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科毕业后，我为何在美国转学社科？

我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过商学和文学两个硕士学位。从商学院毕业后，我几乎立刻放弃了读博的计划，转去社科学院学习艺术管理专业。当时那个项目才成立不久，没什么有名的校友;反观商学院的同学，同年的就业率高达80%。

一个金融学教授在得知我的决定后真诚而担忧地跟我说，根据研究，社科系的就业率一直很低;他自己有一个人文学科的博士朋友，现在在加油站工作。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您就祝我好运吧。

为爱好而转专业

作出这个不理智决定的理由，也许只有我自己清楚：我喜爱文学和艺术;私下里也总以为，在就业这条路之外，留学应该为我指明更多的可能。在递交给社科学院的申请信里我写道：我愿意以跨学科的知识帮助艺术家达到盈利与创造力之间的平衡。现在想来，这句话实在是狂妄自大。但不知是不是这种笨拙的热情打动了委员会，过了两周，我竟拿到了秋季学期的最后一个名额。系主任之后调侃说，我是“铃响时刻跳上末班车的人”。

州立大学的社科学院楼，处在校园的正中心，紧邻校艺术中心和音乐厅，后面是一汪小小的人工湖。冬天湖面时常被大雪覆盖，许多学生坐在岸边的长椅上读书，不时起身为经过的野雁让路。在社科学院的第一年，每周我都被要求阅读200～300页的理论文本，内容涵盖艺术史、哲学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学经典。

最高峰时，一堂课可以仅围绕一个话题持续五六个小时。之后要提交的阅读报告则又是另一个难题。我作为非母语的读者，不得不强迫自己在短时间内吞下许多艰深的文本，再组织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不由深感写作的艰难。

社科生的确与工匠无异，仰仗的是一种辛苦而倔强的积累。

从这个角度来说，社科生的确与工匠无异，仰仗的是一种辛苦而倔强的积累。到了学期末，夜里我合上笔记本躺在床上，眼前还是一行行的词句，只好爬起来给自己倒一杯酒，再听一会儿音乐，才能勉强入睡。

后来我把这件事讲给导师听，诉苦说自己好像养成了酗酒的毛病。她却笑着说：“恭喜你，现在你是一个真正的社科生了。”

理想主义者导师

我的导师是个小个子的斯洛文尼亚女人，主攻方向是艺术的自治与异化。她精力旺盛，安静时显得很严肃，一旦开口，则喜欢说些深刻尖锐的玩笑，让学生很难接得住。每当校园里有因不平等待遇而自发组织的罢工时，她总是代表人文学院冲在第一个，有几次甚至被校警带走。我常在脸书上看她贴自己故乡照片和烤的甜点，总觉得本质上她是个淳朴善良的人。

不知是不是因为同为异乡人，又或者成长环境相似，尽管她要求严格，我却对导师抱有莫名的好感。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她吐露了自己的困惑，说转系之后，读书时常感到绝望，尤其是关于社会结构和文化壁垒的部分。我本以为她要说，这是因为我还没有脱离商学院那种效率至上的思维，没想到她却兴致很高，说这正说明阅读过的文本在你身上起了作用。

我又问她，如果我只是怀疑，却提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法，那我的提问还有意义吗？导师则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提问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也是为了“不将一切都认作理所当然”。在她的影响下，我学会了谨言慎行，明白了表象之下总有隐形的联系和生长环境。同时，我也敬仰如导师这样不计回报、从事艰难而缓慢之工作的人。他们所抱有的持久信念和热爱，是我在商学院里没有学到的一课。

艺术在美国社会

进入项目第二年，我与导师见面的时间逐渐缩短。有了第一年的理论基础，系里对我们采取了“自治”的政策，几乎可以在不受干预的环境里自由完成毕业论文。而在此之外，日常课表则逐渐被研讨、观摩和田野调查等偏重实操的课程占满。

外籍硕士的工作签证中签率，如金融学教授预言的一样降到了40%。

几乎每个星期，系里都会迎来做客的艺术经纪人或者独立艺术家，我们也时常出席各类圈内的活动和酒会。最远的一次田野调查我们去了华盛顿特区，与各州的艺术游说团体一起，请求财务部在明年的预算中给予非营利性艺术机构更多的支持。

离开国会山时，同行的一位法学教授很严肃地说，这件事并非政治游戏，而是关系到州内每位艺术家的存亡。“即使以自由表达为毕生的追求，也需要在特定的语境框架里为自己的利益发声。”我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时刻：社科课题终究要回到诞生它的土壤中去，由众多的群体从不同角度来改造和延展它。

然而，我却随之产生了另一种焦虑。当所学的一切都必须回归美国社会的大背景下接受检验时，我对自己是否能表现好却没了底气。因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始终是异文化中的缺席者，这种距离仅仅依靠努力无法弥补，而偏偏所受的社科训练又让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最终，经过导师介绍，我被安排到一家民营实验剧院进行调研。剧院开在市郊的住宅区，创始人是同系前辈，据说他是在一次开车的途中一眼看中这栋身处荒地、已经摇摇欲坠的社区图书馆，决定不惜代价也要抢救它。

他保留了还算完整的内部装潢，又在东侧扩建了一个小型舞台和一排化妆间，开始在社区里招募演员和编剧。剧场开张的头三年里，包括他本人在内，所有人都无偿工作，但到我加入时，剧院的经营已经趋于稳定，每个月都有复排或者新上的剧目，演职人员享受美国戏剧工会订制的薪酬标准，是个经典的美国式白手起家案例，也像是对“社科零就业”魔咒的宣战：比起就业，或许依靠双手开垦自己的出路才是更值得采取的方式。

商科人在剧场

看过我的简历后，创始人约我去剧院旁的咖啡馆见面。我怀着不安向他介绍了自己，但他却显得轻快，没聊几分钟就决定将新剧目的宣传工作交给我，原因据他说，是“后台的数据谁看了都抓狂，也许只有商科出身的你能顶住”。

为了不辜负这份有些盲目的信任，我竟在不知不觉中放下了身份的焦虑，开始努力工作。剧院的作息表经常日夜颠倒，不分工作日与双休，但大家鲜有抱怨，每天仍然准时出现。许多个晚上我都站在剧院昏暗的前厅里，一边捕捉着舞台上的回响，一边整理剧照和剧评，更多时候则是在散场后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一张张地回收节目单，又或是在舞台后静待彩排演员的到来。每到这些时刻，热闹与喧嚣都倏地远离了我，我竟体会到了导师、同学和其他许多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共通的孤独而踏实的心情。

剧院票务的负责人是一个退休老人。他忠诚值守，每次都提前近一个小时来布置场地，开场后喜欢找我聊天。他说自己看不懂戏剧，但很高兴看到剧院一直在发展。我总以为他是社区招募来的好心志愿者，直到有一次，我撞见他在散场后和创始人拥抱庆祝，副经理才告诉我说，他原来是创始人的父亲。我后来问创始人，请父亲来售票是不是因为人手不够。他回答说并不是，“只是因为父亲想去而已”。

也是在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身份和文化的壁垒并非自己想的那样坚不可摧，而能坚持打破它的秘诀正是“想去而已”，并且每次都准时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预言应验了

从州立大学毕业后，我揣着几封实习时攒下的推荐信，搬到纽约市去找工作。比起安静荒凉的上州（纽约州分上州、下州）城市，纽约市的艺术圈节奏更快，也充满了新颖的创想和残酷的竞争。等我拿到第二个社会学学位后，同年外籍硕士的工作签证中签率，如金融学教授预言的一样降到了40%。我失去了转正的资格，回到国内。

但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一般，在“社科难就业”的阴影再次笼罩生活之前，我被北京的一份音乐节运营工作录取。在工作时，我总是时时想起在社科学院所受到的启发，提醒自己在流量和KPI之外，内心要有为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传递好“美学契约”的自省。

有一年秋天，音乐节进入尾声，我和几个音乐家坐在乱糟糟的后台聊天。有个音乐家突然问我，你后悔选择这条路吗？我说，以前我留学时一个美国教授预言说，社科艺术生以后会找不到工作，我从没想到能和你们像现在这样，一起高高兴兴地工作。

他说，在欧洲我们也有这种说法，不过说法是说法，我们是我们。我说，是呀，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责任编辑 何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