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诗社
作者： 季栋梁1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申请加微信。时不时有申请加微信的人，各路神仙都有。陷阱存焉，朋友圈有风险，入群需谨慎，公安部门经常发这样的微信提醒。因此除了真姓实名和附有说明的，我很少验证通过，对那些一遍遍纠缠的，索性打入冷宫。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的申请却让我犹豫了。
“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你吻了我，我吻了你/在冬日里，在朦胧的清晨/清晨在蒙苏利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读大学的时候，普列维尔这首《公园里》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叶芝的《当你老了》一样风靡校园，成为人人会背诵的几首外国诗歌之一，引得不少人竞相仿写。
我问“你谁呀”，他回“我是你上一句呀”。我笑了，我的微信名是“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他是大泽。算算，呃，他退下来了，难怪主动出击联络。
添加了大泽，我被拉进了“明天诗社群”。
呃，“明天诗社”……
2
大一第二学期，我们大学成立了诗社。呃，对了，我是20世纪80年代初考入省师范大学的，那时候文学社、诗社是最活跃的民间社团组织，大中专院校乃至中学、厂矿、企业等都有文学社、诗社。后来我看到一份资料，说当时全国光诗社就有三千余家，诗人几十万，这还是保守数字。1980年代是一个物质贫瘠的年代，却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读书的时代，图书馆、阅览室里要想坐好位置，得早早去排队，得托人代占座位;公园里、大街上、站台上，捧着书夹着书的人是一道风景线。人们狂热地崇拜着文学，而诗歌打开了一扇美好而又容易进入的大门。大家痴迷地读诗、抄诗、写诗，枕头下压着纸和笔，半夜爬起来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把流星一样璀璨易逝的灵感记下来。更有蓄起长发，背上吉他，徒步走黄河，翻越巴颜喀拉山、帕米尔高原的流浪诗人。正如多年后流行的那句话：“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可否认，那时候你不搞文学不写诗，不参加诗社、文学社，就是脱离组织，无疑是落伍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out了。
经过调查摸底，全校公开发表过诗作的竟有5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年龄最大的（41岁）和年龄最小的（15岁）都是诗人。那时候大学同学的年龄差可不是一般的大，高考刚恢复，老三届甚至更早的社会青年都参加了高考，有些人复读好几年，数学系一班就有一对同学是父女。
诗社社委会班子出来了。很公平，严格地以“成就”而定。所谓的“成就”是根据发表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即所发刊物级别的高低。社长雪野，副社长大泽（常务）、野草（一学期后转学）、风啸、飞扬，秘书长由大泽兼。以上都是笔名。诗人哪会没有笔名呢？有的还不止一个。我的笔名是“嘉望”，从小我就对自己来自于家谱的名字“家旺”极不喜欢，太土了，我想改成鹏程、雄志这类寓有远大志向叫出口气壮山河的名字，然而几次尝试，都给父亲吼骂回来。50多名公开发表过诗作的诗人都成为诗社社员，并成立了社委会，委员13人。
我也进入了诗社社委会。不过与诗关系不大。我酷爱诗歌，也写诗，发表过，不过在全校发表诗作的50多人中，排名是很靠后的。要知道不少同学中学时就发表诗作，发表了几十上百首的大有人在，仅凭我的发表量不要说进入社委会，能成为社员就不错了。
我进入诗社是因为诗社要办社刊。
诗社的成立搭建起与各地诗社、文学社联系交流的平台，各地社刊雪花一样飞来，办一份社刊迫在眉睫。收到的社刊有的装帧印刷精美就像公开出版物，也有像作业本一样的油印小册子。诗社是没有经费的，得靠诗社委员们集资。根据预算，进印刷厂印刷不敢奢望，只能出油印册子。油印机班里有，这就需要刻板印刷和装帧设计的人。
我能写会画，正是诗社需要的人才。
3
那时候我们的大学校园是很寒酸的，除了一栋三层的办公大楼，宿舍和教室都是红砖平房，远不如现在的中小学校园。每栋平房两头的墙壁做成了黑板报，两周一更新。班主任说刚入校，不了解大家的才艺，让大家自告奋勇。城里来的同学显得积极踊跃，来自乡下山村的则往后退。姚晓阳和杜志超是从大城市的工厂考出来的，自告奋勇说他们在厂里就办黑板报，于是就让他们先办着看。
墙报办出来，姚晓阳和杜志超去看了其他班的，疯子一样狂奔回来把墙报擦了，两人粉尘落满全身成了霜人。那时候大学生中不少是老三届知青，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才艺迭出，多年后我看到几位大书画家的回忆文章，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书画家，就是因为写大字报和办黑板报启蒙了他们。我们可是中文系，办黑板报怎么能输给别的班？于是又在全班征求人才。虽然我看了其他班的墙报，心里有底，可还是不敢站出来，是大泽举荐的我。
大泽是我踏进大学校门认识的第一人。报过名拿上钥匙到了宿舍，没有一个人，铺好床，出了宿舍，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呔，干啥去？有人问。我左顾右盼，没人，继续往前走。呔，干啥去？我又左顾右盼，才看到一栋房子墙根阴影的旮旯里蹲着一个人。我说不干啥去。他说不干啥去你干啥去？这话有些调皮，或者说哲学。我说你杵在那里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杵在这里干啥。我们都笑了。我走过去，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发现他是个六指，大拇指上背着个小指头。后来说起笔名，他抚摸着自己的六指说本来笔名想取“六指”，可已经有大诗人“食指”，他怕人说连笔名都拾人牙慧，就取了“大泽”。我说大泽比六指好呀。他的大名商泽祺。
我们坐了同桌（大学座位不是排的，而是自找对象），他看到我的速写本非常欣赏。我从高中开始就养成了摘抄名言警句的习惯，不但书写、排版上讲究，还插图，画上题花、尾花。我用心“试办”的黑板报赢得一致好评，这是大泽对我说的。
大泽考上大学以前就写诗，他大我几岁。他给我看他发的诗——全剪贴在笔记本上。我好不羡慕，开始在阅览室读诗、抄诗，也开始偷偷摸摸地写诗，嘿嘿，这一写就热得不行。我不仅木讷，不擅于语言表达，而且很内秀，总是害羞。我买了手电筒，蒙在被窝里写诗。一天，他发现我写的诗，我几乎羞臊死了，连忙抢夺。他说你写得不错哩。我心里一热。他说你投没？我说投，投啥？他说投稿呀，要不你写这有啥用？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投稿”这个词。他给我讲投稿须知与经验，介绍报刊编辑和通信地址让我投稿。他从我写的诗中挑选了几首推荐给日报、晚报的文学编辑，没想到很快就发出来。我写诗也就是从那时蹬上了劲。
为诗刊取名大家看得很重，不亚于为城市、卫星、航母命名，都希望自己取的名被采用，就像许多报刊名都是名家大腕题写，封面上还注明某某某题，这是写入史册的事。诗社委员每人取了几个刊名，经过艰难筛选，无果。一天我送版式和封面让大家看，社委们为刊名正争得不可开交，大泽招手说你也来参与个意见。我看到桌子上放着的《今天》，就拿起《今天》挥着说，《骆驼草》《苦豆子》《塞外》《闰河》《沙枣树》这些名字都不错，有地方特色，可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名字更好，比如《明天》。气氛凝固了片刻，大泽狂拍着手说，《今天》多么大气，《明天》多有希望，《明天》，好名字。大家也都拍手一致赞同。大泽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也做个社委，你擅长书画，艺术同根，再说你也写诗，现在社委13个人，13这个数字在西方不吉利。大家一致通过，诗社名字也就定为“明天诗社”。
4
诗社是没有经费的，一切费用都由社委们筹集，《明天》一期印多少，大家很纠结。学校内部赠阅、诗人样刊、对外交流、资料存档，精打细算下来，印150份就能够应付过来。大泽说太少了，校领导及各系、各处室和相关领导都要赠阅，图书馆、阅览室各两份怎么够？所有阅读栏要进入，赠阅面太小，要扩大覆盖面……大泽粗略预算了一下，500份都紧紧张张的。
印500份，那费用可就大了，社委都是穷学生，立马炸了锅：“校领导、各系各处室的领导都要赠阅，为什么要给他们赠阅？”
“不给他们赠阅如何引起学校和领导的重视？”大泽说。
“我们为什么要引起学校和领导的重视？不，什么学校和领导，应该说校方。”
“他们又不读诗，读也读不懂，我们送他们《明天》，他们送我们白眼……”
“大泽，我们……”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落了个拍马舔沟子，那就不要办了。”大泽说。
“不办咋行？办是一定要办的！”
“各位都是著名诗人，还在乎这么个油印小刊？不办了大家完全可以不尿校方。”
“不办我们拿什么跟兄弟诗社、文学社交流？办是肯定要办的。”
大泽忽然一拳砸在桌子上说：“不尿领导，不尿校方，你办个锤子？校方一泡尿就能把你淹死！你以为你是谁，还一个个真把自己都当成著名诗人了？你们要搞明白，不是你尿不尿校方的事，而是校方尿不尿你的事！谈恋爱是个人的事吧，你单方面谈着试试？”
大泽点根烟狠吸一口喷出来说：“我们办《明天》是要拿到内部刊号的，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印出来就给你查封取缔了。内部刊号不经校方同意，拿不到的。不办拉倒，省得求爷爷告奶奶。”
雪野说：“那也不一定所有处室部门、每位领导都送，送他们也未必高看我们一眼。”
“高看你一眼？你啥都不作为，人家看都看不见你，还高看你一眼！”大泽说，“从各单位处室部门到领导，读不读诗、读懂读不懂、看起看不起是一回事，我们送不送是另一回事。一个送了，一群都得送。这就像有些东西于一些人没用，或许到手后随手就扔了，但他们要还是要的，你不送他们就觉得你没把他们当回事，同一级别为什么给他送不给我送？就像是少了一种待遇，他们会骂娘的，成你的事不足，败你的事却有余，一句话就能断送了我们的事业。”
“对，是这么个事。”
“对，有道理。”
大泽又说：“只印150份，可能到我们毕业，印刷、邮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筹措;印500份，可能两三期后一切费用都会由学校承担。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我们这是为学校做事。全国大学都有诗社、文学社，有社刊、诗刊呀！尤其是那些名牌大学，文学社、诗社多活跃呀！我们大学没有，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是不正常的，领导一旦重视了就会支持，一切费用都会给予解决。”
“听说学校很穷，都快揭不开锅了。”
“那是说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我们诗社这点费用可以忽略不计的。”
“我们可以向社员收一点……”
大泽说：“绝对不能向社员收费，有些社员会有意见，会到处乱说，学校也不会同意。”
雪野说：“那大家咬咬牙，就印500份。”
那么《明天》多久出一期呢？我们收到的诗刊、社刊有月刊、双月刊，也有季刊、不定期出刊的，于是有说季刊的，有说不定期出刊的，最后都说大泽你定，听你的。大泽说双月刊，第一期先冠试刊号。
诗社挂牌和《明天》首发两个仪式一同举办，进行了宣传造势，广播站滚动播放消息，还刻印了海报张贴散发。
就在诗社举办成立仪式的头一天，社长换了人。倒不是学校介入，而是新一期《诗刊》到了，发了祁连善一大组诗作，配有简介，所在学校、系、班及发表主要作品，档案一样详细，大家这才知道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常发表组诗，尤其是在近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一大组诗作的“祁连山”就是我们的祁连善。雪野虽在《诗刊》《星星》等刊物上发了组诗，却还未上过《人民文学》，只能退居副社长。
本打算在学校礼堂举行仪式，可没有协调好，就在露天体育场摆了几张桌子，放了100个气球。邀请相关领导出席时，他们都没时间参加，只来了中文系系主任和几位老师。大家颇为失落，都说校方太不仗义了。学生来得可真多，500份社刊中紧缩出来的100份瞬间就没了。雪野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我还当没几个人要，嫌弃《明天》擦屁股会染黑了屁股。”
《明天》的出刊就像山头插上一杆旗帜，一下子吸引了校园青春的目光。油墨味儿是文学的味儿，是梦想的味儿，还有人说是初夜的味儿。对于狂热的文青来说，油印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梦想。那是一个文学成就梦想的时代，因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夜成名，改变命运实现梦想者大有人在。在春山湖畔、林荫小道，看到漫步的同学手里拿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明天》激情朗诵，不知别人心里如何，我是备感自豪与骄傲的。
我们又在墙报上开辟了“诗之角”。女诗人甄玉当时兼着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她提出在校广播节目开辟“每日一诗”，赢得大家的赞扬。播放了一周，都嫌不过瘾，就扩展为“每日诗页”。大泽提议说现在14个社委，14这个数字也不吉祥，让甄玉也做社委吧，广播站是她的阵地。于是大家举手全票通过甄玉成为社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