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乔国桢(贺凝)卷宗(连载一)

编者按:乔国桢同志是著名的革命烈士,西北、华北地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英勇无畏、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在残酷的斗争中,乔国桢七次被捕,两次越狱,身患严重肺病,长期卧床。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很长时间是在监狱与病床上度过的。即使这样,他的革命斗志丝毫未减,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38年3月6日,经党组织安排,乔国桢同志从华北回到延安。经中央决定,批准他到苏联去休养治病,4月5日离开延安,经西安、兰州,于9月22日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一直休养到1939年年底。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乔国桢从1939年12月10日开始,睡在病床上给时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陈谭秋(化名徐杰)写了一份完整的《履历书》,19日下午才写完,共56页,约4.7万余字。赴苏前数日,乔国桢提出,因自己肺病太重,写一次非常艰难,对病体的损害也极大,希望徐杰同志将这份《履历书》转给共产国际,免得自己到苏联后再写一次。徐杰同志答复,让他自己把《履历书》带到苏联,交给国际。不久,乔国桢即来到苏联。1940年2月1日,乔国桢给这份《履历书》写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交给了共产国际,从而保留下了这份珍贵的原始手稿。

乔国桢的这份档案原始卷宗,收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该档案馆位于莫斯科大德米特罗夫卡大街15号。该档案馆的前身先后为第三国际档案馆(1919—1943)、联共(布)中央俄罗斯共产党历史委员会档案馆(1920—1928)、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31—1954)、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54—1956)、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56— 1991.3)、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院党中央档案馆(1991.4—1991.10)等,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管理最完善的档案馆之一,藏有1760年至1993年政治和思想史方面的档案共约165万个存储单元。1991年8月24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命令,该馆档案被收归国家所有。1991年12月对外开放。

国桢烈士的这份档案卷宗,封面为:“有关乔国桢(贺凝)的材料,档案13号,1940年4月8号,书记罗迪莫娃。”下一页为:“有关贺凝同志的材料保存于第13 号档案:即40150号于1940年9月28日给莫斯科中央政府的信,1940年10月14日,书记:罗迪莫娃。”卷宗中除这份《履历书》外,还有中俄文的移交手续便笺(9页),乔国桢用中文亲笔签写的《共产国际登记表》(4页),1940年7月25日在列宁疗养院休养期间用化名“贺凝”写的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6页)。从本期开始,本刊将连载这批珍贵史料。

履历书

说明:

这个履历书是我在迪化给徐杰同志写的。因为我肺痨病过重,写一次太艰难,也与病体损害太大。所以在迪化动身前数日,我要求徐同志将此履历书转来国际,免得我到此再写一次。徐同志答复,要我来时带来好了。现在就将这个履历书交上,以作审查。

谨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乔国桢

一九四〇年年二月一日早十时半写

几点说明:

一、我的文化程度太差,因之写出的东西里边的错字错句太多。至于语句运用的不妥,文章分段的不清,以及词不达意的缺点等等更是到处皆是。所以请你审查时,多加注意。

二、我好多时没写东西了,现在猛然执笔来写,尤其是睡在病(床)上睡着写,更使里边的丢字丢句、重字重句或多余字、多余句更多。二次整理时,凡是丢字丢句,都又添于缝中。凡是重字重句或多余字多余句,都又涂去。所以使的有些地方因添涂而弄成模糊难看的一片,再抄写第二次吧,我的病体实在撑不下来了。因之请你审查时,也多加注意。

三、凡是里边有关的地名、人名、日期、门牌号数与村名等,凡是经我细想,而想不起来的,就都没有写。特此说明。

四、你审查后,假如觉得还有说的不详细的地方,或觉得还有不妥当而怀疑的地方时,那就请你不客气地指示明白。我休息几天后,再给你写。

五、里边写的很早以前的月份,恐怕有些也不一定确实。因为事隔年月太久,我细想想不起来时,再回想当(时)的季候,是温热或是冻冷,再按当时季候的温热与冻冷,而估计到大约是某个月份而写上的。所以很早以前的月份,恐怕有些不一定确实。亦附带的说明。

六、总之,我的文章技术与写字技术,都是十分拙劣,再加上是在病床上睡着写的。所以写的都是一塌糊涂。审查时一定要使你多费思虑,多费精神。这就要请你原谅了。

徐杰同志:

现在把我过去的情形,详细写出,以作审查。

一、家庭状况

我是陕北佳县南区乔家寨人,年三十四岁,名叫乔国桢,奶名叫虎。父亲叫乔兴宾,母亲姓高,有一个姐姐,在我十三岁时就去世了,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务农。父亲是在乡村中小商店作雇工。(该小商店叫复盛永,在离我村东三十里黄河岸倍甘村)每年挣三十余串钱,当时合大洋拾元余。家里有山地十垧,合四十亩。我们那里的地,每垧好天年能打粗粮七斗,坏天年就说不上多少了,不够种,又租种地主的一分。因之说起来我的家庭是个半自耕农的经济状况。我在十二岁时,和父亲一块给乡村中小商店当小伙计,每年商店只管吃,穿的是自己的,工钱是一个都没有。十三岁入离我家十里之店头镇初小学校,因为当时住学校不出钱,烧的都由学校拿,自己只管吃穿,所以一直住到十八岁高小毕业。毕业后,即于当年——一九二四年——夏,考入陕北绥德县第四师范学校,因为当时住师范学校,完全由县政府供给费用,节省一点,一年还能剩两三块钱。去年——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到延安时,听同乡们说,父亲、哥哥、弟弟都先后去世了,家中只剩母亲、嫂嫂,九岁、七岁的两个小侄子,过着极穷的生活。

二、入党后的履历

一九二四年我十八岁,已在高小毕业,夏季七月又考入陕北绥德县第四师范学校,成了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新生。同年秋九月,被国文教员王懋庭、英文教员田伯英介绍入党。王是云南人,北京大学学生。田是陕西蓝田县人,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他俩都是北方局派往陕北作开辟工作者。是年十一月,学校支部决定由我出头领导作反算术教员王汉平的斗争,被学校开除学籍。当即由支部决定,派我去北平在国民第二军学生队当兵,作开辟工作。当时学生队在北平西城祖家街陆军测量局内开办,学生队第二队队长刘天章是北京大学学生,是党员,他办学生队是北方局决定的。当时北方局给第四师范学校支部去信要派人去住学生队受训工作,支部当时就派了我去,还有三个非同志,但是同情者也派去了。这样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二五年的三月。

一九二五年二月学生队开往河南开封,驻扎在开封南关马一营,此时我任第一连的班长,三月支部正式成立,我任小组组长,这样我一直工作到六月。六月我任支部组织干事,同时任第一连三排排长。这都是当时开封地委的决定(当时各县的组织还不叫县委,是叫地委)。这样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二六年的二月。学生队是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办的,开办时很好。当年夏天胡死后,由岳维峻继任二军军长。岳极坏,所以军队的党受了很大的摧残。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奉之战中,国民二军败出开封,河南省委决定要我亦随学生队退却而去,但要和省委的关系密切。由开封退到豫西函谷关,沿路作战。到函谷关又作战数次,国民二军完全失败。这时已到三月底,我即返回开封。省委对我说,国民二军史可轩的一部分军队暂时投了吴佩孚,现住北平附近,准备不久哗变到冯玉祥那边去;省委决定派我到那里去工作;先到北平与北方局接洽,由北方局再派我到那队伍里去。我即动身去平。我到北平时北方局和我说;“该部队已哗变走了。现在北方各省都要派人到中央在广东开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陕西因战事关系,交通不通,无法派人;北方局决定陕西即由当时在北平各校之陕西学生同志中派人去广东学习。我是陕西人,决定把我也派去学习,将来好回陕去作农运”。我即与其他派去的学生同志动身去广东,到广东先在(农讲所)学习。七月底到东江海丰县实习月余,九月毕业,决定派往陕西作农运。到陕西后,西安仍被刘镇华围困。我们一共十六人,都先到三原县开始工作。我被派到三原、富平、泾阳三县作农运并参加三原县委工作。西安城围解后,我仍留原地作原工作,而工作的中心地在三原武字区与泾阳县云阳镇。这样一直工作到次年七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因武汉政变之故,我在富平县庄里镇立诚中学校内被捕,囚于三原县城内陆军监狱,十一月田玉洁、宋哲元开战。田部驻三原县,我即是被田捕去囚押,田大败。当时,田友军冯子明部亦由富平调来三原县援田,冯部有一旅人是我们的,旅长叫许权中,亦开到三原。三原县委即与许权中决定要许权中(当时是同志)威胁田玉洁释放我。许照办,田即将我释放。(详细的经过情况见后述。)十一月初,我出狱后,县委以我在三原不能站足,即派我到西安省委去。到西安,省委即派我去长安县委任军事部工作。十二月,省委对我谈,党拟不久发动陕东渭南、华县两县暴动,要派我去陕东工作,并决定我担任华县县委军事部的工作,并任该县高塘镇民团的军事教练。我到华县后,这样一直工作到次年三月。

一九二八年三月,高塘镇民团被冯玉祥派兵一旅打败缴枪。当时民团只有二十几支枪。不几天,我在高塘镇小学校某夜与县委接头后又被捕。当时冯军已离高塘镇,捕我者是该县公安局局长李经武。被捕后经李审问两次,李误认为我是他的同帮(李是青红帮,陕西人把青红帮叫江湖派,关中道的土名叫刀客),将我囚押约五六日即将我释放(被捕的详细经过情形见后述)。我出狱后,即因不能站足,县委即决定派我回省委去。我到西安,省委和我谈许权中旅:现在驻扎于洛南县;省委计划不久要许旅到陕东去,拟要发动陕东暴动;现在决定派我洛南县去,先作地方工作,任洛南县特支的宣传部工作,等许旅开往陕东时亦要我随该旅去陕东,参加暴动工作。我即动身去洛南县。我到洛南县即任特支宣传部的工作并兼农军的工作。这样我一直工作到六月。

此时李虎臣与冯玉祥在潼关开始战争。许旅当时即属李虎臣部下,也接到李的命令,要去潼关参加战争。

当时党即决定,许旅到潼关火线时,即哗变到陕东去,发动陕东暴动。并决定我去该旅担任连长兼该连党的支部书记。军队开到半路石家坡村时,该旅军委即决定要我先带兵一营先由捷近路先去陕东,先行发动并与陕东特委接洽一切。我即同队伍先到陕东。先占领华县高塘镇,并筹粮草。

不几天,许旅全部亦由潼关火线上哗变赶来陕东,一切都照计划实现,改为陕西工农革命军。决定我任中队长并兼负中队党的责任。这样我一直工作到八月间。此时陕东暴动完全失败了。陕东特委以我不能在陕东站足,即决定派我回省委去。我即动身去西安,到西安东关景龙小学,即找到陕西省委。省委对我说:西安的情形十分严重,前天在北关外枪毙了九个同志。宋哲元知道陕暴失败,一定有同志来西安,所以各城门派人搜查极严。我过去又作过特殊工作(打叛徒),告我的人很多,恐怕城门上搜查的人有认识我的。因之要我千万不要进城去,就在这学校里住着。省委已接陕东特委的信,知我来省委。所以省委已决定派我到顺直省委去工作(当时的河北省委就叫顺直省委)。因为省委和顺直省委的关系比和中央的关系密切些。去河北省委时,需先到北平与北平市委接头后,再由北平市委转去到天津河北省委去。省委与谈完后,我即住于该学校内。次日省委即又来人将北平市委的接头处与路费给我,要我即日动身。我即动身去北平市了。到北平市即找到北平市委书记李培良①。与李谈后,李即说,省委正有人在北平巡视工作,我不日可与之同去天津。住约二日,我即与在平巡视工作之省委委员郝清玉②同去天津了。到天津住约半月,那时你(即陈潭秋)和刘少奇亦到津。即决定我任平绥铁路的交通。我还记得谈话时就是你和我在法租界教堂后金城里谈的。平绥路去了两次,又任平汉铁路的交通。这样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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