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黄河边上

衡世敏，女，2003年生，四川成都人。作品散见于《青年作家》《青春》等。

一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教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他的爷爷二娃，年轻时在山坡上放羊，一来二去就和在村里队伍休整的一个小红军成了朋友。小红军帮着二娃放羊，二娃就教小红军在黄河里游水；小红军喊二娃叫放羊的，二娃叫小红军戴帽子的。有一次日军空袭，因为当地地势和兰州近似，于是被误炸了。那时，二娃正在黄河边上牧羊，小红军扑在了他的背上，两个人被炸得滚了几米远。羊全死了。后来被人发现时，小红军已经成了一摊模糊的肉，根本无法从二娃的背上扯下来。二娃的娘哭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再用滚烫的水，将小红军的尸体洗下来。队伍趁夜离开，没有人知道小红军叫什么。当地人只能把小红军的衣服碎片和一本识字课本埋在了村里被炸毁的钟楼下。二娃的后代便留在了这个县城，每一代都成为了小学的语文老师。”

第一次见丰年时，她便给我讲了这个故事。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很亮，埋头吃着医院食堂分发的半截蒸红薯。消毒水的味道蔓延在过道里，粪便的臭味从门缝里钻出，像一股阴冷的气，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将头顶的白光扑灭。红薯不甜，或许是再次蒸热的缘故，只有外皮带着热气，芯子却是冷的。坚硬的口感叫人想起了一年四季饭桌上的土豆。我吃得很慢。没等那股热气散去，手里只剩下了半块冰冷的红薯。丰年已经吃完了她的半个，用余光瞥着我这边。

“你吃吧，我不太饿。”我将余下的小半个递过去。

她狼吞虎咽，深褐色的皮粘在了她的脸上，却不突兀，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营养不良的红薯——瘦弱、矮小，脸晒得黑里透红。最显眼的是她的那双手，冻得开裂，没有一寸皮肤是完整的，如同一双迟暮老人的手。护士心疼丰年，将多买的护手霜送给了她，但涂上去却没有什么用。丰年的手依旧那样，睁着血红色的眼睛。

“我想回去，到黄河边上去。”丰年说。

“但是，你好不容易才走出来。”

“正是因为不容易，才更要回去，”她的嗓音里怀有一种陌生的情感，“如果我都不回去了，那就没有人再愿意回去。我的老师已经教不动书了，阿黄还是需要读书的。”

阿黄是他们隔壁家的孩子。丰年说，他们当地喜欢用狗的名字唤孩子。狗，命贱，似乎这样孩子就能更好养活。一个村里的孩子都叫二狗、狗娃子。快吃饭了吆喝一声，山坡上全是应和。当地人喜欢多生，嫁了人的媳妇几乎是一年一胎，少的一个家庭就三四个孩子，多的有七八个，有些人家能生十来胎。缺水，又种不出什么粮食，只能名字上“讲究”一下，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会被饿死。计划生育搞了几十年，戴着红袖套挨家挨户要罚款的人也不少。当地人给不出那份钱，便躲罚款，在家里生，也不给孩子上户口。有一户人，在查人口的工作人员上门时，将三岁大的幺儿藏进了水缸里，盖上了木盖。人走了之后就忙着下地干农活，一家人都忘记了还有一个孩子。直到晚上大姐做饭，才发现四弟死在了水缸里。

我听得瞠目结舌：“那为什么还要继续生？”

“风俗吧，”丰年搓了搓自己的手指，“大家似乎都相信，生得越多过得越好。被遗忘了那么久的村庄，想把它一把拽回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她看上去真不像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倘若不是护士告诉我，我很难相信，眼前这个矮小又黝黑的姑娘是我的同龄人。她很爱讲话，不标准的普通话里带着乡音，包在嘴中，说出来有种奇特的滑稽。讲到高兴的地方，她总会停下来，痛快地笑一声。

“你生什么病了？”我开始好奇她的过去。

“生病？”她有些疑惑，随即笑开了，露出歪歪斜斜的牙齿，“我没有生病。只是为了挣钱，才在医院里待着。”

“挣钱，怎么挣钱？”我又多了几分兴趣。

“试药。帮医院里试即将上市的药，一次三万。”

“还有名额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丰年笑了笑，手中把玩着塑料袋，一圈又一圈地缠在了手上，“你可能需要问问医生什么的。”

“呃，这个是合法的？”

“合法，当然合法，医院和机构正儿八经招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不想让自己显得太急切，于是往后坐了坐。靠着椅背，即使隔着厚重的衣服，也觉得刺骨的凉。一看墙壁上的挂钟，已经晚上九点了。再过几分钟，护士便要来查房。我告诉丰年，自己得回去了。丰年点了点头，又说自己再坐一会。

关门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多看了一眼。

她坐在空白的走廊里，像一团变得透明的冷气。

二

第二日醒来时，我发现白色天花板的角落多了一张蛛网。

巴掌大，或许才织了一层，并不牢固，有些摇摇欲坠。我眯着眼睛打量那只蜘蛛的位置。忽地，门开了。父亲走进来，穿着皱巴巴的汗衫。母亲跛着脚跟在后面，背上扛了一个硕大的布袋。一张半生不熟的面孔在门口磨蹭，和我的目光撞上，不免尴尬一笑。进来，把门带上了。父亲不安地搓了搓手掌。

“你感觉咋样？”母亲的乳房开始下垂，呈现出老态。

“还不错。”

“都在床上躺着了，还说不错？多大个人了。”父亲嘟囔道。

母亲瞪了他一眼，又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不小心碰到输液管，她连忙松开，惊诧地看着这条陌生的透明管子。我清了清嗓子：“妈，这是输液管，二姑上次发烧，到县城里输的就是这东西。第二天就好了。”

“妈当然知道这是什么。”

我不说话了。

那个人走过来，小卷发堆在蓬松的皮肤上，随着她的动作上下颠动。她的眼睛看上去像是苍蝇，泛着浑浊的绿光，脖子上戴着一条很粗的珍珠项链。我盯着她，一声不响。她尴尬地搓了搓手掌，和父亲一模一样的动作。我总算知道她是谁了——大姑，她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听说在城里开了车行。

“大姑，吃苹果不，新鲜的，”我说，“辅导员送的果篮。”

“哎哟，年轻家家的，咋个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咯？”她似乎是慢了一拍，挤出温情又责备的眼神，随后才坐在床头柜边的看护椅上，拿了个苹果，用手心擦了擦，不知道擦下了些什么，并不吃，而是装进了皮包里，“大学的老师就是好，大方，还有火龙果。”

“大姑你拿着吃吧，我没胃口。”

“唉，你这孩子……老天爷保佑敏娃快点好。”她仰头看向白炽灯，仿佛老天爷就在白炽灯里。白光照得她的鼻尖油腻腻的。

我说：“大姑我现在挺好的，果篮你都带着吧。”

她这才一件件把水果装进包里，一边装，一边说着自己大清早就到车站接我爹娘：“累得腰间盘突出差点又犯了，下了车就一路赶过来，连口水都没喝。”

最后果篮里只剩下两个橙子。皮很厚。

我把视线转向他们。父亲立刻从塑料椅子上起来，站直了身体。自从我成为村里第一个上了985的大学生之后，老一辈都对我肃然起敬。上到农忙前的祈福，下到哪家孩子发烧，都会来我们家。走在机耕道上，也会听到三轮车上的父母教育孩子，要好生念书，才有机会走出这个旮旯。父亲很骄傲，他总是守在门口，神气地对前来看热闹的人说，敏娃忙着，没有时间。父亲的威严正在褪色。角落的鸡毛掸子也许久没有被用过了。它的兄弟，上一根鸡毛掸子，被我扔进了旱厕里。谁知道它却浮了起来，被小解的父亲瞧见了，给我好一顿打。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世间第一大利器，就是鸡毛掸子。

“现在地里不忙，你二舅帮忙看着的，我们来看你。”母亲说。她将布袋里的东西一样样掏出来，卫生卷纸，牛黄皂，打着补丁的床单，盆，高中时喜欢的头绳……掏到最后还有几把忘记取出的谷壳，深黄色，已经过了谷粒金灿灿的时段，只有一股潮湿的仓库味。在南方，即使再干燥的地方，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意。母亲总是一股脑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给我，就像我高中到县城里念书时一样。“我们还把那只母鸡逮来了，就是你高三那年养的那只，”母亲神气地仰着脑袋，“等你哪天嘴馋了，我就把它杀了。”

“它现在养在哪里？”

“你大姑家里。你就安心住着，明天我把其他东西给你捎过来。”

“你爹娘，现在也住在我家里。”大姑插嘴。

“学校能让你再待多久？”父亲打量着病房。四人间。对面住着一个老人，屎尿都不能自理，房间里一股苦杏仁味。隔壁是一个孩子，每天哭闹不已，他的家长不怎么来看他。但护士说，不用哄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哭着自己玩。还有一张床，是空着的。

父亲摸着裤缝边，又拿出布袋，塞了一把钱给我。五块的，十块的，二十块的，数额最大的一张，也不过是张青蛙皮。放到我手心里时，最外面一张已经半湿了，带着机油味。

“辅导员说，一周。”

“你们学校，真好。”父亲很高兴。

护工开始帮老人掏屎，盆里装满了坚硬的排泄物。他的手每动一下，老人便痛苦地呻吟起来。我剩下的半截话，也在苦杏仁味里，被我全部吞了回来。

辅导员昨天来过，代表学院来看我的伤势。我说，我要出院。她为难地表示，学院的意思是让我多住一段。我强调自己的精神诊断没有问题，也没钱。她说，钱不是问题，学院会给补贴。或许是觉得自己找到了我的症结，她忽地笑了，反复宽慰道，学校是有钱的。

“你们打算待多久？”我转向母亲。

“等你出院。”

“没事，你们今晚就回去吧。如果买不了票，我帮你们找个旅馆。”

“干啥？我们刚来，你就赶我们走？”

“我一个人也没问题。你们还有地要忙活，老是麻烦二舅也不好，住在这里麻烦大姑也怪不好意思的。你们现在回去，还可以赶上后天赶集，把该买的东西都买了。”

“这有啥好麻烦的？”父亲搓着手。

“就是，一家人，有啥麻烦不麻烦的？”大姑笑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淌下来，“虽然现在都没啥人投奔亲戚了，但我和你爸，是亲姐弟。”

我笑了笑，再次转向父亲，带上了他无法拒绝的语气：“你们必须得回去。”

父亲脸上浮现出困窘的神色，似乎想不明白，为何我会如此坚决。但是在这两年里，他已经习惯于听我的话。“我就是个粗汉，啥也不懂，但是敏娃子是个读书人，你们有啥不懂的，就去问她。”这成了他最爱说的话。这里面，有对我的爱，对我的骄傲，以及对自己的轻视。每一次听到，我都觉得钻心似的疼。但是父亲很高兴。

“好，”他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今晚就走。”

“今晚就走？”母亲惊诧地问道，又在父亲的目光中止住了。她碎碎念着，说要去医院食堂看一看，看伙食怎么样。又走过来，要帮我扎头发，说整天披着头发像什么样。

“狗子，你们的那只鸡，还带回去吗？”大姑问道。

“带回去，”我抢在父亲之前开了口，“家里就这一只母鸡，还指望着它继续下蛋。大姑一大早就来接我爹娘，真是麻烦了，回去多吃点水果吧。”

三

母亲接了盆水帮我洗脸，我说自己没有断手断脚，可以下床走动。她不听，用从家里带来的帕子，细致地从我的额头擦到耳后。变白净了些，母亲很满意，说看上去可真俊。父亲找了张塑料凳子坐下，时不时站起来走两步，搓一搓褐色的手掌。大姑出去了，她说自己闻不惯消毒水的味道，在医院大门外的肯德基等他们。

“肯什么？”父亲糊涂地重复着。

“一家快餐店，”我将自己的脸从温热的帕子上抽离，“它的外面有一个很显眼的老头标志，红色，留着一大把胡子，很容易就看到了。”

大姑的神色流露出几分怜惜，摸了摸父亲的肩膀：“狗子，你当初就该和我一同出来打拼的。这些年在乡下没过什么好日子吧？”

“但是娘和四弟还在村里待着咧。”父亲笑了笑。

大姑搓了搓手掌，挤出一个愧疚又冰冷的笑容：“辛苦你了，狗子，照顾妈和瘫痪的四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