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如蝉翼

父亲十六岁时，就是一个整劳力，跟生产队里的成年人挣一样的工分。可能出力出早了，落下了腰疼的毛病，这就害苦了母亲，栽秧、割稻、割麦、砍油菜等，这些弯腰活，经常是母亲干。十几亩地，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田里，像一只失群的鸭子，在苍茫的湖面上觅食，起早带晚也赶不上人家。

父亲最拿手的活是犁田耙地。父亲对牛很好，牛也听他的话，一个人一头水牛，不急不躁地忙着，还出活。家里忙完了，就帮二叔家犁地。父亲对二叔看得很重，二叔是他唯一的弟弟。二叔是村里少数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干过大队会计，当过民办教师，能说会道，只是农活干得稀拉。

在我初三毕业的那年暑假，父亲突然病了，拉肚子。父亲身体一直很好，起初并没在意。农村人生病没有吃药的习惯，也没药吃，更别说上医院了，常常扛一扛就过去了，要是扛不过去，人就过去了。

扛了两天，父亲肚子疼得更加厉害，家里这才惊慌起来。

二叔放下手里的农活，从地里跑回来，从邻居家借了一个小板车。母亲在小板车上铺一床破旧的被絮，大家七手八脚把父亲抬上小板车。我和二叔拉着小板车就跑，母亲追过来，递给二叔几张零票子。

刚下过雨没两天，黄泥巴的路被踩得坑坑洼洼，夏天的日头一晒，又硬又尖锐。小板车走在上面一蹦一蹦的，不稳当。父亲躺在小板车上，紧紧摁着肚子，头上渗着汗，脸色愈发难看，看得出来他是在强忍着。我和二叔都是急打慌忙从地里赶回来的，忘了穿鞋，赤着脚，走在像钢渣一样的路上，脚硌得生疼。

“到哪儿？”我迷茫地问。

“只能到护城，最近。”二叔果断地答道。

护城公社有个卫生院，在合蚌路边上，对面是车站和副食品店。说是卫生院，也没有正儿八经的医生。院里的两个赤脚医生，平时看看头疼脑热的还行，救不了人，也死不了人。

卫生院离我们家有七八里地，我们赶到的时候，已是中午吃饭时间。

赤脚医生给父亲挂上水，我也不记得用的是什么药。看着卫生院里神圣的白色的床，心里安定了不少。

“你在这看着，我去找点吃的。”安顿好父亲，二叔对我说。

二叔离开大约一支烟的工夫，父亲突然大汗淋漓，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赤脚医生有点慌了，对我喊了一句：“快去叫你家大人！”

我赶忙跑过去，副食品店里空荡荡的，二叔正在等着服务员下面。看见我哭着进来，就惊慌地问：“怎搞的？”

“伯伯（父亲）不照（行）了。”我也不知怎么表达，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二叔一听，扔了筷子就跑，一边跑也一边哭起来：“大哥，你可不能走，你走了，家里五个伢怎搞啊，都还没长大。”

跑到卫生院，只见父亲浑身是汗，黧黑的脸上毫无血色，像是蒙了一层灰，意识已经不清了。

我们都不知所措。

有个赤脚医生还算冷静，问：“你家里县里可有人，赶快叫救护车。”他怕人死在他那儿，收不了场。

“有，有，我姐夫在县里工作……”

话没说完，二叔就往副食品店跑，脚掌在滚烫的马路上奔跑，啪嗒啪嗒地响。那里有一部电话。

我守着父亲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哭，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救护车终于来了，已经失去知觉的父亲被抬上车。

二叔一边往车上爬，一边回头对我喊：“快回家给你妈送个信，让她赶快到县里来。”

我拖着小板车到家的时候，月亮已在山顶上。我至今都记得，那天的月亮不是向上升，而是往下掉，大大的，黄黄的，天要塌了似的。

现在想想，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箩，但遇事不慌张，像是早就知道结果而且做好承受结果的准备似的。母亲让我把小板车放在门口，不要急着还人家。她麻利地拉了两袋小麦，去村西边岗上的加工厂，磨了两袋面粉，给我们兄妹五个留足口粮。然后，交代我看好家，带好弟弟妹妹等。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去县城了。堂屋的大桌子上堆了一堆炕好的饼子，母亲一夜没睡，估计睡也睡不着。母亲晕车，她是走路去县城的，足足有六十里路，也是能省几毛钱的。

母亲一到县里，二叔就赶紧回来，不光是给家里送信，地里稻子也要收了。

下午，二叔是一个人回来的，这肯定是好事，说明父亲扛住了。

二叔说父亲得的是痢疾，拉出来的都是脓和血，再晚一点去县医院就没救了，都是在家拖的。我才知道，拉肚子是个大毛病，也能死人的。

暑假后期，是村里最忙的时候，即便开学了，也会放“忙假”的。学校里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也要种地吃饭。家家户户忙得脚不沾地，瞅天气好，既要收稻子，又要挖花生。稻子收迟了，会烂在田里。花生不及时挖出来，不但会发芽，还会被土拱虫（白土蚕）吃掉。

远在县城医院的父母心急如焚。

家里只能由我作主，我也到了跟父亲当年做整劳力一样的年纪。老三（三弟）的主要任务是带小妹。小妹成天像长在他身上一样，一放下来，就哭着找妈妈，白天哭、晚上闹。老四（四弟）比较乖，自己玩自己的，有口吃的就行。吃什么？除了麦糊糊，就是面疙瘩，家里只剩点盐，只能搁点盐，没有油。多年以后，弟妹们都不再吃面疙瘩，现在叫面鱼，是大饭店里比较时尚的主食。

我和老二开始了艰难的收割之旅。

没有经过收割的人，是不会理解“粒粒皆辛苦”的痛彻心扉。割稻子最主要的是镰刀，刀越快就会越省劲。我们不会磨镰刀，拿着一把生着锈的镰刀就下地。人家割稻子“唰唰”地往前走，我们像是在“砍”稻子，一寸一寸地往前移，不是砍到腿就是砍伤手。在平展的田里还好，遇到有高坎的地方，上头是毒辣的太阳，下头又憋着没有风，上蒸下煮，气都喘不过来。四面八方的蝉，拼命地催着，叫得人五心烦躁。而且，长时间弯着的腰，像要断了似的疼。我们只能蹲着“砍”，一步一步往前挨。

“砍”下稻子，只是第一道工序，挑稻把更是一项技术活。用根绳子，把散铺在田里的稻子捆起来，扁担插进两捆稻把里，挑到门口的场地，用牛拉磙子打场地、碾下来。有经验、有力气的大人们，把稻把子捆得紧紧的，挑起来扇扇悠悠，一点都不费劲。我们力气太小，捆的稻把子松松垮垮，扁担在光着的肩膀上左拉右扯，经常走到半路就散了一地。有一次，看着散落在地上的稻把子，和脱了皮的肩膀，实在气不过，我抡起扁担对着稻把子又抽又打。不知道是恨稻把子不听话，还是在恨自己的无能，更像是羞怒交加、悲愤交集。

这件事至今都是村里人一个茶余饭后的笑话。

我一直记得二叔说过的一句话：“哪有什么劳动号子，那都是痛苦的呻吟声。”念过高中的二叔，说话往往一针见血，也算是一个曾经的“书生”对劳动的感悟吧。

在秋季开学后，父母终于回来了。然而，灾难却没有结束。

田野里有一种花，我不知道名字，在冬天化雪后就开花。如果好奇的话，一锹下去，就能看到它的根。说是根，更像是果实，外面包着一层“棉衣”。无论年成好、年成差，无论旱涝，到时候就开，从没断过。独自瘦瘦弱弱地开放在荒凉里，这在严寒的冬季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屋漏偏逢连阴雨。

我没考上中专！

这对抱着唯一希望的全家人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那时候，农村的孩子初中毕业考上中专，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从此跳出“农门”，转为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城里人，甚至是“国家干部”。

然而，比这更可怕的是，家里养的那头猪生病了，最后也死了！原本指望年底猪养肥了卖掉，去还父亲生病欠下的债的。现在，希望变成了绝望。

仿佛只要弄出一点动静，这个家就会轰然倒塌。父母默默地下地、默默地回来，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我的自尊，又不能不为家里的日子和我的前途担扰，肯定还有恨铁不成钢的抱怨。然而一切都是默默地、无声地煎熬着。

在床上躺了两天后，我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高中不再读了，出去打工。不愿念书的孩子，出去打工是解脱，而对于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自己都感到有些无奈、有些悲哀，也有些悲壮。村里很多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早就在外面当瓦工了。能干的砌墙、当大工，不行的拎灰桶、当小工。运气好的话，还能接到盖屋子的活儿。不但能养活自己，隔段时间还给家里寄钱。他们的父母从邮局取钱回来，自然难掩兴奋之情，时常冒出一句：“读书有屁用，考上大学也不见得比我们家伢们挣钱多。”

父亲更像是咬牙切齿地对我说：“念，讨饭也要念书，只要能念下去！”

我去县里上高中，而老二去邻村跟师傅学木匠手艺，老三回家养鹅，他们都不再念书，开始和祖祖辈辈一样过日子。

田埂上尽是茅草和巴根草。秋天，地里的活一完，能干的主妇们就把田埂剃成“光头”，把草铺在田埂上晒干。这些草是很耐烧的柴火。偶尔，田埂上也会有意无意漏下几棵小杂树，最后长成大树。

一个薄如蝉翼的家庭，游离在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间，决定生死的是那薄如蝉翼的希望。

骄阳似火的七月，高考如期而至。

头一天上午语文考试。我坐在考场，手止不住地抖动，大汗淋漓，半天不能动笔。监考老师发现了，端来盆井水，让我洗洗脸，才稍稍稳住了心神。许多年以后，都在做同样的梦，总是因为题目做不完而惊醒。

父亲一直没有问我考得怎样，不是不关心，而是太揪心，我们都知道，高考的结果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

立秋过后的一个傍晚，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啪啪地洒了几滴，就雨过云散、满天星斗。空气中弥漫淡淡的灰尘味，风也凉快了些。家家门前都摆好了凉床，准备吃晚饭。

西边的老茔地忽然冒出火光，接着是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大家正在奇怪。一个人影在大塘埂远远地喊：

“他大舅、他二舅哎——，伢们考上大学啰！”

这一嗓子比刚才的雷声更惊人。二叔一屁股重重地落在凉床上，竟然把床给坐断了。大家笑成一团，忙不迭地向大塘埂迎去。

我担心村里不能及时收到录取通知书，填志愿时留了姑父单位的地址。

姑父推着自行车，龙头上挂着两瓶“明光佳酿”，粗声大气地说：“我先给老茔烧了刀纸，跟老祖宗们打声招呼，家里出状元，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父亲笑着说：“姐夫哥，这么急搞哄个（干什么），带个信，让伢们去拿，又跑不掉，害得你跑一趟。”

“你不急啊！天天眼巴巴在等录取通知书吧。”说着话，一群人就哄到我家。母亲把家里的煤油灯早就点亮了。姑父悄悄地塞给父亲两包“渡江”烟和一张整的5块钱。父亲平日抽烟都是乡下自制的土烟，只有“烟”没有“香”，不能算“香烟”。

“这一路上，裤子都蹬炸线了，饿死了。”姑父嚷嚷道。

“他姑父，就像你中状元似的，看把你高兴的。”聚集来的邻居和姑父开着玩笑。

“这些年四转村子有考上大学的吗？我们家是头一个！”姑父一脸得意。

父亲拆开“渡江”，走到每个人跟 前笑着说：“抽烟，抽烟。”受过伤的腰挺得直直的，爽气地散着自己从来舍不得抽的香烟。

家里什么菜都没有，母亲忙叫老三逮只鹅来。二婶也过来帮忙，还特意从自家后院里摘了黄瓜和豆角。母亲杀鹅的时候，老三站在一旁，眼圈都红了。这些鹅是他从小养大的，像小伙伴一样，但他还是逮了只最大的，我也有些不忍。

那天晚上，我生平第一次喝酒，就醉了。

大学是在武汉。这对从未出过远门的村里人来说，武汉就是天涯海角。

不过，这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的路费、伙食费从哪儿来。

父亲是一个不愿低头的人，也不出头，家里借东西一般都是母亲出面。这一次，父亲决定亲自出面借钱。他赔着笑，从村西头借到村东头，一块钱也没有借到。有的说年底卖了猪就借，有的说家里买盐都没钱。那年月村里真的都很穷，更主要的是大家觉得我们家太穷，借了钱猴年马月才能还。那可是血汗钱啊，比命还贵重，都不是水淌来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父亲依然笑着。他把新打下来、带着清香的稻子、花生，统统拉到粮站卖了。破天荒地买了个大箱子，弹了几斤棉絮。这是家里这么多年头一次置办新家具。很可惜，大箱子后来在我毕业托运时，被火车站弄得只剩几块板了。

现在，从老家到武汉，乘高铁最多三个小时时间，那时候得好几天。父亲不放心，决定亲自送我去。他也没出过门，小学都没毕业，去了武汉，自己能不能认得回来的路，我都担心。但他坚持要送，说路都在嘴边上，年轻时还下过芜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