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的“波粒二象性”

内容提要：散文诗的文体界定与优劣向来争议不小，陷入长期的文体焦虑。本文尝试改换视角，借用量子力学概念，用“波粒二象性”抽样《丝绸野史》（周庆荣），将其从散文诗“还原”为诗；同时分析灵焚的元诗作《种子》，扩容为散文诗，从而细微双方的边界与特点。正是两难的属性，让散文诗获得生长的机遇同时又受困于掣肘的瓶颈。但愿百年来艰苦探索，散文诗继续穿越“波粒二象性”，还是有希望迎来自己的盛宴。

关键词．散文诗 “波粒二象性” 两难

“波粒二象性”是量子力学的概念，概括了微观粒子的双重通性。1905年，爱因斯坦用光电效应的光量子解释，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光波不仅仅具备一种性质。1924年，德布罗意推出“物质波”假说，赋以光的粒子性质。在长期怀疑、不解、争执中，科学家们完成了三种实验：光电效应实验，用以证明光是“粒子”；光的干涉实验与衍射实验，用以证明光是“波”的。直到2015年，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成功拍摄了波粒二象性照片，迷雾疑团才散去一大半。人们终于确信，粒子是实物，波是能量，在经典理学中两者无法统一，可放在现代量子学中没有问题。打个不一定确切但直观的比喻，该现象好比“麦浪”：麦浪可以视为一种波，水起风生，麦子波动起来，其“能量”便越传越远，这是它的波动性，但麦浪中的麦子本身又是在原地踏步，几乎一动不动，这就是它的“粒子”性。作为“两栖”文体的散文诗，双边均能沾光，真是幸福得“骑虎难下”。

然而，散文诗的称谓合乎两种文体属性，却又遭遇尴尬的挤兑，正如遗传学的“骡性”杂交，源自两个相近物种，可一旦分门别类，常常不受待见。所以百年来，散文诗有些居无定所，在“两栖”间往返摆渡，不易泊岸登及。也因此在形式与内容并重的潮流里，常常落人点缀的花边。好在新时期东风化雨，散文诗一吐多年“积怨”，华丽转身，完善一席之地。不过，众人迟疑的目光仍没有散去，比如在权威性的中国现当代百年诗歌总系的编辑上，出现了多卷本前后不一的取舍或遗漏，业内的矛盾分歧，再次暴露散文诗理论与实践，尚遗留未能彻底根治的“疑难症”。

早年研究者王光明偏重两栖中的独立性：“散文诗不是散文化的诗，也不是诗的散文化；那种认为散文诗的好处是比诗解放、不受约束的流行观念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散文诗不是为了自由解放而自由解放、避难就易的乖巧文体；恰恰相反，它是深沉感应现代人类内心意识和情感律动的独立文学品种。散文诗是既体现了诗的内涵又容纳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化合了诗的表现手段和散文描述手段的某些特征的一种抒情文学体裁。”①

谢冕则强调“两栖”特征中的双重个性：“兼采诗和散文之所长（如诗对对象表达的精粹和飞腾的幻想性，以及散文的流动、潇洒等），摒除诗和散文之所短（如诗的过于追求精练而不能自如地表达以及诗律的约束，散文一般易于产生的散漫和松弛等）。”②在主流定性之外，坊间还不时出现“四不象论”“未定论”“多余论”“取消论”，使得原本的尴尬，加上“出轨”之虞，让一个浑身充满精力、潜力的小伙子，顶着“黑户”身份，屡遭“打压”，却又不甘沦落，奋力挣扎，自我释放。

耗散相当长的青春韶光，付出身份焦虑的不菲代价，很难取得完全谅解，还时不时撞上无情的挖苦：“在一切文体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的‘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农牧神）。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⑧余光中不无偏激的言辞，某种程度还是切中20世纪散文诗颇难就范的要害。诗人兼批评家西渡则进一步指出软肋：散文诗的文体缺陷是明显的。散文诗必须依附于诗，或者依附于哲学。只有两种人能够写散文诗：一种是真正的诗人，另一种是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是说，散文诗不能依靠自体繁殖，它必须从其他文体获得它的遗传密码。④西渡道出散文诗存在着先天的基因缺陷。

或许杂交的“负重”与“分配不公”的阴影过于深重，严厉的林以亮也很早就站出来警告：

“散文诗并不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尝试。”“原因很简单，散文诗是一种极难应用到恰到好处的形式。”⑤程光炜也认为，散文诗“是一个腾挪不开的局促的艺术空间”。⑥两位大咖都指出其难在于“压扁”的空间要承受双线作战，在诗与散文最微妙的幽深部，确乎很难恰到好处。叙事程度过重时，它明显会因松弛而失去语言的弹性，抒情成分失重时又会被诗所掩蔽。⑦换言之：在相对欠缺断裂与跨跳处不如诗的陡峭力量，在拉长的叙述与抒情中减缓了诗的密度。

针对散文诗的文体焦虑：在文类排序中的“拖后”和在边界中的“挣扎”，一直以来，笔者对散文诗持一种“稀释型”的宽容观念。她的存在方式，是以“段”作为主要“行规”——即段等于行，作为推进主力。在体式展开中，形成“段”与“行”相互错杂的体式特征。

有一篇博士论文详细比较段对行的“优势”：散文诗因为没有分行，语流比较平缓，内在的情感起伏不如诗歌的波动那么明显，一般只在最后才让弦外之音或感情的高潮表现出来。散文诗的每一句每一段因不受字数和韵式的限制而显得自然、轻松、流畅，它可以遵循内在情感的流程缓缓推进、迂回、再推进，既有点的跳跃，更有线的链接，由此构成一种自然、舒放的艺术格调，表现更为细腻丰富的情感流程。由此可见，散文诗有着比自由诗更为自由灵活、敏锐细致的表现功能。⑧不过，在笔者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行有高度浓缩、内敛，甚至弹簧式的反作用力，是段的松弛、稀拉，无法相提并论的，最多只能说，行与段之间可以产生相得益彰的互补功能而已。

同样是这篇博士论文，继续强调散文诗的行文比自由诗更自由、洒脱，它不必像自由诗语言那样有较强的节奏或韵式，情绪强弱的变化也不会因受分行的约束而中断，它可以用长句一气呵成，也可以用连贯的排比来个不吐不快。散文诗的语言则更接近自然语的推展，多数是一般的语态，连贯地叙写下来。因而，散文诗比自由诗更注重语言的自然美，它保留了散文语言里遵循语言的自然法则，但又并不完全遵循语言本身的“词典意义”，而是注重独特的语言方式所延伸的“意味”。⑨如果按照博士的说法，在情感结构与语言方面，散文诗真的“高于”诗歌，那么简单请教一下：拥有这么大优势、强势的散文诗，为何百年间，不说取代现代诗，就是稍微平分秋色一下，也未能办到；她被远远地“压抑”着，说明这一分离文体或准独立文体本身，委实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不是“政体不分”的问题，也不是谁“优于”谁的问题，而是在波粒二象性的两难面前，要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微妙权重关系，才是其要害问题。

试看周庆荣的《丝绸野史》：

千万根蚕丝的团结，终于没有辜负最初的一片桑林，蚕们在吐纳中作茧自缚，斗室不大，1.5立方厘米的建筑面积。多余的纯属多余，一只蚕闭合了自己。它搭建屋舍，然后试图只为做自己的主人。多日后，当它的屋子遭遇强拆，有心的人类把它的牺牲叙述成奉献。它的一些兄弟姐妹赶在之前，破茧成蛾，今后，它们的寓所就是整个飞行。

一匹丝绸展开，宛如一篇很大的文章。

每一个文字是蚕。

蚕的成长里弥漫着桑叶的味道，吃饱了然后上山，山只是一次形容，麦秸编织的山脊，蚕于是满山遍野。

从结构上看，两段不分行的散文体式，夹着中间两句标准的分行诗句，组成一次“联署”，应该说还是相当到位的，符合散文诗的文体规范。现在，笔者采用“减法”，将其转换恢复成“原诗”样貌，也就是不做任何手脚，只把原作四段222字，删去“多余”的84字，排列成以下15行：

千万根蚕丝的团结，

没有辜负最初的桑林，

蚕们在吐纳中作茧自缚，

只为做自己的主人。

当它的屋子遭遇强拆，

有心人把它的牺牲叙述成奉献。

破茧成蛾后，

它们的寓所就是整个飞行。

一匹丝绸展开，

每一个文字都是蚕。

蚕的成长弥漫桑叶味道，

吃饱了然后上山，

山只是一次形容，

麦秸编织的山脊，

蚕满山遍野。

从散文诗到诗的“还原”，对照之下，不难看出几个明显区别：分行排列的体式，显然比节段排列的体式更具浓缩张力；删除过渡、衔接、“填充”部分，诗文本显得更为洗练含蓄；而散文诗体式的长短句错落、散文化的舒缓语调和舒缓中的突出挺拔，以及在相对长度中所预留的缝隙与空白，同样焕发着想象与联想空间。

反过来，若将原诗作变换成散文诗作，又能说明什么呢？笔者特别征得灵焚的早期文本，有《种子》两件（原诗作25行，235个字，初稿于1986年12月；散文诗454字，定稿于1987年1月），篇幅增加了近一半，下面用表格形式，对照诗的核心与散文的扩容部分。

可以看到其间三点变化：

1．断句明显体现出诗之句法；而后增添的场景性叙述，有益于两种元素在交织中，构成相互依存的饱满，又具相对独立的挺拔。

2．扩容的部分，或形成明晰的因果链，或平添渲染铺张，克服某些干瘦，增加了散文部分的丰腴。

3．结尾处是对抽象的“远方”做进一步感性细化，属于平行性“追加”。

以上，把原作散文诗还原为诗，从元诗扩容为散文诗，都是为了说明，诗与散文双方，不管分立／结合、参差／交混、对峙／和解，藕断／丝连，都充分彰显了量子纠缠的波粒二象性：诗的“粒子”显示出迁跃、衍射、断裂、奔突的属性；散文的“波”充满舒展、迂回、流动与稀释。把两者的优长，推向极致，才可能建立强强联盟，有益于克服文体的焦虑。

重申散文诗的分段和诗的分行，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就是要懂得为不同材质量体裁衣，并各有侧重。如果让分行诗全面处理场景、情节、细节，势必捉襟见肘；如果要求散文诗不断跨跳鸿沟，想必也会气喘吁吁。当散文诗无节制溢出边界，一定会变成臃肿拖沓的裹脚婆，当分行诗炫耀过度发达的肱三头肌，也不能保证他绝对茁壮。以“段”作为分行是散文诗最重要的外在标示，同时也极大规范了内容：当“行”集结成“段”时，散文诗有了较多的散文成分；当“行”独立成“行”时，散文诗拥有更多诗的分子。一般情况下，行数增多时，散文诗偏向诗的倾斜；段数扩充时，散文诗偏向散文的倾斜。所以，两者权重的此消彼长，微妙混搭，才是该文体的美学症结之所在。盖因微妙，全在散文化轨道的滑行中，摩擦出诗的“刺点”；而在诗化的悸动里，织人散文化的丝丝缕缕，好比楷书的精致与行书的流畅结合，服膺于天籁般的节奏韵致。当然，没操弄好，还是会落到孙绍振教授那个辛辣得很的嘲讽：散文诗的脚下，到处都会碰上香蕉皮。

可灵焚从来不害怕滑倒，他一直怀抱着巨大的乐观：散文诗，它是一个可以包容所有文学艺术中精华的元素来铸就自己的美学品格的文体。⑩追随者甚至喊出：在广度上，散文体能走多远，散文诗就能走多远；在深度上，诗歌能走多远，散文诗就能走多远；在强度上，戏剧能走多远，散文诗也能走多远。理论上的愿景是美好的，可实施起来，谈何容易？

不能无限放大它的优长，还是要立足于它最本质的双栖属性——“波粒二象性”。微观世界这么美妙的能量传递，可以借此憧憬：诗美与散文美的极致结合、聚合、融合，也完全可以臻至天花板境界，那是散文诗的最大福分。恰恰是这个双栖属性，葆住了现代散文诗不至于昙花一现。相信高明的散文诗人会很好操控“波粒”发生器，什么时候“波”多一些，什么时候“粒”少一点，从而形成最佳的“波粒”组合搭档，而自然、和谐、共振的最佳组合，将有效促成该品类进一步成熟。相信百年来起伏折腾，坎坷徘徊，冲破文体焦虑的怪圈，积累更多“波粒二象性”的美妙经验与手段，散文诗还是完全有希望迎来自己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