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作者: 陈仲义
团队的力量:“口述史”筹建2015年
我对口述史的理解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口述史在学科层面上可作为历史研究的学科“分支”(国际上对此似乎拔得比较高):即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做史学研究,具有准学科的“分支”性质。二个是,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种重要方法论,与传统文献方法最根本区别是以“口头”述说为主要载体。
近20年中国口述史相当火爆,有一个明显的“转型”或倾向,即当代史学视野从文献、实物求证面向更多民间、底层、大众、普通小人物的“口头”发掘。做得好的口述史,肯定可以承担正史功能,或作为正史的巨大补充。它的明显优势、特点与它的局限是互为“镶嵌”的。
口述史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真实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间记忆很多被遮蔽、淡化、甚至扭曲,与此同时,有一些禁区突破,口述史需曲线才能通过。许多精彩内容不便表述。二是抢救性。岁月的流逝、耗损,当事人多进入耄耋之年,如不紧迫时间,损失将永远不能挽回,故,当务之急是抢救、抢救、抢救!
个人以为,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走在全国前列。其对外的主打项目是举办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和口述史线上工作坊,涉及成果展览、学术研讨、产品推广、经验交流、访学研学、专业培训等多方面工作,对于中国口述历史的成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我们的口述史丛书打算在今年或明年拿出16本申报参加。
本人返聘的学校是厦门城市学院。
2015年暑期,奉命筹建厦门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定位于承传厦门本土文化遗产,“口述”珍贵的人文历史记忆。涉及厦门名门望族、特区建设人才、侨界精英、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原住民、老知青、老街区等题材的采集、整理、研究工作。
团队从原来7人发展到10多人。校内10人来自中文、社会、旅游、轨道交通、图书馆、办公室等6个专业与部门。除本人外,皆清一色70后、80后,正值“当打之年”。校外7人,分属7个单位,基本上属古稀花甲。如此“忘年交”配对,没有出现“代沟”,却反倒成全了本团队一个特色。
阵容尚属“可观”。梯队结构合理,科研氛围融洽。特别是校外成员,面对经费有限,仍不计报酬,甘于奉献。党委书记与校长以高度的人文精神,关怀、支持口述史,以充分的信赖,让本人颇有一种“两肋插刀”,甘为知己者上阵的信心与恒心。
开工之后,“事故”依然不断:明明笃定选中的题材,因事主“反悔”,说服无效而眼睁睁地看着泡汤;顺风顺水进行一半,因家族隐私、家庭成员分歧,差点夭折;时不时碰上绕不过去的“空白”节点,非填补不可,但采撷多日颗粒无收,只好眼巴巴地在那儿搁浅,“坐以待毙”;碰上重复而重要的素材不想放弃,只能在角度、语料、照片上做大幅度调整、删减,枉费不少功夫;原本以为是个富矿,开采下去,却愈见贫瘠,最后不得不在尴尬中选择终止……诸如此类的困扰大大拖了进度后腿。好在团队成员初心不变,辑志协力,按既定目标,深一脚,浅一脚,缓缓而行。
主要任务是出版“厦门口述历史丛书”32本。目前已经出版16本(320万字、2000张照片)。重点打造两大系列:鼓浪屿系列与厦门市国家级“非遗”系列。
阅读丛书,恍若穿梭于担水街、九姑娘巷、八卦坪,在烟熏火燎的骑楼,喝一碗“古早茶”,再带上两个韭菜盒回家;从阁楼的樟脑箱翻晒褪色的对襟马褂,猛然间抖出残缺一角的“侨批”,勾连起南洋群岛的蕉风椰雨;提线木偶、漆线雕,连同深巷里飘出来的南音,乃至一句“天乌乌,袂落雨”的童谣,亦能从根子上触摸揉皱的心扉,抚平生活的艰辛;那些絮絮叨叨、缺牙漏嘴的个人“活捞事”,如同夜航中的小舢板,歪歪斜斜沿九龙江划到人海口。捡拾陈皮芝麻,将碎片化的拼缀、缝补,还原为某些令人歔欷的真相,感受人性的光辉与弱点;也在接踵而来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空中走廊的立体推进中,深切认领历史拐点、岁月沧桑、人事剧变,如何在时代的潮涌中锻造个体的脊梁。
历史叙述,特别是宏大的历史叙述,随着主要亲历者、见证者离去,“隔代遗传”所带来的“衰减”日渐明显。而今当下,人们开始从主流、中心、精英转向边际、凡俗。新地带的开垦,将迎来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汇入的“小叙事”。日常、细节、互动,所集结的丰富性将填补主流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地方志的“库藏”,因应出现“人人来做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提倡,绝非空穴来风,而更具深远意义。
口述形式,有别于严丝合缝的文献史料,也有别于步步推进的考辩理据;亲切、在场、口语化、可读性,可能更易迎合受众的“普及”,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且方兴未艾的长处,怎样进一步维护其属性、增添其特性光彩呢?口述历史不到百年寿龄,其理论与实践存在诸多争论与分歧。作为基层团队,多数成员也非训练有素的史学出身,但凭着热情、毅力,凭着对原乡本土一份挚爱,“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可以很快上岸。
表面上看,口述历史难度系数不大,大抵是一头讲述,一头记录。殊不知平静的湖面下藏有深渊。它其实是记忆与遗忘、精准与模糊、本然与“矫饰”、真相与“虚构”、本能与防御、认同与质疑,在“史识”与“变形”间的悄然较量,其间夹杂多少明察与暗访、反思与矫正。不入其里,焉知冷暖?
“口述性”改变了纯文献资料的唯一途径,但没有改变的依然是真实——口述史的生命。初出茅庐,许多规范尚在摸索阶段,但总体而言.第一步基本上应做到“如实照录”,亦即《汉书》所褒赞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而要彻底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不仅要做到,接下来还要互证(比较、分析),包括抄本制作过程,如何规避口述者易犯的啰嗦重复、拖泥带水、到哪算哪的游击作风;而整理者的深入甄别、注释说明、旁证辅助、文献化解、在场还原、方言转换,尤其是带领学生社会实践的参与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厦门历史文化,比起华夏九州、中原大地,确乎存在不够悠久丰厚之嫌,但与之相伴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嘉庚精神,连同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歌仔戏、高甲戏、南音、答嘴鼓、讲古等,各有厚植,不容小视。中心刚刚起步,经验不足,稚嫩脆弱,许多资源有待开发,许多题材有待拓展,许多人脉有待联络,许多精英有待挖掘。如果再不努力“抢救”,就有愧于时代与后人了。
其实,厦门出版的地方历史文化书籍还是蛮多的,大到盛世书院,小至民居红砖,成套的、散装的,触目可取。但面对拥挤而易重复的题材,何以在现有基础上,深入腹地,称量而出;面对长年养成的惯性思路,何以在口述语体的风味里,力戒浅率而具沉淀之重?
编委会明白自身的长短,与其全面铺开战线,毋宁做重点突进,遂逐渐把力量集中在四个面向:百年鼓浪屿、半世纪特区、国家级非遗名录、老三届群体。希望在这些方面多加钻探,有所斩获。在许多煤窑被掏了一遍之后,是继续捡拾遗漏,还是另觅新机呢?
无需钦慕鸿门高院,关键是找好自身的属地与“籍贯”。开发历史小叙事、强化感性细部、力戒一般化访谈、提升简单化语料,咀嚼謦颏间的每一笔每一划。罗盘一经锁定,就义无反顾走到底,积跬步而不惮千里之远,滴水穿石,木锯绳断,一切贵在坚持。愿继续与各位同道一起,铢积寸累,困知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