磅礴于自然万象灿烂于人性之光

西部地大物博，而且地形多样，不仅有黄河与长江同源的巴颜喀拉山，还有号称河西走廊文化圈、云贵苗寨侗村茶马古道文化圈；不仅有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有苍莽的昆仑山脉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不仅有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还有“万山之宗”帕米尔高原……从地理进而观察中国当代散文走向，散文“流派”众多，各家对于散文审美也不尽相同，在众多“散文美”的认知中。在相当长时间，笔者细心研究地理文化对于散文的影响，认为散文写作者应向大自然的雄山奇水吸取营养，追求“天人合一”境界，努力发现生命能量的雄浑和瑰丽。中国西部天高路远，笔者钟情于西部山川河流的力量之美，对于散文来说，如果放弃了力量厚度，也就放弃了散文之根本。

《延安文学》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的大西北，一直为笔者所倾心关注。这不仅是由于笔者生长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更是因为——陕北是中国一块精神高地，《延安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刊风骨，她面向全国作家特别是亲近基层青年作者，把她作为他们安顿心灵之所。不仅代表红色，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家园。她虽然地处陕北，却胸怀天下，雄浑厚重，纯粹干净，自有魅力，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活力，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文学刊物的独特风格。他们的办刊目标是“让‘延安’成为特色，让文学更接地气”，深受广大读者的喜欢。近几年来，《延安文学》所发表的小说、散文、诗作，仅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散文·海外版》《诗选刊》等转载的就有几十篇（首），还有诸多篇什入选全国一些出版社的选本、选集。

以小见大，感悟与呈现世界的万千气象

作家对外在世界的感悟和发现，常常从“触角”开始，从小处入手，用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发现对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产生独特感悟，如伍秋明《心灵上的山寨》（2022·6）写的是思乡情结，却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共同主题。一般地说，人的灵魂的归处应是自已的出生地，作者的故乡是一座布依族山寨——镇宁石头寨，“归根当然也是我的愿望。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寻找内心深处那种民族自信的感觉，寻找一个能够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的地方。”但作者一次次回到故乡，感受的却是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村寨内的布依族风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作者耳畔再也听不到“姑娘媳妇们头顶花帕身穿长裙，蹲在河边的石板上一边漂洗蜡染布一边‘得分’的歌声”。不知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其他，不由激起读者的思索。

二十四节气对农耕社会是重要的，散文《大雪从天而降》（2022·4）的作者谭会明感到一年四季有一定神秘性，认为是“神灵和大自然的馈赠，是万物得以复苏，一次一次轮回，生生不息的接替。”先祖循着时令节气，在秦岭山脉逯家渡野狐湾安居，并耕耘四季。中国具有深远的农耕文明传统，这种深厚的农耕文化发源于许许多多的农村，直到今日，农村生活依然吸引着散文写作者。《大雪从天而降》就是写秦岭南麓一个叫野狐湾的村庄，“我的灵魂在这洁白的世界寻找本真的自己。我奔跑在野外，我的灵魂迎着大雪，身后是一行脚印的孤寂。”作者在乡村对人生进行沉思，对于“逃离和回归”有独到见解。他在自己的山村，漫山白雪使他感动，甚至流泪，他下定了“辞了工作，到基层服务三农”的决心。

写乡村生活的还有杨献平的《疼与美：从前的乡村生活》（2022·2），作者用饱满的感情去怀念一个太行山村，叙述了自己在乡村里的成长，其中不乏与小伙伴用弹弓玩游戏，还有儿童对山村夜晚莫名其妙的恐惧，作者命名为“黑夜的内心”，诗意化的叙述使文本充满了张力。与少年相对应的是作者的成年，作者用“成年的功课”表达山区农民农作的辛苦，小孩子很小就要帮父母干活……一代代农人都是这样，拼死拼活也要养活一家人，“父亲母亲吃了早饭，拿了镰刀，背上架子，就向着山坡走和爬。”山村艰苦的农事带动和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深深印在作者记忆里，形成了作者独特的生命美学——疼与美。

李萍的《漫过心头的“花儿”》（2022·3）是写风情的，整篇散文的叙事角度是童年视角，而且用得恰到好处，文本的节奏轻松、通透，生命各自有安身之处。作者的写意语言也相当迷人，人永远回不到记忆里的童年，因为记忆里的童年是经过审美过滤的。作者对于“花儿”民歌的西部民间定位比较准确，认为它发自西部人感情上的需要，也是西部人活命的原生态。王明军《隐秘的乡村》（2022·3）写作于岷山深处的一个羌山羌寨，书写乡村特殊的神秘文化，写了山寨一种特殊的职业——释比。释比是羌山荒凉大地上的夜行者，可以时而与鬼魂为伴。释比讲的故事都是“关于人与神，人与群山，人与万物的故事”。作者的外公就是一位释比，常常在温暖的火塘边，进行占卜以及祈祷仪式。“释比”在乡村的存在感，确实存在有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对话。“释比”用隐秘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也许在现实世界之中有一些看不见的物质在起着一定的作用，那一个又一个看不见的隐秘。”释比现象正是羌寨里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

笔者观察到有的作者选材稍微大了一些，比如从写乡村到写城市。一座城市是否可以成为写作对象？当然可以，就看能不能对这座城市产生新的发现，能不能发现不同凡响的城市精神。吕峰的《正午的乌鲁木齐》（2020·5）是以外来旅游者的视角观察乌鲁木齐的，尝试对一座城市进行地理和历史的双重叙述。乌鲁木齐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作者以伊斯兰精神作为打开这座城市的大门，首先叙述了清真寺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市场繁荣景象下的一方净土，“一日沉迷，足抵十年的尘梦。”作者无论走进哪一座清真寺，都会感受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更能感受到其间弥漫着一种精神上的圣洁，信念上的坚贞，情感上的虔诚。”还有热情奔放的新疆歌舞，可以使人感觉到“似乎走进了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的生命”。总之，乌鲁木齐是典型的边疆城市，是一座有信仰、有生命力的城市。

爱，从来都是人类永恒的母题，任何人、任何动植物都需要爱和被爱，只有爱的存在，才能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意义。刘燕成《月光下的鹤》（2023·2）的主角是黔西北威宁草海的黑颈鹤。黑颈鹤是候鸟，从喜马拉雅山脉越过雅鲁藏布江，飞入乌蒙之巅的草海。作者进而联想，“中华上下五千年灿烂文化的长河里，鹤文化便是其中最绚丽的一朵浪花。”一种飞禽成为文化所关注，盖由审美所至也。施昱的《凉都二叠》（2023·4）也是写贵州，文中第一叠是《榕花，尼珠河》，采取断章式入题，写出了古榕树的个性，“这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在我们进入尼珠河下游时，得到强烈的印证。”作者还写银杏树，借助于银杏树之间的爱讴歌大自然之爱，“可见公树树王对仙子的忠贞，就算霞彩之烈焰燃烧的爱，也不移情，也泯灭不了它的忠贞。”

众所周知，写散文需要观察大自然和社会，需要用广阔的视野观察出来生活的疼痛感。当然，写作者习惯把关注点凝聚在人的身上，而站在动物、植物的视角观察动植物的文字，少之又少。李汀的《虫儿飞》（2022·6）则是写昆虫的，写得很灵动，非常具有寓言的味道。文中“虫儿”即是蝉，是蚂蚱，是蜜蜂，其中蝉的生命只有两个月，这就激起了作者的沉思。作者联想到蝉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它决不懈怠，永远歌唱，足以令人尊重。作者写的另一种虫就是蜜蜂，尤其是蜜峰分巢，作者写得分外细致，读之不由想到，人有人的权利，昆虫也有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自由；人与万物之间有时可以并行，有时则相悖。人类常常以老大自居而不惜毁灭别的物种，但是有慈悲心的作家总是能穿越物种之间的藩篱，用文字表达其它物种的生活，给人类以启示。

在文本中表达大自然内蕴深厚的，还有程杨松的《只在此山中》（2020·4）。这篇散文是写实的，更是写意的，实写了大自然的山和山谷，内中彰显的是大自然活性。作者为了更进一步贴近山水，到大山中亲自临溪而榻，近距离地体验草的味道，溪水的野性，蜻蜓的活泼，云彩的飘渺，雨水的朦胧，月光的晶莹……一幅动人的山涧景物图跃然眼前。写风景需要在场，写心境也需要在场，不在现场就无以产生切肤之痛。铁栗的《倾听生命的叙述》（2021·3）是直接写心境的，作者通过中年丧妻的男子打开自己倾听的管道……联想到作者自己中年时候丧生的母亲，还有自己的一次因病急救，感悟到“衰老不只是一个词汇，还是一种残缺，一种伤怀，一种侵入……”，虽然文本显得沉郁，但在结尾呈现出亮色，展现了生活的希望。

在对大自然的咏叹中体会

“天人合一”的生存况味

人在大自然中生活，逐渐与大自然形成了息息共存的关系，在这方面，古人提出的生存理念是“天人合一”。《延安文学》海纳百川，不仅发表西部作家的作品，也发表其他地方作家的作品，比如《江南叙荷》（2022·5）的作者鲍安顺居住在江南，他的文本以荷花为审美对象，表现了荷花所包含的“人民性”。作者还从荷花与莲花的区别谈南方与北方民俗不同，称荷花有君子品质。关于荷花，作者把抽象的花香、叶香也挖掘出来，穿越时空，画面感强。作者还通过民间习俗来深化审美，比如江南有观荷节，比如叙述荷与秋雨之间的关系，作者对李商隐的残荷的描写更是点睛之笔。

一篇散文总是应该有气场的，有气场的散文是敢于面对生活真实的。近些年的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乡村振兴”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丁燕的《谁种了这些有机稻》（2021·3）就书写了这样一个新农村。散文描写了新一代农民形象，并且用了倒叙的写作手法，把村庄当下的崭新面貌和新产业放到了开头，采取了用结果去找原因的写作思路。文本中的“我”不是作者，而是第一书记唐毅。第一书记来到农村后，改造种植结构，大力种植有机稻谷，并推行稻米责任制，能够让顾客“知道自己吃的有机稻谷是哪个农户种植的”。文中还写了致富专业户王军军的形象，运用小说写作中的反转手法，写了王军军前半生的不容易，但他有韧力，有信心，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家命运。还有贫困户王高峰，他的妻子因癌症去世，医药费拖跨了整个家庭，但这个男人偏偏不服气，没有伸手向政府要救济，而是到山坡上种李子树，终于摆脱了贫困的家境。

在散文中如何处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并且搞清比例关系，是许多写作者所关注的，因为在常人眼中，散文只是一种抒情文体。笔者观察到入选《延安文学》的作者大都善于叙事，如安杰的《一个人的东湖》（2021·1）借景写境，文中的主要人物便是苏轼，文中的景是北宋时期的凤翔府的东湖。于是，一个人与一面湖就有了交集。苏轼是宋朝的文豪，他在凤翔府期间，一心与民谋利，除了干实事，竟然创作诗文近二百篇，确实做到了人文共情。在文本中，作者借凤翔府的东湖追溯苏轼的性格成长，“有了东湖的粼粼波光对苏轼的浸润和沉淀，不管后来政治上的打击怎样接踵而来，他都能始终如一地快乐着，享受着生命给他安排的盛宴。”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完全可以“转化”为精神财富。

作家需要洞悉人情世故，需要观察民俗层面的文化生态，对民俗做出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表达。比如吴学良身居西南，时刻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他的《吊脚楼畔的乡愁》（2023·1）写了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布依族村庄——天门村，表达的是这个村庄的原生态生活。布依人敬畏大自然，膜拜古榕，“古榕树似乎成为他们的生命主宰，两者之间已完美地交融于一体。”天门村人在每年“三月三”和“六月六”要进行祭山，祷告山神、土地保佑风调雨顺，人畜平安，粮食丰收……这种天人合一的生活祈盼，正是农耕社会的显著特征。毫无疑问，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确实是作家们的审美对象，而大地上的庄稼更加重要，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审美，更关乎国计民生。因此，很多作家对于写好大地上的庄稼，息息在心。比如邹贤中的《采采之豆》（2022·3）是写湘南的豆子，豆子是湘南大地上的重要农作物，作者并不回避豆的弱势，“豆存活于世，是不容易的，除了草与病，还有虫害也是农人极为担心的。大豆红蜘蛛、地老虎、毒蛾、食心虫、蚜虫……”，豆有弱势，更有强势，即豆子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颗颗饱满的豆子在豆壳中丰盈”。作者虽然写的是豆子，却暗喻了人的成长过程。

说到散文的叙事，很多人容易和小说中的叙事混淆，岂不知小说中的叙事要点在于编织故事，而散文的叙事要点在于“点化”事件。在小说中，用几万字才能展开的一个过程，放到散文里也许用不多的话语就说清了。散文需要的是“我要说明什么”，而小说则侧重于“我要表现什么”；散文适宜在一件事情上抒发十种以上情感，而小说则是把十种以上情感压缩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情上。从这个角度说，散文的叙事更具有文本的单纯性。李天斌是当代中国散文界70后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他写的《泥土浴》（2020·3）就非常接地气，“在我们这里乡村，人们总是敬奉三样东西：一是神祗，二是祖宗，三是土地。其中神祗看不见摸不着，祖宗看得见够不着，只有土地，既看得见也摸得着。”作者对于农耕劳动充满感情，他通过爷爷的言传身教，进一步加深了对土地与人的生命相互依赖的理解。文本以情喻物，层层递进，令人信服。作者写道：“爷爷是否也觉察到了我此刻对于生死的领悟了吗？不知道。”但作者对于土地和生命之间的紧密联系，已了然在心。作者还结合自己不善干农活而使爷爷失望的尴尬，“土地在这里，除了必须拥有拿得动锄头的一双手外，显然还有更让人觉得深刻的难以承载的重负。”对人和土地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结尾，饱含对生命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