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团队的力量：“口述史”筹建2015年

我对口述史的理解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口述史在学科层面上可作为历史研究的学科“分支”（国际上对此似乎拔得比较高）：即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做史学研究，具有准学科的“分支”性质。二个是，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种重要方法论，与传统文献方法最根本区别是以“口头”述说为主要载体。

近20年中国口述史相当火爆，有一个明显的“转型”或倾向，即当代史学视野从文献、实物求证面向更多民间、底层、大众、普通小人物的“口头”发掘。做得好的口述史，肯定可以承担正史功能，或作为正史的巨大补充。它的明显优势、特点与它的局限是互为“镶嵌”的。

口述史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真实性。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间记忆很多被遮蔽、淡化、甚至扭曲，与此同时，有一些禁区突破，口述史需曲线才能通过。许多精彩内容不便表述。二是抢救性。岁月的流逝、耗损，当事人多进入耄耋之年，如不紧迫时间，损失将永远不能挽回，故，当务之急是抢救、抢救、抢救！

个人以为，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走在全国前列。其对外的主打项目是举办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和口述史线上工作坊，涉及成果展览、学术研讨、产品推广、经验交流、访学研学、专业培训等多方面工作，对于中国口述历史的成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我们的口述史丛书打算在今年或明年拿出16本申报参加。

本人返聘的学校是厦门城市学院。

2015年暑期，奉命筹建厦门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定位于承传厦门本土文化遗产，“口述”珍贵的人文历史记忆。涉及厦门名门望族、特区建设人才、侨界精英、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原住民、老知青、老街区等题材的采集、整理、研究工作。

团队从原来7人发展到10多人。校内10人来自中文、社会、旅游、轨道交通、图书馆、办公室等6个专业与部门。除本人外，皆清一色70后、80后，正值“当打之年”。校外7人，分属7个单位，基本上属古稀花甲。如此“忘年交”配对，没有出现“代沟”，却反倒成全了本团队一个特色。

阵容尚属“可观”。梯队结构合理，科研氛围融洽。特别是校外成员，面对经费有限，仍不计报酬，甘于奉献。党委书记与校长以高度的人文精神，关怀、支持口述史，以充分的信赖，让本人颇有一种“两肋插刀”，甘为知己者上阵的信心与恒心。

开工之后，“事故”依然不断：明明笃定选中的题材，因事主“反悔”，说服无效而眼睁睁地看着泡汤；顺风顺水进行一半，因家族隐私、家庭成员分歧，差点夭折；时不时碰上绕不过去的“空白”节点，非填补不可，但采撷多日颗粒无收，只好眼巴巴地在那儿搁浅，“坐以待毙”；碰上重复而重要的素材不想放弃，只能在角度、语料、照片上做大幅度调整、删减，枉费不少功夫；原本以为是个富矿，开采下去，却愈见贫瘠，最后不得不在尴尬中选择终止……诸如此类的困扰大大拖了进度后腿。好在团队成员初心不变，辑志协力，按既定目标，深一脚，浅一脚，缓缓而行。

主要任务是出版“厦门口述历史丛书”32本。目前已经出版16本（320万字、2000张照片）。重点打造两大系列：鼓浪屿系列与厦门市国家级“非遗”系列。

阅读丛书，恍若穿梭于担水街、九姑娘巷、八卦坪，在烟熏火燎的骑楼，喝一碗“古早茶”，再带上两个韭菜盒回家；从阁楼的樟脑箱翻晒褪色的对襟马褂，猛然间抖出残缺一角的“侨批”，勾连起南洋群岛的蕉风椰雨；提线木偶、漆线雕，连同深巷里飘出来的南音，乃至一句“天乌乌，袂落雨”的童谣，亦能从根子上触摸揉皱的心扉，抚平生活的艰辛；那些絮絮叨叨、缺牙漏嘴的个人“活捞事”，如同夜航中的小舢板，歪歪斜斜沿九龙江划到人海口。捡拾陈皮芝麻，将碎片化的拼缀、缝补，还原为某些令人歔欷的真相，感受人性的光辉与弱点；也在接踵而来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空中走廊的立体推进中，深切认领历史拐点、岁月沧桑、人事剧变，如何在时代的潮涌中锻造个体的脊梁。

历史叙述，特别是宏大的历史叙述，随着主要亲历者、见证者离去，“隔代遗传”所带来的“衰减”日渐明显。而今当下，人们开始从主流、中心、精英转向边际、凡俗。新地带的开垦，将迎来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汇入的“小叙事”。日常、细节、互动，所集结的丰富性将填补主流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地方志的“库藏”，因应出现“人人来做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提倡，绝非空穴来风，而更具深远意义。

口述形式，有别于严丝合缝的文献史料，也有别于步步推进的考辩理据；亲切、在场、口语化、可读性，可能更易迎合受众的“普及”，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且方兴未艾的长处，怎样进一步维护其属性、增添其特性光彩呢？口述历史不到百年寿龄，其理论与实践存在诸多争论与分歧。作为基层团队，多数成员也非训练有素的史学出身，但凭着热情、毅力，凭着对原乡本土一份挚爱，“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可以很快上岸。

表面上看，口述历史难度系数不大，大抵是一头讲述，一头记录。殊不知平静的湖面下藏有深渊。它其实是记忆与遗忘、精准与模糊、本然与“矫饰”、真相与“虚构”、本能与防御、认同与质疑，在“史识”与“变形”间的悄然较量，其间夹杂多少明察与暗访、反思与矫正。不入其里，焉知冷暖？

“口述性”改变了纯文献资料的唯一途径，但没有改变的依然是真实——口述史的生命。初出茅庐，许多规范尚在摸索阶段，但总体而言.第一步基本上应做到“如实照录”，亦即《汉书》所褒赞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而要彻底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不仅要做到，接下来还要互证（比较、分析），包括抄本制作过程，如何规避口述者易犯的啰嗦重复、拖泥带水、到哪算哪的游击作风；而整理者的深入甄别、注释说明、旁证辅助、文献化解、在场还原、方言转换，尤其是带领学生社会实践的参与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厦门历史文化，比起华夏九州、中原大地，确乎存在不够悠久丰厚之嫌，但与之相伴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嘉庚精神，连同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歌仔戏、高甲戏、南音、答嘴鼓、讲古等，各有厚植，不容小视。中心刚刚起步，经验不足，稚嫩脆弱，许多资源有待开发，许多题材有待拓展，许多人脉有待联络，许多精英有待挖掘。如果再不努力“抢救”，就有愧于时代与后人了。

其实，厦门出版的地方历史文化书籍还是蛮多的，大到盛世书院，小至民居红砖，成套的、散装的，触目可取。但面对拥挤而易重复的题材，何以在现有基础上，深入腹地，称量而出；面对长年养成的惯性思路，何以在口述语体的风味里，力戒浅率而具沉淀之重？

编委会明白自身的长短，与其全面铺开战线，毋宁做重点突进，遂逐渐把力量集中在四个面向：百年鼓浪屿、半世纪特区、国家级非遗名录、老三届群体。希望在这些方面多加钻探，有所斩获。在许多煤窑被掏了一遍之后，是继续捡拾遗漏，还是另觅新机呢？

无需钦慕鸿门高院，关键是找好自身的属地与“籍贯”。开发历史小叙事、强化感性细部、力戒一般化访谈、提升简单化语料，咀嚼謦颏间的每一笔每一划。罗盘一经锁定，就义无反顾走到底，积跬步而不惮千里之远，滴水穿石，木锯绳断，一切贵在坚持。愿继续与各位同道一起，铢积寸累，困知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