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之道

一 “千万要凝视”——为散文诗一辩

在散文诗集《凝视》的开篇自序中，周庆荣申言：“千万要凝视。”（《凝视》）随后，“凝视”——不只作为一种元素，更作为一种结构——贯穿了整部作品。显然，“凝视”并不只是为了呼应特定主题，更是为了表明一种写作方法，甚至，是为了展露一种辩护的勇气和雄心。

散文诗的合法性和美学性问题历来备受疑虑。诗人西渡曾从诗和散文作为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出发，指出“诗以感性、直觉的方式感受、领悟世界，散文则以知性的方式观察、思考和认识世界”；进一步地，他以散文作为参照系指出诗具有“未来性”和“完全性”。所谓“未来性”，即是指诗所处理的世界是未成的、可能的，诗创造世界；至于“完全性”，即是指诗以直觉、隐喻、象征的方式领悟世界的本质和整体，一首诗因而自成一个宇宙。基于如上理论辨析，西渡结论道：散文诗从性质规定上说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它是诗的内容和散文形式的结合，而不是散文的内容和诗的形式的结合。周庆荣无疑会赞同西渡的论述，于他而言，散文诗绝非具有诗性的散文，而是以散文形式呈现的诗；鉴乎此，周庆荣才坦言，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诗意地呈现事物之“本质”，并发挥散文诗的“预言性”优势。

统观整部《凝视》，其中充满了博观与精微、体悟与思辨，既有对世界万象的统摄，也有对主体身份的观照。在“凝视”行动中，写作者自由穿梭于物象之间，拽拉语词的引线，拔除意识的界桩，拆解世界的封印，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一百年前郭沫若的主张：“破除一切已成的形式而专挹诗的神髓以便于其自然流露。”客观而言，周庆荣所谓的“凝视”不再是一个被规定的诗歌动作，而是一连串相互激励的诗学动机；正是在“破除”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的决定论之间，“凝视”才作为一种“欲望”呈现出了强悍的命名活力和指认效力。

当周庆荣开篇写下“千万要凝视”时，他已然暗中许下了为散文诗一辩的承诺。“千万要凝视”既是敦请，也是告诫，它以主体宣言的形式对散文诗做出了性质判断。显然，散文诗并非诗的稀释或降格，而恰好是诗的波动和扩张——归根结底，散文诗是诗之“自由”的扩大化；这里的“自由”既关乎主题和风格，更牵涉主体精神。正是在这里，我们方能看到“诗”这一活动无尽的生产性，也才能以“同情之理解”（一个决定性的颠倒）重思施蛰存不无惊人的论断：“从《现代》以来的中国新诗，可以认为都是散文诗。”

是的，关键在于如何回溯散文诗的发生并体谅其在现代性写作罅隙中的曲折。在此意义上，周庆荣的写作既是对散文诗传统的接续，亦是对散文诗传统的改造。依周庆荣之见，散文诗是“更加复杂和隐秘的诗”，勉附以“散文”之饰者，不过是转喻之铺陈、思想之媒介——恰好是在此一关卡，散文诗涵摄着世界并召唤着自身，一切皆可成诗，一切尚未成诗。

二 “大地上每一处细节”——凝视与凝思

人类天然处在过去和未来两种永恒之间，这一特殊处境迫使人类反复探求自身的位置和方向。周庆荣所提供的探求之路既非先知或哲学家式的，也非信仰或科学家式的，而是经验和文学家式的—— 一种力图从“此在”出发独自通达世界的诗写方案。大致看来，这一方案总是起始于一种笛卡尔式的怀疑，并收束于一种禅宗般的醒悟。

先看怀疑——

“太阳向下和它正在升起，这是否是最本质的区别？”（《黄昏路》）

“是否只要高风亮节就可以不介意自属之物？”（《自属之物》）

“我们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纯洁所需要的条件？”（《与污泥说》）

“丛林的法则是否可以无效？”（《与丛林说》）

显然，这里的怀疑超出了美学经验主义的范畴，它既指向自我道德律令也指向他者审美观念，它既关乎丛林法则也关乎天文规律；它是一种让万物陌生化的怀疑，一种将全世界都视作异乡才可能带来的怀疑。正是怀疑带来了认知的根本性转捩——“不再简单地把自己看到的称为外部世界。……看清楚大地上每一处细节。”（《目光》）

再看醒悟——

“破土而出的觉醒，我们没有办法拒绝。”（《沉睡中的一根刺》）

“这苍茫的人世，你一定不能以为只有自己醒着”（《对话录》）

“星星睡着了，民生醒着。”（《雪夜》）

“这沉睡的静物，也会是醒者的对比和参照。”（《静物》）

“是根，率先觉醒。”（《根》）

“醒来，发觉是梦。”（《摇橹，梦里出海》）

“出世是入梦，入世是梦醒。”（《错觉现象》）

“我会从戏中醒来。”（《古戏》）

就美学效果而言，这些句子俨然以论断性的方式呈示着一种东方式的新知，它们蕴含着一种致力于“发现”而非“发明”的求新意志；不妨说，支撑周庆荣散文诗的内在精神就是一种禅宗式的醒悟。问题在于，怀疑这一动力机制与醒悟这一美学精神之间存在天堑鸿沟，周庆荣是如何完成这惊险一跃的呢？答案是：凝视与凝思。

周庆荣对万物的“凝视”行动并非全景式监狱控制者那般雄性的、不对称的、无形的监视，而是涉世婴童那般中性的、平等的、有情的关切；他不是冰冷地观察世界，而是经由语词与万物亲密地推搡、亲切地交谈，以求赢获超出意外的思辨。在诗写层面，这种凝视和凝思体现为一系列具体而微的格物过程——

“我目睹了两块云在天空追尾。/稍后传来的声音由尖锐到沉闷。”（《目睹》）

“从生长的方式看待生命，最慢的速度也好于坐以待毙。”（《蜗牛》）

“明天，在时间之外。”（《时间里》）

“苔痕仿佛一种古典，人们期待着一次鲜活的锋利。”（《陈旧》）

请注意：观“云”过程中的视听联动，经由“蜗牛”被勾连的快慢辩证，以“明天”为契机对时间所进行的指认，以“苔痕”为缘起对新生所进行的思考，无一不是为了入乎其内并出乎其外。显然，凝视和凝思的方法不再停留于描述事物的表面，而是沉浸于事物并探测其中隐藏的辩证机制和寓言意味；一方面，凝视过程不停地为凝思积蓄着力量，另一方面，凝思过程也不断地向凝视释放着活力。

正因于此，我们才一面看到周庆荣的笔触随性指点着万千物象，如“羊”“马”“牦牛”“燕子”“蜜蜂”“彩蝶”“蜗牛”“鹰”等动物，“银杏”“松树”“蘑菇”“樱桃树”“油菜花”等植物，“风”“云”“雪”“星”“河床”“土地”“海水”等自然物，乃至于“篝火”“隧道”“风筝”等人造物，另一面又不得不跟随他重新经验一遍世界，譬如，他言“隧道”却及“爱”，谈“风筝”又及“理想主义”，观“河床”则逼视“生命”，看“海水”则领悟“坚硬”……比兴旁通之术，不一而足。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言：“如今我们更需要与世界、宇宙、事物、森林、田野、山脉、海洋重新建立联系，就像我们与所爱的人和艺术作品更需要重新建立联系一样。”无疑，这种与万物重新建立联系的过程对周庆荣而言，便是世界的可能性被重新打开的过程，也是语词被重新擦亮的过程。

三 “我要驱逐的是我自己”——从“格物”到“诚意”

在代后记中，周庆荣以“格物、及物和化物”来总结自己的散文诗观——

所谓格物，是指我们如何从所接触到的事物中获得自己所需要，同时也对他者有意义的启示；及物，要求我们的写作必须在场，必须食人间烟火，必须能够让我们的写作去唤醒更多沉睡的经验；化物，要始终清醒写作主体本身的情感和知性的转换贯通，不拘泥于典和任何已有的出处。

这种以物观“我”、以“我”化物的格物过程不仅推动了修辞策略的展开，更标记着主体认同的生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凝视者的“我”，总能在对他者的观察中将“我”打捞出来——“当田野之外的明星们在社会中热闹的时候，我做一根独立的骨头。”（《追星者》）不仅如此，这种凝视还会推动自我反思的发生，并生成自我驱离的自觉——“我要驱逐的是我自己？”（《驱逐》）事实上，“他者”被纳入考察视域，恰好是因为“自我”面临“匮乏”，主体的匮乏要求主体以自我否决为形式来实现自我填充。

如前所述，周庆荣践行的“凝视”方案是一种平等的、有情的关切活动，而非等级化的、无形的监视行为；这意味着，“凝视”的背后是主体的省思性活动而非介入性意志。“凝视”的非支配性伴随着“凝思”的反身性，这导致了主体位面的两层变化：首先，“凝视”行动被扭转成了一种“自我凝视”（self-gaze），正是在自我观察与审视中，“我”与万物之间达成了“互为主体性”（mutual subjectivity）的共构共生状态；其次，“凝视”有待于从格物活动跃升为一种诚意行为。

在程朱理学的格物传统中，存在一个以“致知”为目标的普遍性误区，这一误区的致命之处便在于它遗忘了“格物”的根本目的在于“诚意”，“致知”只不过是一个桥梁。正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礼记·大学》），唯有以“诚意”为终极目标的格物行动才不会止步于“致知”；或许正是明见于此，王阳明才会绕过程朱理学的“致知”传统，另辟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蹊径。所谓“诚意”，也便是“良知”，便是因良知而来的关切行动。这一点同样见诸周庆荣的散文诗——

“我要拥抱黎明，去热爱我能够看得清楚的——/人间万物。”（《启明星》）

“我思考着如何合格地做好一名观众。耐心和让人疼痛地对另外生命的尊重，以及永远不能觉得眼前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它们是观众须知？”（《观众》）

如果“凝视”对应着格物，那么“凝思”便意味着“诚意”。“‘理’如果发挥作用，书里的文字，是精神的光，更是夜空中的群星。”（《“理”的作用》）对周庆荣而言，“理”并非只在于“致知”，更关乎“诚意”；所谓“诚意”，并非见到外在的光，而是见到内在的光。唯有见到自己内部的光，才会致良知，才会奉献，才会重生——

“每当生活中需要光，我就自燃。”（《烛语》）

“我以向下的方式继续活着，如果再次向上，我会从一株幼苗重新活过。”（《树桩独语》）

这样的主体性无疑是一个“嘈杂的”主体形象，他凝视他者以填充自身，他驱逐自身以关切他者；仿佛“我”与世界处于无尽的相互干扰过程之中。然而并非如此。透视法教给我们这样一个常识：对象物的所有水平线如果向空间中无限延伸，就会在某一消失点上会合。我想强调的是，周庆荣这里呈现的并非美术上的透视法，而是精神上的透视法；与其说，这意味着，一切所见、所听、所闻、所尝、所感、所思皆汇集于“我”这一点——神奇之处在于，“我”这一点位总是一个倾向于消失的点位，它只在对象之物的统合汇集过程中浮现；毋宁说，“我”以自身的消失和重生为前提，促成了世界的对象化。

根本上来看，正是因为“格物、及物与化物”的方法论背后有一个明晰的欲望主体，它才会意识到“唯美、抒情和密集修辞”本身便是一种语词恋物癖的露出，进而强调散文诗写作中的“思想性”。与此同时，“针砭、悲悯、热爱与希望”作为“思想性”的要件，不仅提示着欲望的生成过程，也标记着欲望消弭的过程；这种辩证性的认同之所以能够生成，并非只凭靠主体的主观内省，也援恃于悠悠天地这一中国式的文化背景。就此而言，周庆荣的散文诗俨然是一种从西方现代性视域中回望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写作者才能提供的原创性书写方案——这里的原创性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原创性而非技法风格上的原创性，是一种土壤般的原创性而非种子式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