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之土

土地是一切生命翠色的本源，土地是人类死守的诺亚方舟。梦里，我回到故乡的土地，我的潜意识指引我的思想先于我的身体抵达。

数年前的乡间，土地黝黑的、赤红的、黄褐的肌肤只在庄稼一茬接一茬更替的间隙以裸体示人。春夏秋冬，庄稼鲜活的绿、厚实的黄、苍茫的白是土地上周而复始的本色。近年，记忆中的土色淡了。春到，那些本应秧苗青青的田里，草芜杂葳蕤；冬来，枯草失去筋骨，匍匐一地。村庄远离了五谷丰登，像一个长发飘飘的姑娘，一夜间癞了头，秃了顶。青壮年不再侍弄庄稼地，那出不了几个钱。耕地不可荒废，面对荒芜之土，留守在家的老人心有不舍，却身体乏力。大多数村庄在我们的脑海里，只是过去时光的一个意象而已。

有作家说：“我鄙视一切把农村视作田园的人们，他们不能理解劳动给予身体的痛苦和重压。”我想，该作家显然无法原谅陶渊明在“草盛豆苗稀”时，依然“悠然见南山”的气定神闲。我们往往只看到苏东坡“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的惬意，殊不知，他也有“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直把身体掏空的劳作之苦。

悠然乎？厌弃乎？无论我们对土地持何种态度，美丽宁静的乡村生活确乎成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梦，美丽、虚幻、短暂。那翻滚着鸭子的清水变浊浆的水田，那被养猪场排泄的猪粪过度肥化的土地，那被收割机肆意碾压过的露出根根肋骨的土地，真正沉重的永远是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冷暖、伤痛，唯有土地自知。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对峙，更迭逃不开拉锯、撕扯、侵入，终至支离破碎，鲜血淋漓。在野之土一派萧然。在乡村，工业化摧毁土地的原始生命力。土地之原生力正在逐渐放弃抵抗钢铁机器的攻击。土地流转后，机器耕种的土地原始野性正逐渐丧失。故乡的土地上，挖掘机、推土车轰鸣，刨开田埂，填平沟壑，水田、旱地已消除个性，浑然一体。虽三令五申耕地红线不可突破，但这些土地将远离水稻，远离麦子，远离玉米，价格几倍于粮食作物的经济作物将从此铺天盖地。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人类以自己的思想扼杀土地的思想。土地的自然肥力被榨尽最后一丝后，只能靠化肥维持土地虚胖的肥力。传统的翻耕、施肥、排水过程被简化。千百年来，维持土地根基永在、血脉流畅的土方法被摒弃。土地的身体机能和乡村留守老人的身体机能一样，正在加速老去。

我这个土地的叛逃者，从山区出走，从土地出走。我踩过松软土地的双脚走上城市冷硬平直的柏油路。我的脚，触碰不到土地强劲的心跳。我的心，听不到土地温柔的呼吸。对土地，我是负疚的，我愧疚着像诗人海子一样的愧疚——“我无力偿还，麦地和光芒的情谊”。每次回乡，从土地带走满后备箱的大米、蔬菜、水果时，面对日渐贫瘠的土地和母亲，我愧疚，我就是个强盗。每一次回去，对土地，我都在索取。我想起海子的诗：“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人们取走一年的收成／取走粮食，骑走了马／留在地里的人／埋得很深／稻谷堆在黑暗的谷仓／谷仓中太黑暗，太寂静，太丰收／也太荒凉。”

渴求，敬仰，膜拜，土地之于生民的价值，中西方一脉相承。希腊神话称地神盖亚为万神之母；东方以后土皇地祇为大地之母。她们都掌阴阳，育万物，被世人供奉。对每个民族、每个家庭而言，土地都是母亲一样的存在，是值得祖祖辈辈用血肉生命去捍卫的图腾。艾青愿化一只鸟，为土地歌唱。霍去病击败匈奴，占领河西走廊后，匈奴人悲歌：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常常怀疑，也许我的故土如鲁迅说的一样，“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对土地，我是否投入了太多个体的、感性的认识？对土地，我不会像写作《大地》的美籍旅中作家赛珍珠一样，在一个异乡人眼里，中国的土地带着差异性、他者性、想象性。土地是我四十多岁的身体里实实在在的养分，我的生命曾长久系挂于生生之土。

老家门口，水泥路铺进了村庄。每次回去，我都在土路与水泥路的交会处长久伫望。我想，苦难泪水选择过这片土地，欢乐荣耀也选择过这片土地。在农耕文明与工业发展之间找到那个黄金结合点，或许才是土地生生不息之不二法门。对于土地，我们能做的，不应只是精神的回望，更应该疗治土地的伤痛，还土地以顽强和野性，还土地以生生不息。

作者简介：宋扬，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协会员。有文刊发于《散文》《延河》《野草》《四川文学》《青海湖》《金山》《中国校园文学》等，出版散文集《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