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之隐与言说之难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理性智慧得到极大发展，乃至于“科学”几乎成为正确、真理和意义的代名词，感性智慧与整个人文领域都受到极大压抑。鉴此，维柯在《新科学》①中通过对原始人和早期人类生活的研究，重倡人类的“诗性智慧”，指其为“新科学”。他认为原始人虽无逻辑能力，但“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拥有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而“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在他看来，原始人贫瘠的语词，不能够表达抽象形式、超验感觉、模糊意绪等隐秘事物，于是，不得不借助于隐喻的、诗化的语言来进行言说。另一方面，对意义的关注已然成为当今哲学的主要命题，影响所及，很多诗人也醉心于对意义的探寻。意义往往是隐秘的，不能为逻辑的语言所穷尽，且世事的变幻又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所以，诗始终没有在人类生活中消失。毋宁说，执著于隐秘的意义，火中取栗般从沉默中取出新的语言，既是诗人的本职也是诗人的能事。而周舟的这一组章，正应当放在这样的诗学视野中去阅读。

组章《擦玻璃的女孩》中大多数文本，是建立在隐喻结构之上的。《水车》《鸟窝》《仿佛蝉蜕》《意象：一支荷静立》等诗都可以析出一组或多组隐喻关系。生活中的诸多事物已经在文化惯性中被概念化，不再被理解为某种生动的生命形式；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在加速社会中被模式化。而周舟这类诗，正是要借助隐喻，在指此为彼的联想关系中，刺激读者的想象思维，力图唤起人们对外物以及自我生存处境的感知，进而重新发现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之所在。比如《夜晚的兔子》在兔子与自我意识之间建立起隐喻关系，使抒情者得以对故我进行一种近乎他者的观看；《燕子》在燕子与异乡人之间建立起隐喻关系，无形的怀乡病借有形之物得以被“确认”；《小说》则在现实场景与虚构小说之间建立起隐喻关系，既提醒人们对生活的“泥泞”保持警惕，又力图在虚实和真假之辨中揭示出存在的戏剧性……

此外，组章内还有另一类书写隐秘对象和抽象意义的诗。在这类散文诗中，诗人笔下的喻符甚至找不到确定的喻指，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意义的象征。我们只能在恍惚中，看见不确定的意义在诗行间微颤。例如《细雨中》，登上古堡后抒情者隐隐感到周围事物的生命气息，却将其当作“幻觉”，视境遂转向“雨雾充斥的峡谷”，最终聚焦到一座“隐约的屋顶”上，而“屋顶”仍然表现出了生命意志，“在那儿吞吐雨雾，也制造声音的悬崖峭壁”。《劈柴的人》中的“喜欢劈柴的人”不仅因为其动作而与常人不同，甚至因为其癖好而与其他劈柴人不同。除了人物的行动和性格，诗中看不见道德判断，而事物的神秘在此自由之境中得到了自在地展开。那些劈掉的柴不仅与这位“喜欢劈柴的人”和解，并且借死亡而进入到一个离奇而梦幻的世界。在“木柴突然就长出了鹅黄的枝”之际，我们只能相信诗人已然进入目击道存的境界。然而，对于一首诗而言，那“道”究竟是什么原是深究不得的。

诗毕竟只能在现象中呈现和暗示真意，而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对意义做剖析的手术。这还不仅是因为刘勰所说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问题，深层次的困难更于诗所关注的往往是“意”最隐秘部分。而这隐秘部分在心则百感交集，在物则秩序混沌，诗人只能点到即止地进行暗示。故此，与《细雨中》《劈柴的人》等诗相似，《流水》勾勒出一个在意义之侧若有所思的人物形象而不点破其所思；《十月一》末尾出现的斑鸠延展了死亡的意义维度而不理论其意义；《寻找春天》写抒情者在郊外寻找春天陷入“有始无终”的思绪而不任由思绪抽象下去，该诗结句“使劲琢磨，稀疏的草芽才像是撒在地上的星星一样，真的泛出一点绿色来”既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辨感，却最终归结到了禅宗所谓“春来草自青”的天然状态中。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正是在意义之隐与言说之难的双重考验之下，《清晨》的音声色味稍嫌稀薄，《尘埃》克制得过于拘谨，而《沙漠往事》口语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偏重，《不称职的梦游症患者》则陷入词生词的语言迷宫之中。大概同样是因为意义之隐，诗人在语言中探索其形迹时，往往动用欧化的长句来消解言说之难。诸如“驾驶一辆越野车从三十年后的一个午夜返回一所乡村学校时”，在逻辑说明的道路上蜿蜒前进，然则其叙述性和演绎性压过了意象性和直观性，终成为非诗的语言。另外，假如诗人在文本能够更注意语言的简洁干净，删掉一些不能增加意味的冗词，诗将出落得更为精确，品质自会更拔高一节。

反过来看，诗人在部分文本中，似乎暂时忘记了对深意的追寻，而诗却已然自足成立。当他的言说逃脱了外在于诗的种种意义的监管，自在地呈现自身，一种立足于诗学本位的美学意义便悄然生成。譬如《河边散步》《芦苇荡记事》《擦玻璃的女孩》《梦境：回乡之旅》《夜月村没有月亮》等，它们在某种层面上都是更具体的散文诗，写来似乎也更从容。在这些散文诗里，诗人将自己置身在具体的情境而非玄想之中，凭借其直觉和感受力，对有意味的现象进行捕捉和迹写，于是文本显得纯粹、显豁而富有触感。

陆机在《文赋》中把诗人的工作形容为“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早早地指出诗歌写作中的意义之隐和言说之难。这一对核心的诗学命题，也是组章《擦玻璃的女孩》所主要触及到的诗学命题。总体看来，周舟关注着生命中那些若隐若现的意义片段，又本色地以隐喻、象征等手段对之进行呈现、暗示和确认。当他完全被“意义”的意义所引诱时，其诗句偶尔会陷入分析性和说明性的漩涡。而当他瞩目于某些触动心灵的现象，暂时放下对语言背后之深意的执著时，往往能跨过言说的障碍，文本乃显得自由自足，隐秘的意义便在一种诗性氛围中颤动与闪烁。这既是周舟这一束散文诗的特点，也足以给人诗学上的启发。

注：①维柯：《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