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耿老　纪念我和他的友谊

我和耿林莽老师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耿老师刚刚开始散文诗创作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青海柴达木工作，在那里创办了一个全国发行的纯文学刊物《瀚海潮》。刊物创办之后影响很大，我们自办发行，全国有许多作者、读者都来订《瀚海潮》，甚至许多外国大使馆都来订。大概是1981年吧，我回青岛探亲，去青岛文联拜访那些编辑老师们，同时也告诉他们，说我那里有个刊物，欢迎青岛的老乡们投稿支持一下。耿老师当时很留意，然后要了我的通讯地址。我回青海不久，他就寄来了一组散文诗，那是我第一次读耿老师的散文诗，非常震撼，非常吃惊，非常钦佩，觉得他写得非常好，非常精彩，就安排编辑，发了头题。同时我也给他回信，表示他对我的支持很感谢，我已重点采用了。这样，我们就有了疏疏落落的通信，主要是他投稿，我刊出发表后之交流。

过了一年吧，我又回青岛探亲，因为有了多次的通信联系，所以就直接找到了耿老师在金口一路那个岔路口上的家。我们相见，彼此诚恳热情地做了许多文学的交流。我跟耿老师说：“我做这个《瀚海潮》的编辑，读了很多名人、诗人们寄来的稿子，其中我退了不少，但您老人家的稿子让我很震撼，很喜欢，感谢您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在散文诗上您有很多突破，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不再玩那些花花草草，而是正面写出了人生、人性、历史，特别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出了哲学思考，在用词遣句上您都有绝对的超越，我很钦佩。”耿老听了很高兴。

聊着聊着，忽然兴起，我说：“耿老师，我给您写篇评论吧，您现在作品的高度，应该引起散文诗界的重视，同时，也应该打出名声。”耿老师听了挺高兴，说：“好啊。好啊。”于是，当天我就回去写了一篇评论。我把文章拿给耿老看了之后，耿老很激动，但他也给我指出了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我在文章里自以为是地写了他小酌之后，在静夜里写出了他的哲思。他说，我不会喝酒，从来不喝酒。我哈哈大笑，说：“还有不喝酒的诗人？还能写出这么精美的好诗？”小小的修改之后，耿老说你要拿到哪里去发表？我说山东不是有个《黄河诗报》吗，给他行不行？耿老师说：“行。这个我太熟了，我给你送吧。”果然不久，《黄河诗报》就刊出了这篇评论；这也是我为耿老写的第一篇评论，也是第一篇评论耿林莽散文诗创作的小文章。

1989年，我终于调回了青岛，我和耿老师在一个单位，见面，联系，就非常密切了。

1998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我们一起分到了珠海一路4号。我因为得了很多国家级大奖，加分，居然在分房的名份上，比起几位老前辈都高，（很惭愧啊……）所以，我就分在了1号楼。耿老他们是第二年搬来的，在2号楼。这下我们离得更近了。那时候，耿老身体不错，经常在小区散步，我们见面打一个招呼，随便聊两句，彼此通通消息是常事儿。当时，耿老已经很有名了，尤其在散文诗界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旗帜式的诗人。当然，也就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散文诗人。聊天时，我说过一句话。我说：“耿老师，散文诗早期的创作水平非常高，那个时期因为有鲁迅、刘半农、王统照这些名家高手，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因为他们的创作力都没有用在散文诗上了。解放后，散文诗就基本衰落，被边缘了，成了只能写点花花草草、风花雪月、歌功颂德的东西，大概也就剩了柯蓝、郭风两个人了。但是，从您老人家‘出世’之后，在您的带领下，中国的散文诗创作有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不是一般的高度，而是一个非常高的高度，您突破了很多散文诗的禁锢、约束，创造了崭新的散文诗，是散文诗界的又一个巅峰。”窃以为，耿老师是认可我的这个评议的。

在多次聊天中，耿老师多次反复和我说过：“泽群，现在写我的评论很多很多，但是，我记得你是第一个评论我的人，这是我心里一直感觉很温暖的一件事。”我笑着说：“这也是我很温暖的一件事。耿老师您不知道，有好几位作家、诗人，都是我第一个给他们写评论的，是我首先发现他们的潜质与能力的，后来，他们也都是很有成绩的名家了。当然，您是第一名。”

我们俩哈哈大笑。

从我们最初相识，到后来的亲切相知，耿老师几乎每出一本诗集，包括他最初与别人的合集，都送给过我，所以，我这里有全套的耿林莽先生作品集。

大概是2011年吧，有一天，我和耿老师聊天，我说：“耿老师，看了很多评论你的散文诗的文章，他们大多是从你的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的技巧、你的散文诗艺术水平来评论的。我想再给你写一篇评论，但我这是一个‘战略性’评论，想从您对中国散文诗的几个贡献上说说我的看法。”耿老师听了非常高兴，说：“你写。你写。我特别相信你能写好。”口头协议达成，很快地，我就写了一篇《一位负箧远涉的行者》，五千多字，我特意用稍微大点的字号打印了，给他送过去。我说：“您看看，要有什么想法，就在稿子上直接修改，改好了给我，我再在电脑上添补上。”

我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三点：耿林莽对散文诗文体质量的突破与提升；耿林莽对散文诗创作队伍的集结与引领；耿林莽对散文诗艺术语言的研磨与开掘。耿林莽都是有突破性贡献的。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只要是读过耿林莽先生的散文诗作品的人，都会被他独特的、大容量的、简约、洁净、有时却是诡诘、奇峰突起的思维与语言所打动。

请读他的《骨头，骨头，骨头——凭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骨头，骨头，骨头。牙齿还在。没有头发、眼睛和嘴唇，做不成柔软体操。

骷髅不是商品。却陈列在盛大的玻璃柜中。肃穆，庄严。

不需要解说词。黑窗帘在风里飘着

历史和哲学。

三十万件出土文物，展览着一页

耻辱。展览着兽性对奴性的一击。展览着我们背诵了许多遍的

国情。

江东门外，燕子矶头。

杨柳依依，摇曳着风景。那柳条串蚂蚁似的穿起一队队人，以便于“武士道”们开展

杀人大竞赛。岳飞的后代子孙，以鲜血在江上，涂写一阙《满江红》，没有人怒发冲冠，

骨头们在地下，能生根吗？能开花吗？

掘出来燃烧，迸射磷火，畏怯之光幽幽。毕竟像眼睛睁了一下，看一看

站立的中国。

此章不算题目，连标点符号共262个字。但是，它的重量，绝对不输同样题材的一篇2600字的散文，或是26000字的小说。

这就是散文诗的力量。

这才是散文诗的力量。

这也是耿林莽能够让散文诗产生的力量。

我把文章留给耿老师，回家不到一小时，耿老的电话就来了：“泽群，文章非常好。一个字都不用改。你送出去吧。”

我给了《文学自由谈》，他们也是重点刊出。

我写散文诗，全是业余。从来没作为写作主攻方向。原因却简单，它不挣钱。那时候年轻，穷，需要养家糊口，什么能挣着钱，挣着稿费，我就写什么。1980年代，一部电影的稿费是3000元，电影厂还养着你，包吃包住，想住多少时间就可以住多少时间。我一个业余编剧，一年里在两家电影厂上了三部电影，《人民日报》头版发了夏衍、陈荒煤对我编剧的电影的好评，航空航天部颁发了一个特等奖，青海省颁发了一个政府特别奖，给了奖金，还提升一级工资。这怎么能不让我向这个能挣钱的影视方向努力呢。

但我却也一直写散文诗，这是真正的爱好。1973年，我就开始了散文诗的创作与发表，陆陆续续，疏疏离离，也就攒了一大本子了。想了想，这是真正心里流出的文字，梦后，酒后，爱后，心有所动，灵有闪光，都是些我自己想写，愿意写的小句子。于是，便整理了一部散文诗集，取名《樱唇》，请耿林莽老师给我写个序。耿林莽老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写了一篇对我这部诗集平添光彩的“序”。《樱唇》是我主动想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唯一请别人（耿林莽老师）写的序。这对我，是一个个例。

1978年，我从工厂调入文化单位，再没坐过班。创办了《瀚海潮》，也是自由编辑，不坐班。现在老了、退休了，也不用坐班，生活和创作的小环境与1978年基本一样。闲着没事儿，我忽然就想，这个散文诗确实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边缘性文体，正因为它的边缘性，一百年来可以成“系”的也就是它了。中国文学一百年来真正能变成“系”的东西，长篇小说不可能，中短篇小说也不可能，诗更不用说了，但是，散文诗是可以成“系”的。于是，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一个《中国散文诗一百年大系》（以下简称《大系》）。但若做成这个《大系》，一是要有钱，二是要有干部（编辑）。怎么办呢？恰好青岛市文联来了一位新书记：魏胜吉。他是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的，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魏书记好，我是王泽群，我有个想法，想和您谈一谈，您哪天安排个时间，我去拜访您吧。”魏书记说：“哎呀，王老师你不要来，我过两天就去看你。”

做《大系》的想法，曾经和几个要好的诗友谈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韩嘉川，我们在青岛作协共过事，合作得很好。与魏书记通过电话，我就跟韩嘉川说：“魏书记要来，我打了一个报告，你早点儿来，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事跟魏书记说一说。”结果，魏书记拎着一个大果篮来了，谈了没两句，我就把这个报告拿出来了，魏书记当场看了，说：“很好啊，王老师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说：“但是，做这个东西得要钱，没有钱办不成。你批些经费吧。”魏书记说：“你要多少？”我说：“20万。”魏书记说：“19万8。20万我批不了，那就得上报研究了。”我说：“好。19万8也行。那你签字吧。”当场，魏书记就把这个字签了。真是痛快。我们皆大欢喜。

因为韩嘉川和我一块做过很多事，他知道我这个人经常有一些出格的想法，做一些出格的事儿，所以，魏书记走了之后，韩嘉川说，泽群，也就你能这么办事，居然还回回都办成了！我们俩哈哈大笑。

此事拍定，我才去拜访耿老师，把我的想法、八卷本选法，以及题目，一一向他做了汇报。耿老师听了，非常兴奋，非常支持，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的这八卷本的想法、题目，都很好。你能做成。一定能行。”事后，我听他们说，耿老师还对他的两大弟子，也就是“一百年大系”的两位副主编韩嘉川和栾承舟说，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我做不了。你们也做不了。只有王泽群这人能做，敢做，能做成功。你们要好好帮助他。听到这话，我心里很暖很暖。这种信任和支持，才是诗友间的理解与知己。当然，这两位副主编也是为《大系》出了大力气的诗友。

《大系》成功出版，同时我自己还捎带着编了一本《中国当代爱情散文诗金典》，与这个《大系》几乎是同时出的。书送到耿老师那里之后，耿老师对于《大系》当然非常肯定，但是，他特别跟我说：“泽群，你这本《爱情散文诗金典》，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所有散文诗选集里最好的一本。你怎么编的？”我说：“我没约任何人的稿子，我只是在网上征稿，还有一些人的稿子，我选好了之后再通知他们。”耿老师很感叹，说：“你的想法总是很怪，很独特，你这两件事都做得非常漂亮。”我说：“耿老师您鼓励我，我很高兴。但我知道我是个什么水平。瞎胡混呗……”

2018年元旦，耿老师给我写了一首诗，算是他留给我的字，那时候，他年纪已经很大了，92岁了，诗云：“倚马千言成绝句，文思敏捷称奇才。愿君更上一层楼，万树繁花摇风开。泽群兄留念耿林莽2018元旦”。这首诗，我懂。是耿老师和我的友谊的见证与深意。我不但把它裱了，还另外请我的上海诗友王小龙——他的字非常好——恭录另裱存藏。

我以为耿林莽老师真是我的文学知己。我们不是师生关系，但我们是真正的诗友关系，文学的友谊，淡淡却长存。我们住前后楼，后来那几年来他又不出门，所以，我就经常去看他，每次不过30分钟。主要是向他汇报社会情况，国家动态，几乎不谈文学。社会上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我们俩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得知耿老师在97岁仙逝，我有些悲痛，但也不怎么悲痛。像耿林莽这个人能够活到97岁，97岁还能够写那么精彩的散文诗，这就非常让人感动，非常钦佩，非常感叹。耿林莽老师之所以能这么健康地活到97岁，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宝贵的文学财富，是因为他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创作，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是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真正的榜样。

好吧，就说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