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破与赓续中构建“中国化”品格

散文诗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像诗歌、散文、小说那样魅力四射，它的受众面一直狭窄，文坛似乎从未对它投注过青睐的目光。我曾想，造成散文诗这种文体遭遇的原因是什么呢？立足于散文，它是诗的面目：而游弋于诗中，它则是散文的形态。表面看，它兼顾了散文及现代诗的基本元素，俨然具有两栖性。但它不是诗，也不是散文，它的归属意义变得十分尴尬。它虽被排斥在诗和散文之外，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却又常常被诗与散文所羁绊、所裹挟，它站立的姿态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洒脱。

一

也许在某些人眼里，散文诗是一个怪胎：它被诗排斥，被散文挤兑，它的生长空间十分有限。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事实，或者说都是一种假象。散文诗的双重性，并非是它处境尴尬的原因，双重性恰恰代表了它的特点、它的无限延伸的精神向度、它的超迈诱人的品性和气质。散文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早期的很多文学篇章，其实都充溢着浓郁的散文诗气息，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王羲之《兰亭集序》、郦道元《水经注》、刘勰《文心雕龙》、王勃《滕王阁序》、柳宗元《永州八记》、刘禹锡《陋室铭》、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前后《赤壁赋》、周敦颐《爱莲说》……这些数不胜数、耳熟能详的典籍、篇章里，很多脍炙人口的句子，无一不飘逸着散文诗的形态和风韵。而散文诗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文体，则肇始于五四时期，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兼诗人刘半农，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文中提出“增多诗体”的主张，认为：“诗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之受的束缚愈甚，诗学决无发达之望。试以英法两国为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自此，“散文诗”这一新型的文学形态，开始在文坛流播，并逐渐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刘半农关于散文诗的倡议，显然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他所言说的散文诗完全是从诗的肌体中剥离出来的，充满着解构主义的味道，这与中国的国情是不相符的，我前面提到中国早期的散文无不蕴含着散文诗的无穷韵味，只是那时还没有文体上的分野，更无“散文诗”之一说。但散文诗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的基本雏形已经存在于洋洋大观的散文之中了。

刘半农从西方引进散文诗的创作观念，在当时的文化圈曾产生一定的反响，一些文坛大腕积极参与，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散文诗的写作实践，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颇有质量的散文诗，如沈尹默的《三弦》、胡适的《看花》、沈兼士的《春意》、刘半农的《静》《雨》，都较好地表现出了散文诗的意象之美。而他们中间，鲁迅的散文诗成就应该是最高的一个。1927年，鲁迅出版散文诗集《野草》，它被中国现代文学史誉为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生命追问的过程，是穿越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心理、情感、思想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和转换的过程，鲁迅的诸多精神奥秘蕴于其中。”《野草》的真正美学价值，除了深蕴其中的思想和哲理外，在艺术表现上，它开拓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散文诗学，它“把散文诗的抒情特点及诗的意韵发挥到了极致。”鲁迅的散文诗所追寻的路径，是中国化的，但叉不排斥西方诗学，它的隐晦、深刻、警策的语言，在一种整体象征性的修辞语境中，将梦幻般的情绪揭示得惟妙惟肖。既秉承中国传统，又大胆汲取西方诗学的有益元素，这就使得《野草》一亮相诗坛，就格调高雅，气质脱俗，以至成为后来者无法超越的经典。

二

从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诞生，中国散文诗的发展几近百年。但在行进过程中却依然多有羁绊，散文诗在散文与诗的缝隙中摇摆不定，这种文化生态下的尴尬，对散文诗的自在发育和生长，一直缺乏延展的空间。更大的问题是，自鲁迅《野草》诞生之后，关于散文诗创作，似乎并未出现令人欣慰的热潮。那种成规模的散文诗创作态势以及思想性、艺术性均达到一定水准的散文诗人可谓凤毛麟角，而具备鲁迅那样的大师级散文诗人再未出现过。从1927年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的问世，散文诗的历史长度几乎与白话诗相当（白话诗起于1920年，以胡适的《尝试集》为时间节点），在这段近百年的“历史长度”中，我们其实清晰地看到，散文诗留下的断点太多、空白太多，鲁迅所开拓出的散文诗创作路径，没有谁去接力，更遑论发扬光大。我们说，《野草》是散文诗最伟大的存在，但这样的存在毕竟是孤峰耸立，没有与此相对应、相烘托的风景，那么，即或是伟大的存在也让人感到一份冷寂。而与散文诗年龄相差无几的白话诗，自《尝试集》后，就一路高歌猛进，可谓千帆竞秀、百舸争流，短短百余年时间，现当代诗坛上大师辈出，这种血脉赓续，前拥后推的结果，使得白话诗浪潮迭起、群峰绵延，其景象蔚为壮观。

其实，刘半农早期提出的散文诗观，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的文学门类，他的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即“增多诗体”，这就是说，散文诗只是诗的一个分支，它的诗的属性并未改变。由于散文诗没有独立出来，它的文学品格和自身特点便无法凸显，只是混同于诗中的一个“增多的诗体”而已。鲁迅的《野草》，我以为不是对刘半农散文诗观的践行，《野草》的散文化趋向明显突出，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刘半农关于散文诗的倡导与鲁迅创作的《野草》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野草》是鲁迅精神苦闷、矛盾和彷徨时的作品，这些短章中，既有厨川白村的影子，又有尼采的影子，还有屠格涅夫的影子，但它所透出的精深内涵和高贵气质，无不是鲁迅思想和精神的折射。因此，这一组短章，它的出现便带有一种清新脱俗的锐气，同时，它的散文化趋向中又弥漫着浓郁的诗意。文体上，它处在散文与诗之间，但完全划入散文或诗，似不确切，现代文学史将其定位“近于散文诗”，这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定位，但却有意识地在印证刘半农散文诗观的成立。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视角看，鲁迅的《野草》实实在在丰富和拓展了刘半农的散文诗观，可以这样说，鲁迅才真正为我们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虽冠之日“散文诗”，但他和刘半农提出的散文诗在概念上已有质的区别，刘半农的散文诗观，只是为了“增多诗体”，所谓的散文诗依然是诗的一个类别。鲁迅的散文诗观蕴藏于《野草》中，他以一个思想家和艺术家的独特构思，践行了散文诗这一新文体的方向：鲁迅为我们精致地呈现了一种散文诗的品相，即在思想浇筑的文字中，让诗意与情感水乳交融、气血贯通；在栩栩如生的镜像中，精神宛若夏花灿烂，而人们所获取的则是苍穹般的深邃和悠远……这或许才是我们真正所期待的文体——“中国化”的散文诗！

三

事实上，当我们撇开散文诗这个概念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将那种并不确定的学理规范完丢弃的时候，我以为，中国的文字所呈现出的美学风采几乎无处不在，它们既有诗情又有画意，从远古到现在，这一枚枚从甲骨、汉简中走出的字符，在一代代文人雅士深情地抚摸中，渐渐温润如玉、灵光四射……因此，刘勰才发出如是喟叹：“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文字一旦为情感统摄，自然有了灵性，因此，没有不朽的人，却有不朽的文章。凡是用生命写成的文字，时间愈长，它的魅力愈发诱人。中国从不缺散文诗，只是我们的散文诗，一直内植于散文之中，它是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中最敏感的部分，倘若抽出这一部分，那么，一篇散文将失去神采和风韵。散文诗在中国的散文中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表现，这种诗化表现，它是通过镜像将情感传达出来的。镜像虽是客观的反映，但它首先经过了人的主观过滤。中国古代文选中有很多精美的短章，它们其实皆透出散文诗的一种品相。这种品相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诗，但它却发散出了散文诗独特的韵味。如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李华的《吊古战场》、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等，它们的内核都具备了散文诗的诗性表现。其实所谓的诗性，说到底，它就是散文的一种“胶”，粘性决定了散文的嚼劲和口感。没有这种“胶”，就像生命没有经络，无经络的血肉，那必将是松垮的、毫无韧性的。中国的散文诗，一直蕴藏在散文的母腹中，这是散文诗成长的沃土，只是从古至今，我们在文体的分野上（就散文诗而言），没有形成一定的程式，这是文体建构上的缺憾。

刘半农的散文诗观，照搬的是西方诗学，形式上是对诗的一种解构，而中国的散文诗滋生的土壤是植于散文中的，它的美学表现，是通过镜像将人的意绪投射出来，镜像的可感性，就像一幅水墨丹青，常常让人在一种美妙无比的视角冲击中，完成诗意对人的心灵洗涤。我们与西方散文诗的最大区别，是实中藏虚，镜像中有我们的情绪表现，但这种表现犹如碧潭中的涟漪，似有若无，静中有动……由于西方的散文诗，是对诗的一种解构，他们倾向的是诗的散文化，这与我们的散文的诗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子，或者说艺术观念上的差距。诗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化，无所谓优劣之别，视角不同，自然看问题的立场就不同，但任何一种美的表现形式，它都是为了在呈现中告诉我们本质之所在，形式只是外在躯壳。西方的散文诗是一种诗化的散文，它只是对诗的形式的改造，诗的本质没变。因此，它的形而上的表现透出哲学的味道，它很少用镜像折射人的情绪，由于过度诗化（虽然格式上是散文的），语言跳跃的幅度较大，阅读者很难把握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西方的散文诗在人性的揭示和挖掘上所达到的深度是我们所不及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散文诗表现上的缺陷。如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后两位虽属于亚非作家，但他们的审美表现与近代西方文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无论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或者是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纪伯伦的《先知》，他们都在人性的隧道中凿通光亮，在心灵的寻觅中叩问前路，人有高贵与渺小之分，善恶皆在一念之间。博爱是阳光，既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只有内心拥有世界的人，神才会赐予他无尽的欢愉。从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诸位大师的散文诗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散文诗巨大的思想引力，他们洞悉世界的敏锐，已超越表面的、形式化的艺术外壳，他们将浑沌的空间延续在永恒的精神世界里。因此，阅读这样的作品，犹如剥笋一样，要一层层地剥。发现真谛必须心无旁骛，待到剥至最后一层，那时，一颗鲜嫩的竹笋，才会自然显露出来。

四

中国最早的散文中，有类似散文诗的作品，它们大多内植于散文中，并与散文构成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文体，散文诗一直未能分离出来，这只能说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新文化的先驱们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从各种黑暗势力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一时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热潮。而散文诗这种没有束缚、短小自由的文体恰逢其时、应运而生。然而，文化启蒙的初期，我们对西方艺术观念的态度是一股脑儿地接纳，很少有谁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合理地消化吸收，表现在散文诗这种文体的学习上，我们对外国作家，尤其是对波德莱尔、泰戈尔、纪伯伦以及苏联作家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文学巨擘，崇拜之情是近乎狂热的，这种狂热的崇拜心态导致不少人藐视传统、抛弃传统，以模仿这些大师的手法和腔调为荣，于是，我们的散文诗自襁褓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外国的印记。崇尚西方文学，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回望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单就一个概念，就完全否定一种文体的存在，这绝对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关于中国有无散文诗，一直未有定论。著名诗人柯蓝是坚定站在中国没有散文诗这一立场上的反对者，“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闭的封建社会，在严格的诗歌规范和思想的束缚之下，不可能突破诗词歌赋和中国散文的严格传统，而产生灵魂自由的散文诗这样的新文体的。”话说得确实有点绝对，事实上，中国早期也没有报告文学之一说，第一篇报告文学《包身工》诞生于五四时期，它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然而，这种纪实性的文体，在中国古代的史传作品中其实早已屡见不鲜，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等，可以说开了纪实文学的先河。因此，中国早期没有散文诗这个概念，不代表没有类似的散文诗这种文体形式的存在，我在前面已经说到，那种镜像表达的方式，是中国人情感外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化绝不是肤浅的，它是在一种诗意的缠绕中，映照出情绪的波动，其镜像之美恰恰是诗意之美、人的心灵之美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构建中国的散文诗学，必须扎根本土，对西方的精华我们也要采取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态度，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写出具有中国品味、中国特色的散文诗。

进入21世纪以来，散文诗依然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它的尴尬处境非但没有解除，相反，变得更加模棱两可。倘若没有鲜明的文体意识，散文诗便无法实现自身的纯化。其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消磨，这种新的美学形式，将被诗歌和散文完全消解。那么，我们近百年的散文诗探索将付诸东流。树立文体意识，就是我们要规范散文诗的写作程式，要厘清散文诗与诗歌、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差异，至少要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边界，在是与非上不能含糊。对此，我认同柯蓝对散文诗的一个基本界定：“散文诗只是诗的情绪、诗的意境，只有诗的魂，却没有诗的外壳。它是诗的散文化。但是，散文诗却又不是散文，更不是抒情散文。它比抒情散文更浓缩、更凝聚。”@柯蓝表达了两重意思：一是散文诗是没有诗歌形式的“诗”，而诗意的蕴发和揭示，是散文诗的魂魄所系：二是散文诗是被诗化了的“散文”，这怎么理解？就是说，散文诗吸收了抒情散文的特点，在抒情表现上则更加简省、凝练、传神。著名文学理论家李标晶认为散文诗除了表象功能外，还有表情功能，对此他认为：“散文诗语言具有表现性、描写性、精确性、多义性和灵活性的品格，因此，它具有词的组合的无限性和修辞手法的丰富性：散文诗的语言与意象的酝酿、组织同时进行，因而意象与情感处于同一动态结构，语言就自然地传达出内在情感的发展过程。”柯蓝、李标晶均从散文诗的艺术表现角度对其边界进行了确定，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散文诗自身的独立性的问题，中国的散文诗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行进？我们的路标在哪里？解决了文体意识后，我们该着手解决的，恐怕应该是散文诗的“中国化”的问题，如果不坚守这一点，我们所谓的散文诗在美学形式上还是飘忽的，没有自己的内涵和底蕴，我们的散文诗体系构建，就如同没有基石的楼盘，看似巍峨宏大，却底座虚浮。中国化，就是根植于传统，在继承和发扬中日臻完美，同时，对古典文学中多样化的文体我们也要勇于借鉴和改造，并以此提升和增强散文诗的美学情趣：中国化，就是要坚定地沿着鲁迅《野草》开拓的方向，继续扩大我们的视域，紧随时代脚步，关注社会痛痒，歌颂祖国的光明前景；中国化，就是要以开放的辩证的眼光，汲取外国散文诗的优点，我们要善于从两个方面去学，一是表现形式，二是思想哲理。要在高度领悟中有所发现，有所斩获。总之，中国散文诗虽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它潜在的生命力还处在青壮时代，其实，它的勃勃朝气才刚刚被释放出来，而作为一种新的美学形式的存在，它的力量的积蓄、喷发，将在21世纪文学天空辉煌显现。我坚信，《野草》之后，中国散文诗的宏大钟声还会再次奏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