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武侠小说的江湖塑构

摘 要：向恺然以湖南奇侠柳森严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了长篇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该书对神怪传统加以改编，糅合清末的乡野传奇和湖南当地的民俗事件，构建了一个有奇侠、丹药、异士、飞剑的“江湖世界”。向恺然在对玄幻江湖故事的描述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侠客模式，叙述风格上实现了承继与立异，在保留传统侠义小说武侠叙述风格的同时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此外，作者在思想主题架构上，既符合商业模式的市场需求，又将世俗世界的矛盾在武侠世界内巧妙融合。了解《江湖奇侠传》的武侠叙事艺术，对认识当今的武侠小说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江湖奇侠传》；玄幻故事；叙述风格；思想主题

民国时期向恺然的武侠小说代表作《江湖奇侠传》自1923年开始连载于《红杂志》，而后便风靡一时、洛阳纸贵，掀起了一场热烈的武侠风，自此奠定了向恺然在现代武侠文坛的地位。张赣生称“向恺然不仅是推动中国通俗社会小说由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一位重要作家，更是揭开中国武侠小说大繁荣序幕的开路先锋”[1]。《江湖奇侠传》所构成的中国早期武侠小说的江湖叙事特点也为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武侠小说产生了极强的影响。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向恺然作品的身影。因而，研究武侠小说的发展，认识武侠小说的江湖叙事特点，必然要对民国武侠的开山鼻祖向恺然以及民国武侠的滥觞之作《江湖奇侠传》进行分析和透视。基于此，本文从故事特点、叙述特点、主题特点三个基本方面出发，论述《江湖奇侠传》的江湖想象。向恺然在革命时代对现代精武精神、民族关怀的执念加之数次留日的经验和受上海现代文化的熏陶，让他的武侠著述呈现出江湖文学中传统与现代因素奇特而喧嚣的混乱状态，这可谓是重新考量向恺然乃至民初通俗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可窥见江湖文化向现代转变的最初萌芽。

一、玄幻江湖故事的书写

向恺然开启了武侠小说由旧向新的转变，相较于清朝的侠义公案小说，他跳出了清官侠客的传统模式。向恺然在《江湖奇侠传》中实现了江山向江湖的重归与转型，在讲述两大阵营的冲突之时，于文本内穿插大量民俗因素，从而让《江湖奇侠传》中的江湖世界呈现了神秘化与去神秘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他用世俗与玄幻性的笔调，塑造了一大批性格丰满的圆形人物，作品采取嵌套回环式的情节结构，在拜师与求徒的典型模式下书写了一个奇幻多姿的江湖。

（一）多元环境氛围的建构

在武侠小说类型化的演变中，诚如陈平原所说：“《江湖奇侠传》的最大贡献是将其立足点重新回归到‘江湖’上来。”[2]在侠客之间建立各自之间的附属关系，组成一个侠客关系网，这个网络进一步扩大而自成空间，即“江湖”。从武侠中的“江山”世界向“江湖”世界的转型，是《江湖奇侠传》的主要环境特点。“江湖”的烟火人情味又给小说的玄幻性增添了真实感。在“江湖”中书写的人物不再受世俗的牵绊，侠义行为更具江湖气息。

向恺然对江湖的书写建立在对民俗事件的大量运用之上，同时对民俗文化的运用，让营造的江湖世界具有神秘化与去神秘化的双向过程。《江湖奇侠传》俨然是一个建构在民俗世界上的江湖，其中的民间传闻、荒诞奇事都能在具有神秘象征的巫楚文化中找到身影。巫楚文化也给了向恺然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俗文化的运用对丰富文本的内涵、增添文本的真实性起到了不同寻常的作用。同时，向恺然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常常现身说法，“在下是湖南人”，以便读者能够了解到传奇的发生地，进而相信他所叙述的传奇故事有所考证。在选择民俗事件时，向恺然选择了平江和浏阳争夺水陆码头的残暴习惯、排客的武艺和法术、祝由科等具有神秘色彩的民俗事件，选取有民俗规范和体式的乞丐等级制度，通过丐帮这一民间社会的民俗组织，将民俗融于江湖之间。对蓝法师斗虎和卜卦问事的细节描写和湘阴长沙舞龙对抗等具有地方特点的民俗事件，都强化了文本的民俗性。这些怪诞之事是建立在真实轶闻之上进行的改编，增强了文本化虚为实、纪实求虚的故事特点。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民俗素材取材丰富但融会不足的现象出现，对文学性造成了干预。但是“从民俗角度看，《江湖奇侠传》可以说是以‘江湖’为核心的特定社会领域民俗的以文学文献方式所做出的间接展示”[3]。作者对民俗进行重组和运用，民俗在叙事情节中贯穿始终，营造引人入胜的民俗江湖。

民俗江湖中故事的展开以昆仑和崆峒两派的对立冲突为基点，运用对抗的环境特点增强故事冲突，牵动接受者阅读感官的多重运用，增强阅读体验。昆仑派站在善的一方，体现着仁、孝、善以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澈性，但也有违背入道初心、在习武练道之时滋生二心而被逐出师门的门徒。如方振藻学道之时误入邪途，干尽奸邪淫盗之事。崆峒派则站在为恶的一方，妒心极重，易怒易暴，但绿林大盗却也是绿林好汉救苦救难资助一方。如甘瘤子等人在行盗之时恪守规矩，盗亦有道，不会强抢良家。书中第三十九回也提到“法术有什么邪正，用的邪便邪，用的正便正”[4]。第八十九回中的“善与恶，虽是立于对等的地位，然而为恶的机缘每比为善的来得多，为恶的引诱力每比为善的来得强，倘不是主意十分坚决的人就会误入歧途中”[5]。为善的机缘却来得艰难，这也就道明了在学道之中，为了求得善缘的一种艰难性，也说明了人在修炼道法之时善心的重要性和作者对人之向善的向往，阐明了道法的正邪论。作者对“善”与“恶”、“正”与“邪”两极对立趋向的消解也在此间体现了出来。但是向恺然在建立昆仑和崆峒两派的冲突之时，只以平江和浏阳为引子，却没有真正在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间展开一场大战，这个对抗意味着只是在人物的冲突上做出了单一化的呈现。

（二）世俗与玄幻性的人物描写

《江湖奇侠传》以群像模式塑造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采用为人物立传的手法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刻画传记，述其生平。在侠客谱系内，侠客像普通人一样拥有了具有社会关系定义的社会个体。向恺然在写诸侠小传的时候，为了不造成雷同倾向，让其各有专长，采用正面描绘和侧面烘托相结合的方式突出典型人物。如对金罗汉吕宣良的描写刻意利用两鹰“烘云托月”的手法刻画其法术高超，以及两鹰精通人性又调皮贪吃的特点，凸显主人公的人物魅力，在塑造典型人物之时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利用笑道人在出场时经常哈哈大笑的特点，笑中又包含深意的人物特色，极有力地塑造了笑道人这一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也是作者极力着笔所在，如在描写跛脚叫花常德庆和了因尼姑等人的出场时，皆以身材矮小、形态各异、行于人流之中却极少被人发现来塑造这批人物，人物的个人事迹和生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主线发展割裂开来。人物在奇侠江湖内生存发展，世俗性和玄幻性巧妙相接，在互相驳斥的同时又能够互相交融。

人物的世俗性体现在向恺然塑造人物时，在江湖的大背景下，将人物置于世俗空间之内，不压抑人的天性和对尘世的追求。如第六回中杨天池在赵家坪之战中，出手使用梅花针救助义父这头的平江人，促使平江反败为胜，乘胜追击，浏阳人受伤惨重，也成为昆仑和崆峒两派争斗的由头。杨天池作为学道之人，理应克制自我情感，不应当对手无缚鸡之力的民众使用暗术。作者却未对杨天池的行径加以束缚和谴责。与此同时，向恺然会在小说中有意丑化人物的形象，将主人公形象进行贬低化处理，将英雄日常化、世俗化、平民化也正是《江湖奇侠传》的一大特色。

《江湖奇侠传》作为奇侠小说对人物的玄幻性的描写颇具文本特色。文中道法仙人对后事的掐算，恰如其分，不偏不倚。腾云驾雾、遁地千里也是常有之事。如在第一回中对笑道人特征的描写：“老道身后的背上，悬挂一把三尺来的宝剑和一个朱漆葫芦。老道两眼一睁即有两道光芒射将出来，和闪电一样。”[6]在八十九回中，镜清道人学法之时，荒山习法，朝夕相练，果然能“辟谷却食”。这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增强了人物本身和文本的玄幻性色彩。

（三）嵌套结构与基本模式

整部小说采用嵌套的回环形式展开情节。“嵌套结构以一个特别的地名开头，名为‘隐居山’，这本身就是一个非现实的传说。”[7]嵌套式的情节结构不断引入新的话语权，展开人物的传记式描写，大传记与小传记相互嵌套包装在一条故事线内，让叙事者在叙事中毫无羁绊地展开描述，接受者在这样的情节结构环境内，需要一定的记忆空间，对大传记的突然切断有所适应，并且能够在大传记回归时连接主线的发展，继续接受叙述主线的叙事。如在第七回引出常德庆这一人物角色，在第八回给常德庆进行传记描写时，失镖事件引出甘瘤子相救，从而展开对甘瘤子和桂武等人的传记描写，展示了盗亦有道的绿林好汉法则。桂武的寻亲之路则引出了小说中的主要女性角色红姑的生平。如此嵌套回环的叙事结构，让叙事者能够串联许多怪诞异闻，并能给读者一一介绍文中出现的人物，同时让读者增添了一定的建构与解构负担和对人物串联式的障碍。《江湖奇侠传》对小说情节的把控处在一定的基本情节模式之下，最为典型的则是拜师与求徒的武侠情节模式。“师徒关系构设的个体行动力与固守的策略，武林世界中师徒荣损与共的存在意义与结构功能”[8]，是小说情节展开的基本策略，作者将情节的展开和恩怨情仇的羁绊作为故事的连接点，贯穿其中。在《江湖奇侠传》中也表明了徒弟在拜师过程中“缘”的重要性，以及能够拜在高师门下的艰难性与求得一名贤徒传其衣钵的不易程度。如第四十四回戴福成修得法术之后心生歹念，于民间为非作歹，贪图享乐肆意妄为，笑道人深知习法不易，给戴福成机会改过自新，但他未有改色，在偷取官银后，终被收回法术。第八十九回，镜清习法中途心生二意，被师父知晓后逐出师门。同时，书中也不乏高师为求得贤徒寻遍天下，希望能将自己的法术传授出去，但是贤徒必然要心术正确，要有慧根和缘法，不然宁愿废弃法术，也不能随意传授。拜师求徒何其艰难，修法练道也不是易事。小说在拜师求徒的基本模式下，赋予江湖世界活力。

二、叙述风格的承继与立异

《江湖奇侠传》按照特有的叙述特点和基本结构，推动小说情节发展，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满足商业化的文本需求。小说承接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叙事模式，按照线索连接文本脉络的方式，根据叙事人称自由转化，灵活运用倒叙和插叙的手法，增添了小说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构成一个偌大的奇侠江湖。

（一）章回体和线索式叙述结构

从1923年《江湖奇侠传》在《红杂志》上连载开始，“《江湖奇侠传》继承了中国长篇小说的章回体叙事，而章回体的叙事行为，又基本保留了‘说话’的叙事特征，作为‘说书人’叙事行为的书面化，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许多美学特征”[9]。章回体叙事承袭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叙事优势，故事是叙事结构的中心，情节按自然时序连贯叙事。章回体的叙事虽然符合连载的商业化市场需求，但也给整书的叙事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导致结构松散。结构松散的破碎化叙事行为给接受者增加了一定的阅读负荷。

章回体小说的说书人必须满足听书者的审美心理和情趣，引逗他们的好奇心。向恺然在章回体的叙事中同样采取了为每回建立回目标题和在每回的后面采取令人悠然回味和发人深思的设疑方法。如第一回最后“不知老道是何许人也，传了柳迟什么本领？且待第二回再说”[10]；第二回的“不知柳迟怎生说法，三人毕竟是谁，且待第三回再说”[11]。设疑也是叙事者对长篇连载小说的一种适应，能够在尾声中留给读者遐想空间，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同时在小说的奇侠性中，让“奇”在读者的脑海内进行再创造，加强了全书的神秘气氛，从而开拓了阅读市场，是通俗文学在商业化大环境中对民众审美趣味的一种迎合。同时也是作者对商品味与书卷气之间做出的调适，而这种调适并未有突破性的成功，更多的是一种矛盾集体化的呈现。

线索式结构是串联文章的一个引子，作为向恺然的连载式长篇小说，需要串联对人物传记的描述，又要维持长篇小说的结构发展，如第四十八回：“提到至于赵家坪归浏阳人或归平江人与崆峒昆仑两派都没有关系，不过借赵家坪这块两线不管的地方做战场，又见两县农人，照例的恶斗，作隐身之举罢了。”[12]小说中浏阳和平江的水陆码头大战只是文本中的一个引子，依靠这条引子引出人物并将其作为昆仑和崆峒两派相争的主要线索。如第六回杨天池在平江和浏阳大战中，使出梅花针导致浏阳惨败，叙事者通过杨天池引出了昆仑派的若干人等，也为后文昆仑和崆峒两派的嫌隙埋下了伏笔。第七回常德庆帮助陆小青解决梅花针的伤害，引出了崆峒派的若干人。线索式的结构也是叙事者在建构长篇小说结构时的主要措施。

（二）叙事人称的自由转化

为了叙事人称转换方便，作者则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同时，采取内聚焦叙事，采用叙述者的有限视角来叙述故事发生的过程，以此加强文本的真实可感性。在《江湖奇侠传》里，叙述者的全知视角经常附着在能通天晓地的人物身上。叙述者还经常以作者向恺然的身份，出面进行直接干预，主导文章叙述脉络的进行和变更。利用全知全能视角的叙事特点，作者能够全面把控故事的发展走向，同时可以对读者关心的问题做出细致翔实的解释和评价，或者在故事的章节末留下“欲知后事如何，待听下回分解”的伏笔来做铺垫，符合当时说书人的叙事特点。这种叙事策略在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叙事人称的自由转化让作者能在时空内巧妙切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记连缀性带来的文章结构松散性的问题。同时采取内聚焦的人物限制叙事，增强了人物与读者对话的真实性。从各种人物的视角来叙述事情同时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掌握话语体系的作者也能够在客观叙事的同时加入自己的主观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