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疗法

妻子是在过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倒的。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救护车刺耳的警笛声也未能将她唤醒。随车医生检查了她的瞳孔，然后看了我一眼。我明白那一眼的意思，但是妻子还紧紧抓着我的手，我怎么掰也掰不开。我知道妻子是想拉着我一起去那边——那里有所有故去的亲人，也许还有仁慈的上帝。

我凑到妻子耳边说，我暂时还不想跟你一起去，因为我还有未了之事。妻子徐徐松开了我的手。说实话，我对妻子之死并不特别伤心。我知道，我与她只是暂时分别而已，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再见到她。

我想在最后的时刻到来前，读完以前未读完的书，还要写一本回忆录。这种回忆往日生活的写作有点像冲印师的工作：在一个密封的小屋子里，用红色的玻璃纸包住灯泡，然后开始洗印——拿镊子夹住底片，在记忆的药水里来回拂动，看着过去的一切在药水里渐渐浮现。但是儿子一家的到来打断了我的计划。儿子居住的小区要拆迁重建，他们搬到我这儿来过渡一下。我这是三居室套房，儿子和他媳妇艳红住一间，月嫂和刚出世的孩子住一间，还有一间我住。艳红身材娉婷，长得像何赛飞，没过门时我挺喜欢她的。但婚后不久她就要求在房产证上添上她的名字——儿子没谈对象前，我们老两口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作为日后的婚房——并以离婚相胁迫。最后，艳红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但从此我也倒了胃口。

儿子一家搬进来，棉花糖也被带来了。棉花糖是艳红养的一只比熊犬，平时艳红唤它“糖糖”，并且让小狗叫她“妈妈”。狗仗人势这一点在棉花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在，它就特别嚣张；主人不在，没人给它撑腰，它就摇尾乞怜。这家伙还好色，在路上遇到母狗，总是恬不知耻地扑上去。这狗东西特别爱叫唤，夜里也不消停，吵得我彻夜难眠，白天头昏脑涨，根本无法读书写作。我只好对儿子抱怨。儿子说，咱不读书写作不行吗？抱抱孙女，遛遛狗，做点儿拿手菜不行吗？我无言以对。

棉花糖知道我跟它不对付，便想报复我。一天，棉花糖故意把一泡尿撒在我的电脑键盘上，我气坏了，狠狠给了它一巴掌。这家伙声嘶力竭地号叫起来。我知道它是故意叫给艳红听的。果然，艳红跑过来指着我恨声说，糖糖，以后看到这老头就使劲咬，有妈妈在，咱不怕他。

艳红让儿子传话，要我向棉花糖道歉。我气糊涂了，竟然争辩说，我何错之有？儿子对我说，算啦，要是你不向棉花糖道歉，艳红就跟你没完。我不知道“跟你没完”是什么意思，但它散发出的气息让我害怕。我屡次对儿子流露出想搬出去的想法，儿子总不当一回事。有一次我咬咬牙，很正式地跟儿子提出这事。我以为儿子会说，房子是你的，还是我们搬出去。谁知儿子嗯了一声，说爸你实在想搬出去，就搬出去吧。我的舌头像被捕蝇纸粘住似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决定去申丞护理院。

在整个通城地区，申丞是条件最好的护理院。那儿有吃有喝有医护，可以心无旁骛地看书写作（前提是住单间）。我想等儿子一家“过渡”完了，我再搬回家——唉，我的家，像是科塔萨尔的小说《被占的宅子》那样被占领了。

护理院坐落于郊区的一个花园内，我一到那里就喜欢上了它。这天黄昏，我在花园里散步，意外地发现在一个旮旯里歪歪斜斜地立着一棵萎靡的向日葵。它的花盘足有洗脸盆那么大，却因为无法承受重荷而无奈地弯着腰，沉浸在生命暮日的哀伤中。与之相呼应的是护理院上空的浮云。那是一种破烂陈旧的浮云，上面满是窟窿，染着昏暗的污斑，像是浇了杯残茶。现在我还记得我入住的那天晚上，银白色的圆月如何在空中穿过各种动物形状的浮游的云层。我望着月儿钻进一只大母鸡的肚子，又缓缓钻了出来，像从母鸡屁股后面生下的蛋——它也许象征着我开始了在护理院的日子。

遗憾的是，护理院暂时没有单间。院长很有把握地说，有两位住单间的老爷子将不久于人世，到时会腾出一间给我。我揶揄他，难道你这个护理院的院长掌管着生死簿？他叹了口气说，都是晚期了。院长是个中年男子，头几乎全秃了，脸上布满了调皮的小疙瘩，连叹气的时候表情都是活跃的。

我喜欢我房间的米黄色墙壁，那种在烤箱中烤得很嫩的面包卷的颜色让人赏心悦目。跟我同屋的老宋已八十开外。此翁性格孤僻，不与人交往，整天窝在床上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大。我屡次婉言提醒他，屋里并非他一人，但老宋仍旧我行我素。我想请院长施以援手，院长说，老宋当过一县之长，呼风唤雨惯了，不买任何人的账。别说我这个院长，就是通城市的市长，他也不放在眼里。

我去院长办公室翻看入院登记簿，想知道有没有我认识的老人。这种概率应该很大，因为再没有比养老院更能体现殊途同归的地方了。一个叫“黄秋英”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登记簿上的个人信息简单得无法再简单了——黄秋英，女，61岁，护理等级：特护。我向院长打听这个叫黄秋英的老人，院长说他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她侄子送过来的，听说她以前一直待在北京。

院长问我，你打听黄秋英干吗？我说，我以前有个朋友也叫黄秋英，年纪差不多，也住在北京，不知道是不是她。院长摸摸下巴，问道，你那位朋友是不是老年痴呆？我笑着摆摆手说，我朋友聪慧睿智，是个思维敏捷的女作家，况且她才60出头，还不到得这个病的时候。

院长说，那倒不见得，现在老年痴呆患者的年龄趋于年轻化，本院就有个入住的病人，还不到60岁呢。我哦了一声，顺便问护理院里有多少老年痴呆患者。院长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整整一打。院长说黄秋英跟别的老年痴呆患者不一样，她不到处乱跑，不跟人大吵大闹，不在自己的世界里絮叨不休，而是千方百计地找各种活计做——当然是瞎做一气，比如硬要去食堂帮忙洗碗，但她总是把洗干净的碗丢进泔水桶里。她不声不响，很安静，每天除了去花园散步，就是盯着墙上的一幅画看。

我没往心里去，这个黄秋英，应该不是那个黄秋英吧。

因为有老宋在，我无法在宿舍读书，只好捧着书去花园。有太多的经典想读，以前总想着，等退休后再读吧，可是退休也意味着人生的尽头即将来到，我只能有所选择地读。比如，我一度在巴尔扎克与纪德之间徘徊不定，可是《人间喜剧》的长度让我望而生畏，漫步其间无异于一场马拉松，而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无疑是一部微型的《人间喜剧》，所以最后我将橄榄枝抛给了纪德。我希望自己最后的时刻是这样的：夜深人静，突然一阵疲倦袭来，我合上读了一晚的书，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这将是一次漫长得没有尽头的睡眠，永远不会醒来。

有天下午，我在花园里的一棵杨树下看纳博科夫的《俄罗斯文学讲稿》。偶然抬起头来，发现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一个老妇。我有种惊鸿一瞥的感觉，啊，她太美了！被皱纹包裹的眼睛深邃明亮，面部骨骼的线条似雕塑一般完美，颧骨处肌肤紧实，双唇依旧饱满。她侧身坐在长椅上，左手托着微倾的脑袋，纤纤小指贴在唇边俏皮地弯曲着，整洁的发网兜住半泻在颈背上的浓密白发。她笑着望向我，露出山口百惠式的虎牙。我猛然感觉世界从我身体内穿过，唯独她留了下来。这个长着虎牙的女人！

我喊了声“阿琪”，边跑边朝她伸出手去。我猛然想起，在1985年7月6日下午的赵县汽车站广场上，我也做出了这个动作。那天，为期一年的进修结束了，我要乘大巴车回家，她来送我。大巴起步时，她情不自禁地跟着跑起来，高高地扬起手。我探出车窗外，也朝她伸出了手。

刚起步的车子速度不快，她的手跟我的手几乎在同一高度，只要我抓住她的手，就能海底捞月般把她拽上来，带她回家。她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我的手与她的手快要相触之时，她把手缩了回去。

她惊恐地瞪着走到身边的我，叫了声“爸爸”。我朝背后看看，一个人都没有。坐在长椅另一头的女护工笑了起来，说，她是在叫你呢。那护工看上去年过半百，头发却黑漆漆的，脑门比一般女人宽阔，体形也比一般女人宽了一大圈。经她这么一说，我被逗笑了。我笑着对阿琪说，你怎么叫我爸爸，我是刘君啊，你认不出我了？阿琪又叫了声“爸爸”。护工解释说，她看见老头就叫“爸爸”，天底下的老头都是她爸爸。

翌日早上，我去看望阿琪。她住在顶楼的楼道左侧，站在窗前，可以俯瞰整个花园。我去时，护工正对着阿琪发火——她喂阿琪吃早餐，阿琪不仅不吃，还尿了裤子。护工对我诉苦，整天不是尿就是屎，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

阿琪背对门坐着，以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态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幅油画。这应该就是院长说的那幅画了：一群在棉田里干粗活的农妇，把婴儿放在悬于一株粗大的红色山毛榉枝条之间的网兜里，草上沾满了露水，棉花已经绽开花苞，宛如白色的蔷薇。微风摇晃着吊床，母亲们不时起身，看看她们的孩子是不是睡了，是不是被鸟儿吵醒了。

有什么好看的？天天看！护工嚷嚷着把调羹送到阿琪嘴边，像引导小孩那样夸张地张开嘴，露出满口烂牙。阿琪下意识地张口，护工赶紧把调羹送进她嘴里。谁知阿琪死死咬住调羹不放，护工顿时着了慌。我灵机一动，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大白兔奶糖来。我至今也没搞明白，我的衣兜里怎么会有一块大白兔奶糖，我是从来不吃糖果的。

我把大白兔奶糖塞进阿琪嘴里，她才松了口。那一刻我有一种强烈的虚幻感，眼前这个失去记忆的老女人根本不是阿琪，我认识的阿琪还待在北京通州一个叫儒林村的地方。可是，如果这个沦陷于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女人不是阿琪，那么她又是谁呢？

我对护工说，我来喂她。

我端着粥碗坐在阿琪跟前，她打量着我，眼光里有种探究的东西，又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我内心一阵酸楚。让我意外的是，我喂饭的时候她很乖——刚把调羹送过去，她就把嘴张开了，甚至，我还在碗里舀粥，她就张开了嘴，一口一口吃得香甜。护工不服气地说，她怎么认你呀？真是奇怪。

护工说错了，如果她“认”我，为什么还叫我“爸爸”呢？当我在花园里认出阿琪时，是多么喜出望外，啊，我在养老院有伴了，不再孤单了，我深层的意识里甚至还有与阿琪相携走完余生的念头。

可是，阿琪不认得我了。在她眼里，我成了“爸爸”。也许就像护工说的那样，所有的陌生老头在阿琪眼里都是“爸爸”，我不过是众多陌生老头里的一个。我要想办法让阿琪认出我来。我甚至想，如果她能认出我，我就搬过去跟她一起住。

她怎么才能认出我呢？虽然此刻我们近在咫尺，实际上却相隔在两个世界。对她来说，认出我要走很长的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设置路标，隔一段距离就设置一个。这样，她就能够凭借路标，一步步走到我跟前来了。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来做路标呢？我想起阿琪屋里的那幅油画。

阿琪为什么对这幅画如此专注？她在看画时心里是怎么想的？那幅画对她有着怎样的意义？至少，那幅画触动了她，否则她不会长时间地注视它。

就用画来做路标！记得在哪本书里看到过这样的话：语言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出现得比较晚，不像画面那样容易被记住。我就是对阿琪说一百句“我是刘君”，也许还不如一幅画有效果呢。

绘画我是有基础的。少年时我曾拜县文化馆的一位徐姓老师为师，他以画牛闻名遐迩。虽说当时他并没有教我画牛，而是教我画扬鞭策马的杨子荣和手擎信号灯的李玉和，但绘画的功底我是打下了。

我请伙房买菜的老王头替我上街买来颜料、画笔和画纸，又把这些东西铺在阿琪吃饭的桌子上，开始临摹那幅油画。阿琪如邻家小妹看阿哥作画那般坐在我身边，视线不断地在墙上与我的画笔之间往返，温顺而娴静，一点儿也不像个阿尔茨海默症病人。

我先从一株棉花画起。就像我衣兜里不知怎么会有一块大白兔奶糖那样怪异，某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我的画笔。很快，一株棉花就惟妙惟肖地呈现出来，与墙上那白色蔷薇般的棉花不差分毫。接着我又很顺利地画出了农妇和婴儿，画出了山毛榉和网兜，还画出了草上的露珠，它欲滴未滴，充满悬念，让人不安。在一旁观摩的护工不停赞叹，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阿琪神情肃穆，伸出修长的手指，不停地摩挲着画中的一位母亲。她摩挲着那位母亲秀气的眼睛、高挺的鼻子、瘦削的面颊和小巧的嘴巴，一副泫然欲泣的样子。我心中一动，看来她一定是记起了什么。

接下来我为画什么唤醒阿琪的记忆而颇费踌躇，要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斟酌再三，我决定先画陈必信——没有他的撮合，就没有后来我和阿琪之间发生的一切。陈必信应该已是鲐背之年了，但我确信他还健在。前不久我在《文艺报》上看到他的大名，他刚加入了中国作协。当年他是个中年男人，身量不高，长着普希金那样的硕大头颅。我回忆着他面部的两个明显特征，把它们呈现在画纸上：鼻子上的肉疣和浓密的胡子。我把那粒肉疣画得比铜钱还大，胡子则被画成了猪鬃。我指着陈必信的肖像问阿琪，你还记得他吗，进修学校的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