶

是从什么时候起，决心要离开这里的呢？记忆的流动像火车沿路停靠，如果要找出那个转弯的站点，我想那是在我十五岁，和现在的孟雯一个年纪。我从昏迷中睁开眼，看见自己躺在医院昏暗的病房，手背上打着吊针。妈妈见我醒了，起身去找护士过来查看情况，爸爸给我冲了一杯红糖水。

在此之前，我和爸妈正在逛超市。打我记事起，对于“爸爸”这个身份的认知，就几乎等同于加班、出差以及应酬。爸爸在家时间很少，被妈妈视为正餐的晚餐，大多数时候只有母女二人参与。我说：“爸爸真忙啊。”妈妈说：“男人就该以事业为重。”爸爸偶尔和我们吃顿晚饭，这对妈妈来说，是体现“一家人”这一概念的难得机会。仿佛不容错过的仪式，每次我们一家都要一起去小区门口的超市买菜，最好在超市或来回的路上再遇见几个熟人，妈妈挽着爸爸的胳膊，热情地与他们聊上几句，也总不忘要我喊叔叔阿姨好。在得到对方“你女儿真懂事”的夸奖时，她会微笑看着我说：“快说谢谢。”

十五岁的那个周日下午，生理期的疼痛比以往来得更加剧烈，像一把钝刀，在我的小腹来来回回地割，时而还狠扎一下。妈妈拉起在床上翻腾的我，要一起去超市，因为爸爸刚好在家，明天又要去外地。一身冷汗的我疼到说不出话来，妈妈给了我一个热水袋，说：“痛经是正常现象，能有多疼？不要扫兴。”

我强忍着疼痛，和他们一起出门，结果在超市疼到昏厥，被送进了医院。

这次以后，妈妈把重点放在我的痛经医治上，为此我没少喝中药。疗效如何，我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这个小事件成为转弯的站点。当然，就如列车不会毫无预兆地急转弯，我的决心也不是即刻下定的，此前一定有慢慢转动的迹象，比如在说出“叔叔阿姨好”时的勉强，只是年纪尚小，模糊的意识远不足以成形。那个站点过后，某一种自我的声音渐渐明晰，要朝着另一个方向出发。

我的成绩一直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上了高中，想去离家很远的地方读大学。事与愿违，那年的高考对我不太友好，平庸的分数只够上一个普通二本。爸妈都认为，既然如此，何必去外地折腾。我的坚持像小石子溅起的微弱水花，只一下子，就归于沉寂。临近大学毕业，爸妈事先铺好路，然后才告知我，我要做的只是笔试达到及格分，就可以进入这家国有银行，成为正式员工。

没有人问过我的想法。反感和抗拒在心底汇集成愤怒，可是我从来没学会表达愤怒，过往的种种勉强，都在妈妈一次次类似于“能有多疼”抑或“不要扫兴”的言语里，失去了表达愤怒的意义。我只是摇头。妈妈说：“银行多体面，多少人想进进不去。”我还是摇头。妈妈说：“你爸去找了王行长好几次，人家好不容易才答应，你要不去，不是让我们难堪吗？”我固执地摇头，后来妈妈哭了起来，说：“我们辛苦这么多年，还不都是为了你。”

她越哭越伤心，边诉说自己的辛酸，边数落我不识好歹。过了半晌，她缓缓止住哭声，去厨房做饭。我听到心不在焉的切菜声，伴随不太规律的啜泣声，接着，是“啊呀”一声惨叫。她痛苦地立在原地，菜刀切掉她半块手指甲，鲜血从她的指尖滴滴下落。我赶忙陪她去楼下的药房，对伤口做消毒和包扎。

那裹着纱布的手指，让我失去了再摇头的力气。我顺从地成为银行职员，整天和各类报表打交道，到点回家吃饭，有固定的加班频次，与同事和平共处。

上班的第二年，我对眼下所有的一切感到厌烦。工作不出意外，会一直这样下去；妈妈永远穿着松垮的运动服，每天做一荤两素，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在我行踪超出她所掌握的信息范围时，打几个电话问我在做什么、何时到家；以及我二十几岁了，每年仍旧被安排和爸妈，还有那些我继续在喊着“叔叔阿姨好”的人，一起跟团出游一趟。在路上我听朴树的《旅途》，这是我喜欢了很多年的歌，但歌里歌外的旅途分明是不相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