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乾时期内务府造办处设计制作的双重效能

摘 要：雍乾时期内务府造办处作为御制机构，其承担的设计制作活动不仅具有“家”与“国”兼顾的政治效能，还具有“技”与“艺”集合的艺术效能。在政治层面，造办处不仅为皇家日常生活服务，还承担着国事军需用品的制造任务。这些物品的制作和使用，既体现了清朝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又展示了清朝对多元宗教和外来文化的包容与融合。在艺术层面，造办处的工艺品不仅在技术上呈现出多样化和综合性，还在审美追求上融合了民间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元素，展现了清朝制造技术与艺术的辉煌成就。这种艺与技的结合，不仅提升了工艺品的艺术价值，还推动了工艺技术不断进步和创新。

关键词：雍乾时期；内务府造办处；设计；效能

一、政治效能——“家”与“国”兼顾

（一）为皇家日常生活服务

1．皇家生活用品制作

皇家生活用品的制作与使用，是体现皇权至高无上和维护皇室尊严的重要手段。其中，皇帝的文玩雅器最能体现皇帝的个人品位和审美情趣。雍正时期，皇帝命造办处设计制作了大量的眼镜和宝册，还对历代古董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和改造。乾隆帝在位期间，不仅热衷于收藏奇珍异宝，还亲自参与设计大量精美的百什件、多宝格（图1）、宝贝格以及博古格。这些文玩雅器，不仅在技术上体现了造办处高超的工艺水平，也在设计上体现了清代帝王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素养。

2．皇室穿戴用品制作

皇室成员的穿戴用品，也是御用物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办处负责筹备皇家除食物之外的所有随身物品，包括服饰、配饰、饮食器皿以及出行时使用的伞、车、座椅等。这些用品的制作和使用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礼制规定，体现着清朝森严的等级制度。例如皇帝的龙袍（图2）、朝珠（图3）、冠冕等，都是由造办处精心制作，不仅在材质上选用最上等的丝绸、珍珠、宝石等，而且在工艺上也力求精细，以彰显皇权的尊贵。

3．皇家园林修缮及陈设制作

皇家园林的修缮及陈设也是造办处的重要职责之一。在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与维护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与政治活动，这些园林不仅是皇室成员休闲的场所，也是展示国力与文化的重要平台。如雍正帝时期的圆明园成为清代园林艺术的典范；乾隆年间的长春园、清漪园、静宜园以及静明园等园林建筑更是达到了顶峰。这些园林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设计和装饰也体现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理念。造办处在这些园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精心制作的陈设品使园林更加雅致。

4．皇室陵寝器用制作

皇室的陵寝器用既是对先祖的敬仰和纪念，又是皇家权威的象征和传承。陵寝器用的制作，涉及供奉器具、碑文刻制以及陵墓建设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些物品的制作同样由造办处负责，皇室的陵寝器用不仅在材质和工艺上追求极致，而且在设计上也体现了对先祖的尊敬和对传统的继承。陵寝的建造不仅是对逝者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教化，陵寝的庄严肃穆传达了清朝对孝道的重视。

（二）为国事军事需求服务

1．礼器制作

在清朝，礼器的制作与使用禁僭严格，特别体现在王公大臣的帽顶制式、帝王的册封庆典以及国家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器物方面。这些典章礼器的制作通常由礼部联合工部等相关机构，在获得清宫内务府的批准后，与宫内造办处共同负责。其中的精细制作工序，各部门会交给造办处负责。于是，礼部确定器物的样式，造办处提供精湛的工艺，工部负责基础制作，共同完成清廷礼器的制作。

2．赏赐器物制作

赏赐是清朝重要的国事，帝王常以器物作为赏赐分发给宫廷内外。在宫廷内部，赏赐的数量相对较少，大量的赏赐用于边疆地区、朝贡国家以及其他国家。雍正帝使用了大量造办处的器物，来赏赐京城以外的各路将领。

3．武器装备制作

自康熙朝起，造办处便开始承接军用兵器的制作。起初，武备院是兵器的主要制作机构，并时常与造办处合作。到了清中期，武备院的制作重点转向了冷兵器，造办处开始承担起更多热兵器的制作，如鸟枪（图4）和火炮等。从雍正时期开始，炮枪处归属于养心殿造办处。

4．宗教法器制作

清朝的宗教信仰展现出极高的多元性，佛教、道教、萨满教、基督教以及各种民间宗教在这个时代共存。其中，藏传佛教在清朝得到了极大发展，统治者不仅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还在文化艺术上大力推广。例如，乾隆九年（1744），清廷为了装饰雍和宫以及制作宫廷内的藏式法器，特意聘请了西藏的工匠。这些工匠不仅带来了精湛的技艺，也将藏传佛教的文化精髓融入宫廷艺术之中。

5．西方科技设备制作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中，西方科技设备是一个新兴项目，这主要得益于康熙帝对西方科学和艺术的浓厚兴趣。在当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技设备（图5）成为造办处的新任务，包括对其进行辨识、收藏、维修和仿制等。在雍正和乾隆时期，这一传统得以延续。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有如下记载：

雍正五年十月十四日“太监王太平交来乐钟一件、大日晷一件，奉旨：着收拾，俟明年随往圆明园陈设。钦此”。[1]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珐琅西洋人物表一件、黑子儿皮套西洋人物表一件，奉旨：着对准收拾。钦此”。[2]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员外郎满毗传做备用赏用五十、六十、七十岁玻璃眼镜，每样五副，记此”。[3]

二、艺术效能——“技”与“艺”的集合

（一）工艺荟萃与技术发展

雍乾两朝的内务府造办处，在技术发展上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和综合性特点。这一时期，造办处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包括汉族、少数民族以及西方的技艺能手，他们的技术与知识在造办处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御制工艺体系。这种技术的融合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还反映了统治者对工艺技术的高度重视和开放态度。

首先，造办处的技术来源多样化为其工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各地工匠带来的传统技艺，如江南的织造技术、广东的瓷器制作、西藏的金属工艺等，都在造办处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同时，西方技艺的引入，如钟表制作、玻璃工艺等，为造办处的工艺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造办处在技术层面的创新还体现在作坊的规模和数量上。在全盛时期，造办处拥有超过四十个作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些作坊不仅涵盖了各种传统工艺，如织造、瓷器、漆器、金银器皿等，还包括西方技艺的制作，如钟表、玻璃等。这种规模的工艺制造体系，不仅体现了清朝皇室对工艺品的极高要求，还展现了清朝强大的综合国力。

再次，造办处的技术发展还体现在其对技艺人员的培养和管理上。造办处不仅吸引了众多技艺高超的工匠，还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工艺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保证了造办处工艺技术的传承和发展，还为清朝的工艺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造办处的技术发展还与其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密切相关。清朝历代君主对造办处的工艺品要求极为严格，造办处的工艺品，从设计到制作，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监督，确保每一件工艺品都达到皇室的标准。这种对质量的极致追求，不仅提升了造办处工艺品的艺术价值，还推动了工艺技术不断进步和创新。

（二）审美追求与文化融合

在艺术审美方面，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不仅遵循着宫廷的审美标准，还积极吸收并融合民间及西方的艺术风格。这种审美追求和文化融合，使得造办处的工艺品具有独特的“御制”身份，成为清朝文化的重要标志。

首先，造办处的审美追求体现在对工艺品的精细制作和艺术表现上。雍正和乾隆对造办处的工艺品有着极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体现在工艺品的实用性上，还体现在其艺术价值上。造办处的工艺品，无论是金银器皿、瓷器、漆器，还是织物、绘画、雕刻等，都力求在造型、纹饰、色彩各方面达到极致的美感。这种对美的极致追求，使得造办处的工艺品兼具实用价值和极高的审美价值。

其次，造办处的艺术审美还体现在对民间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吸收和融合上。清朝统治者在尚武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文化治国。因此，造办处在遵循宫廷审美要求的同时，也积极吸收民间艺术的精华，如民间的剪纸、年画、刺绣等，以及西方艺术的元素，如透视法、写实主义等。这种文化的融合，让造办处的工艺品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

再次，造办处的审美追求还与其政治任务密切相关。造办处的制器活动是艺术创作，也是国家政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工艺品的制作和展示，雍正、乾隆两位统治者展现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和审美趣味，也借此传达了统治阶级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政策。

最后，造办处的艺术审美还体现在对技艺创新的鼓励和支持上。雍乾二帝热衷于亲自参与制器活动，也为技艺的创新提供了条件。帝王的意志推动了传统技艺的融合，这一过程虽然复杂且充满变化，但无疑丰富了宫廷文化，也促进了技艺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对创新的鼓励和支持，使得造办处的工艺品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不断突破和创新，成为清朝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二册（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52.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三册（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4.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四册（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