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通儒：鄂尔多斯革命史上不能忘却的人物

赵通儒是鄂尔多斯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1938年11月和1945年2月两次成立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都任工委书记，领导蒙汉人民反对封建王公制度，动员各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巩固和发展伊盟的革命根据地，开展统战工作，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即发表了著名的“三五宣言”，内蒙古西部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反蒋斗争，打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战略地区。鄂尔多斯地区毗邻陕北革命根据地，又处在北连绥远直至外蒙古及苏联的通道上，成为抗日反蒋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更是凸显。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开展鄂尔多斯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在三边地区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贾拓夫任巡视员。赵通儒被高岗从陕甘宁省委统战部调来从事蒙古工作，任蒙工委秘书长。工委成立后，在定边、三段地开设了牧民招待所，接待来往的蒙古族、回族群众。赵通儒等除热情接待外，还领他们参观苏区，介绍苏区的生产建设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临走时还要送他们一些礼物，以增加友谊加深了解。赵通儒在此结识了许多蒙古族朋友，为今后开展蒙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当时，中共中央还派了很多重要干部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工作，争取和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积极开展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乌审旗保安队中队长奇金山，在贵族奇国贤（乌审旗保安队副官）牵线和说服下，在掌高图会晤了高岗、曹动之，并结为盟兄弟。奇国贤还和高岗、张爱萍、曹动之、田万生等结成“安达”兄弟。在此期间，赵通儒选择乌审旗大石砭庙的“文泽”大喇嘛毛罗章木素作为开展鄂尔多斯民族宗教上层工作的联络人，高岗、毛泽民、宋任穷、宋时轮、张心畬（张德生）等和毛罗章木素等四个宗教人士结拜为“安达”弟兄。赵通儒是主持这次结拜的“扶香人”，也叫监誓人，操办了一切事务，宣誓时领着其他人一齐念誓词，所以没有参加这次结拜，而是后来和地位更高的乌审旗札萨克特古斯阿木古郎（特王）、鄂托克旗实力派人物章文轩结拜成了“安达”弟兄。后来在桃力民时，赵通儒带王子义到河套地区为八路军骑兵团征集粮草，为了过黄河安全与方便，和驻守黄河的杭锦旗河套地区“达尔古”河防司令巴图敖其尔结拜为弟兄，赵通儒送了巴图敖其尔呢料布匹，使河路陆路一路顺畅。

赵通儒等共产党人在鄂尔多斯地区的统战工作是全范围全领域的，非常成功，很多王公贵族、上层宗教人士包括基层牧民都到延安参观，牧民参观团就去过几批。那位“文泽”大喇嘛毛罗章木素应邀去了保安参观，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的欢迎和接见，毛主席还送给他一支勃朗宁手枪，被传为佳话。

1936年10月，由于还要开展宁夏回族地区的工作，中央撤销了蒙古工委，在定边成立了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简称少工委），李维汉任书记，高岗、宋任穷、宋时轮、贾拓夫为委员。在少工委下成立了蒙民部，高岗、曹动之、赵通儒先后任部长，赵同时还兼任少工委秘书长。少工委在归还鄂托克旗的盐池，释放被俘的蒙古族战士，说服蒙古族红军战士退伍，调解鄂托克和乌审两旗因边界争端引起争斗等问题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少工委秘书长的赵通儒工作十分繁忙，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起草了大量的宣传品与各种文件。当时的鄂乌冲突事关重大，引起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说这是“兄弟阋于墙，必为外人所利用”。少工委派曹动之、田万生等分别做两旗的工作，赵通儒还专门写了一首歌：

鄂托克和乌审本是兄弟旗，

有事情就应该和平来商议。

争地界打仗死伤是自己人，

日本鬼子来了谁也活不成。

七旗的兄弟本来是同根草。

大家来调解乌审和鄂托克。

……

这首歌被译成蒙文，刻印出来，在各旗广为散发，封面上是两只老虎争斗的画面，写着“二虎相争，两败俱伤”的题语，后来还被谱了曲，到处传唱，为我党平息两旗争斗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6年，母肯淖尔一带遭遇大旱，一年基本无雨无收，到了来年家家户户断了粮，人们没了活路，终于爆发了饥民暴动，抢了地主老财的粮仓，后被东胜县（彼时母肯淖尔是东胜县管辖的一块“飞地”）派来的区兵和老财们联手镇压下去，打死了暴动的带头人，伤者更多。饥民们听说红军是替穷人做主的队伍，便想去寻找红军，但又苦于不知怎么才能找到。

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是成吉思汗陵祭祀的日子。1937年的这一天，赵通儒一身商人打扮，带着向导，考察蒙旗风俗人情，了解蒙旗政治、经济状况及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在成陵听到了母肯淖尔饥民暴动的情况，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股可以引导走上革命道路上的力量。他随后来到了母肯淖尔，向饥民暴动的首领曹仓、曹生如了解闹粮暴动经过，并同他们一起总结失败的教训。赵通儒看到他们报仇心切，就引导他们：要报仇就必须组织起来跟上共产党走；要广泛地发动群众，越多越好；要讲求斗争策略，目前不公开和地主老财们武装斗争，逐步培养壮大力量；要依靠红军建立起自己的一支武装，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他们在一起开了四次会，还借机了解了离母肯淖尔不远的桃力民、乌素加汗村的情况。赵通儒在这里住了半个月后才离开。回到定边后，他向工委汇报了这一地区的情况。随后，党组织派王德胜同志到母肯淖尔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以越兆仁为首的大户、绅士觉得力量单薄，想建立一支地方武装，也邀请共产党人前往桃力民地区。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组建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书记兼宣传部长，李衡任组织部长，赵通儒任蒙民部长，于占彪任军事部长，白成铭负责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工委委员还有乌兰夫、白海峰、孔令甫等人。为了就近领导绥蒙地区的抗日斗争，绥蒙工委带领骑兵团从靖边张家畔出发，经过六天的长途跋涉，来到了桃力民地区，建立了我党在内蒙古地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组织各族群众进行抗日斗争。11月，为了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绥蒙工委，成立中共绥远省委，白如冰同志任省委书记，统一绥远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白如冰去往大青山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其余委员由赵通儒提出核准。11月22日，中共伊盟工委正式成立，隶属于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中共绥远省委的领导，但对外不公开，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开展工作，赵通儒也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上校联络参谋的名义，对各方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当时的伊盟工委领导着桃力民工委、鄂、乌、杭旗工委，还领导着河套特委、包（头）固（阳）工委，实际上是伊克昭盟、河套广大地区党的中心和堡垒，起着坚强的领导作用。

桃力民地处伊克昭盟中心地带，中共伊盟工委设于桃力民地区核心村乌素加汗，位于桃力民村东，母花稍村西，三个村子等距离都是三华里左右。工委在村东一大户王浪子（王文明，桃力民自卫团中队长）家的油坊里办公。

那时的赵通儒正当年轻，人如其名，通达儒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乌素加汗村的老年人还常常说起赵通儒，说他穿一身灰粗布军装，腰系皮带，打着绑腿，架着一个圆盘眼镜，一派知识分子模样，说着老乡们有时听不懂的新名词，村里的老乡都叫他“赵参谋”。他和工委其他人员薛向晨、李维新、黎光、刘雄仁、郑朝珍、杨子华、王德胜、李席昌等共同工作，一时间，以乌素加汗村为中心，辐射伊克昭盟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桃力民成为党在内蒙古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成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抗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也是我党团结各族人民、维护抗日大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探索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创建民族团结模范的地区，赵通儒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新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民众抗日组织。伊盟工委利用第二战区组织的“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这个牌子，也组织了桃力民地区的抗敌后援会，主任是地方绅士、大户杭寿春，负责实际工作的是伊盟工委干部薛向晨、王德胜、杨子华等。后来，为了扩大阵线，团结蒙古族民众，将“抗敌后援会”改为“蒙汉联合抗日委员会”，鄂托克旗的民族上层奇景峰，杭锦旗护理札萨克色登多尔计，都是抗联会委员，在较大的村子还成立了分会。伊盟工委还组织成立了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唤醒民众参加到抗日阵线中来。这些民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政权机构的作用。赵通儒妻子闫清芳、韩是今妻子张云申、杨子华妻子刘淑荣，深入各村各户专做妇女工作，和一些有一定觉悟的妇女结成“干姊妹”，大户越兆仁的妻子被任命为妇救组长。通过这些妇女组织，给八路军骑兵团（营）的战士拆洗被褥，缝补军衣，做军鞋，炒炒米。闫清芳等人还编写歌词，用梁外小调唱着“一针一线快快缝，缝好送到前线去，支援八路打日本”，还彼此唱道：“叫哥哥上前线，要呀要小心，叫妹妹请放心，打日本我要把命拼。”这些支前活动，焕发了妇女们的革命精神，冲破了封建传统的束缚。工委大力提倡妇女学文化，办了识字班，在班上唱着《放脚歌》：“好好一双脚，缠得尖又尖，流血水，筋又烂，脚儿苦难言。缠脚真可怜，走路扶着墙，站下疼又酸，整天起来哭和诉，总是难平安……”上世纪八十年代，母花儿稍、乌素加汗村参加过识字班的妇女们，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形，特别说到工委撤离时，闫清芳和一些干姊妹们难分难舍，还哭了鼻子。

二、宣传工作有声有色。赵通儒是宣传方面的行家里手，伊盟工委成立了专门的宣传队，编印了《绥蒙抗日报》，发送各种油印的抗日材料、小册子，甚至将材料送到了乌审旗札萨克特王家里。工委还选拔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去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救国大会或青干训练班，为党培养了干部，储备了后备力量。赵通儒利用去陕坝见傅作义的机会，在五原军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大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的阴谋。赵通儒文化水平高，演讲精彩，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听众无不称奇，在五原县震动很大，也传播到了河套其他地区，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赵通儒等除了和民族上层人士结拜以外，还和各旗札萨克及一些国民党军队建立联系，像新三师里就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要职，使其成为一支抗日劲旅。对其他国民党军队也都有过广泛的接触。

三、开展建党工作。白如冰、赵通儒、李衡等共产党人来到桃力民地区后，就积极开展了建党工作，首先成立了桃力民工委，白成铭任书记。由于有先前在此工作的地下党员杨子华、韩是今建立的社会关系，和赵通儒在母肯淖尔饥民暴动后打下的群众基础，建党工作比较顺利，于1938年7月发展了曹仓、曹生如、李金贵三人为党员，建立了党小组，曹仓任组长。后来，经过李席昌的进一步工作，又发展了第二批第三批党员，于同年10月建立了母肯淖尔党支部，曹仓任书记，约有党员30余人。同时，李席昌、张治华、王德胜又建立了大克泊尔、五台塔并、红石头井等六个党支部，发展党员70多名。这些党员以揽工、教书、行商等名义为掩护，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侦查敌情，掌握友军动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绥蒙工委撤到大青山后，伊盟工委又派高增培到黄河北岸的中滩一带，建立了包（头）固（阳）工委。1939年春，伊盟工委又派郝文广、王光先到准格尔旗建立了中共准格尔旗工作团，成立了头道柳、三道柳、敖楞补拉、乌兰补拉等四个党支部，随后还建立了中共准格尔旗工委。在达拉特旗的梁外地区，依托在当地活动的共产党员杨柱等人，建立了党总支一类的组织，下辖川西等党支部。在达旗呼石梁还成立了以乔培新、李秉清等人组成的包头工委。此外，还加强了对河套特委的领导工作。

四、扩大武装力量。八路军骑兵团奉命撤回边区时，给伊盟工委只留下一个排，力量非常薄弱。赵通儒开始发展自己的武装，吸收本地一些青年，经过训练后编成两个连。在中滩地区，赵通儒指示于占彪、边万富等军事干部，改编了一些游离于国民党正规军的边缘部队组成的游击队，编为第三连，由窦文林任连长，边万富任副连长。赵通儒将这些部队整编为一个骑兵营，由牛刚任营长，隶属于伊盟工委。在桃力民地区，地方大户越兆仁牵头联络各方，成立了两个自卫团，共产党员韩是今、史仙舟任参谋长，在当时也是我党掌握的抗日武装。早在中共绥蒙工委到来之前，自卫团和骑七师派出的孟文仲旅一部配合，与侵占杭锦旗王府的日伪蒙军明更巴雅尔团打了两仗，打死一个日本指挥官。孟文仲部撤走后，自卫团在韩是今的指挥下，将进犯君呼图庙的30多名日伪军打跑了，还缴获了一辆汽车，因为无人会开，遂用几头牛拉回了桃力民村，成为当时非常轰动的一件事。这两个自卫团在抗战期间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伊盟工委撤走后被国民党所掌握。伊盟工委撤离时，赵通儒曾有过不同意见，深为我党发展的武装力量被傅作义所用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