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之美与诗性之真的命运“脚手架”

以书法为主题切人写作，在当下诗歌界并不多见。从这种古典内容对接现代形式的维度上来理解刘凌军的散文诗《线条，流水或记事》，我并没有看出多少违和感，貌似悖论的主题征用，恰恰构成了一道富有张力的语言景观。作者从视觉到感觉的体验，皆在文字内部接受各种语言势能的转化。我们通过想象在作者所描绘的甲骨文、钟鼎文、篆书、隶书、草书等字体演变中感受线条带来的艺术魅力，虽然它只是视觉上的呈现，但由传统引申出来的创造，无不暗含着古典书法与现代诗歌融合的神秘之美。

文字的河水流经每一个朝代，都会留下光阴的痕迹，那是独属于一个时代的轻逸或沉重。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华夏文明初始的记录，也是书法的源头，诚如作者所言，“江流人海。落叶归根。它们记住了事情的缘和始。”正是在作为源头的甲骨文中，才隐藏着文字的历史与辉煌。而在时间之河的流淌中，我们逐渐感受到了文字的演变所折射出来的诗性记忆，它既是一场书法艺术视觉的盛宴，也是线条勾勒出的文明所包含的“历史想象力”。作者虽然是在公共价值层面重塑文字的历史，但他还是在不同的语言表达中融人了个人的艺术审美：当各种字体在不同时代和不同载体上完成了自身的衍化后，书法才获得了它独特的美，而不仅仅只是文字所具有的工具意义和传播功能。作者专注于书写线条，乃在于线条一方面构成了文字本身，另一方面，也因其如流水，它在记事的意义上完成了文字最初的功能定位。除此之外，它的价值需要被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视野中去考查，那就是诗意的延续性，这既在于书法的艺术延展性，更在于古典线条能够照亮各种字体在现代社会的生命意识。所以，刘凌军在一种线性的节奏中，为书法的演化记录下了他独特的精神透视，这是属于诗人个体的美学。

就像作者所总结的，书法因线条的差异会构成不同的风格与美感。“或天真烂漫，敦朴粗狂；或大气磅礴，苍凉古朴；或清秀宜人，俊瘦舒朗。”字如流水，其显形也能反映出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轻重缓急，“水，流到这里，有了铮铮铁骨，有了纵横捭阖，有了群雄逐鹿，有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了谋略，有了哭声、笑声，和泪水声。”水的流向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处境，历史也是书法的镜像，它们恰恰昭示出了各个朝代的现实面貌。无论是刻在龟甲、青铜或石头上，还是写在竹简、木头、丝帛与宣纸上，书法在记录当下的同时，也指向历史或未来的某种审美语境。作者在罗列出从甲骨文开始的各种字体后，将视角定格在了历朝历代的经典书法作品上，它不仅关涉书法本身的力道，而且最后落脚于对作品背后人与事的召唤，那既是一种书法精神的张扬，也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体现。

不同的书法家会写出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在一种个人性情的释放里，技艺获得了内在情感的加持，就会更真实地折射出书法家当时的创作心理和生产机制。王羲之写《兰亭序》，几乎是在一种醉酒状态中挥洒自如，那诸多精彩之笔，的确有如神助。因此，作者在叙述完成后，以“超链接”方式提示了历史的话外音：“一纸笔墨，几度春秋，个中情怀，醉倒了来者无数。”这正是我们对王羲之和《兰亭序》的认识，也是在这一书法谱系中，它可以被无数后来者模仿，但永远无法被超越。这样的书法是属魂的，其艺术价值上的独一性，或许正是刘凌军以诗的方式来重新对其进行演绎的内生动力。

当作者逐一为王献之《中秋帖》、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赵孟頫《雪晴云散帖》、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等经典书法还原出历史现场时，他就已经在另一种创造的意义上回到书法与诗歌的人生中去体验那些艺术之美的瞬间。每一幅书法背后都潜藏着一段故事，刘凌军无法真切地写出那些或凄婉或悲凉或狂狷的故事，但他试图用自己的心性去领悟浸透着大爱、智慧与悲悯的创造，它们看似是线条构成的艺术，却又无不显现出一个人内在的教化与修养。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许就是描绘出每一位书法家创作时的心境。尤其是针对颜真卿的《祭侄稿》，作者渲染了书家当时面临的现实困境，既有时代之变，又有个人遭遇，这些都是他直奔主题的情感投射。愤怒、伤痛和哀怨，让书家找到了释放的出口，他将一腔悲愤之情全都挥洒在了纸上，所有的字都凝结着颜真卿复杂的内心情感，他为这幅作品赋予了一种有来历和去处的血性之美。“沉重的喘息声，一阵紧似一阵，日子空荡。老人独自坐在太师椅上，半天没说一句话。／他仿佛悬在半空，不知自己是愤慨还是痛苦。／死去，或者活着，都是生命的个体。”作者看似在写颜真卿，他又未尝不是在写自己。他以移情的方式代颜真卿表达心绪，而这种内在的私语，更像是作者在与自己进行灵魂的对话。《祭侄稿》在中国书法的经典序列中有着独特的位置，它无不透出书法艺术瑰宝的某种命运感。这才是经典书法被无数后来者欣赏和推崇的原因，它是书家技艺的较量，更需要全身心投入。在作者看来，书法不只是字的技术呈现，而是一种真正的综合艺术，否则就没有那么多沉重的笔墨可以留下来供我们反观与审视，其强劲的力量也能影响我们对历史文明的判断和认知。

当诗成为书法通向创造性语言的“脚手架”时，我们能够理解刘凌军在这种古典艺术与现代语言的融合中尝试开辟的新方向和新路径。在书法和诗歌之间，修辞不仅仅只是工具和中介，它也承担了对文化进行再造的使命。刘凌军的诗歌像书法一样偏于浪漫主义风格，那种恢宏大气的词语组合，包括大词的运用，都是个人性情的表征，也是其审美立场的折射。刘凌军以现代语言重返古典现场，他所获得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再造”？也许他不是在发现，而是在发明生命与艺术的另一种美，那既是线条的流动之美，也是历史的能动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