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乔国桢（贺凝）卷宗（连载三）
（六）第六次被捕与逃跑的经过详情
一九三五年五月，我在北平西郊香山东四王府南马路沿鲍家窑五号（又名丁家花园，当地的居民都把它叫花园）养肺病。和我同一块养肺病的还有一个同情者，也是我的朋友蒙仲穆[1]。
五月二十三日的上午，突来武装警察十余人将我们的住房包围，又进房子来五六个便衣武装警察将我被捕，蒙亦被捕。蒙的弟弟蒙嘉坤正来看蒙，亦被捕。将房子里外搜查完后，包围房子的武装警察即撤去。由便衣武装警察五六人将我们监视起来，与外间的一切关系通通断绝。等到当天夜间十二时，由公安局的囚车将我们押解北平城内北平市公安局，囚于拘留所。当我在当天被便衣武装警察监视我在鲍家窑五号我的住处时，我即将我此次被捕后的牺牲决心与口供准备好了。因为：第一、当时北平是国民党的势力，凡是坚决忠实的干部被捕后大半是要牺牲的。第二、我已患着如此严重的肺病，好的希望本来就遥遥无期，被捕后更谈不到好的话了。纵然国民党不枪毙我，我也再不能活好久了。这次被捕正是我光明磊落为党为革命牺牲的时机。因之我即决定审问时没有别的话，坚决的牺牲就是了。又想到审问时的口供。我想当时各军警机关的法官，大半都是过去的些叛徒，他们对党的情况知之较熟。在过去历次他们审问被捕的同志时，常利用被捕同志口供的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或在某地作过什么工作等的线索，而又破坏别的组织与被捕别的同志的事情。因之决定我的口供还是简单的另拟一个，决不承认是共产党员或者作过什么工作。总之是决定牺牲了，不承认至大也不过是受刑而已。生命都决定要牺牲的，还怕什么受刑吗？而且我已病成这样，审问的人我想也没法子再给我受刑了。我又想到这次被捕的原因，在这时以前约十数日的时候，我曾接北平市委给我的一封信，大意是说马云程[2]等二十余同乡都已返里，听说此时约已快到老家，特此达知。马云程是陕北人，北京大学学生，是同志，当时任市委与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党的支部联络员。同时我知道当时北方局正整批的往陕北红二十六军与陕北苏区派人。由北平市委派出的人更多，我知道已走了几批。因之，我当时看此信后，以为是把马云程等二十余人派到陕北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去了。此时我才又想到此信中之所谓马云程等二十余人返里，大概是马等二十余人被捕之意。但我的住处除市委朱、张二人，再无别人知道。市委书记王子青也只知我住在香山养病，而不知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马等被捕后有人叛党致使市委后来亦遭破坏，张、朱二人亦被捕叛党而将我的住处说出，致使我亦被捕欤？这是我当时估计到我被捕的原因。
当天夜间十二时，公安局将我与蒙用囚车由我们的住处押解到公安局拘留所时，我一进拘留所囚我的一间屋子门里一看，屋子里已有一个犯人，穿的西装衬衣，头上留的平头，也不带刑具，白脸，大个身子，口音是山西、绥远一带的口音，年纪约有二十余岁的样子，坐在床上，两眼注视我良久。当我一九三三年一二月间，在上海法租界区泼来斯路美华里六号三层楼与李灿一块在济总养病时，我们的住处就是济总杨林（邓中夏的化名）与特委的接头处。他们历次接头谈话中，我们就听到特委的报告说，现在国民党对我们的破坏很是聪明毒辣。白天将党的机关破坏了，都用便衣武装监视起来，与外边断绝一切关系。为的是怕白天押解的犯人在街上走时怕有别的同志或有关的人看见，或怕被捕的同志在街上喊叫，和他们押解的许多人的囚车来往在街上走被一般人看见，影响他们的所谓社会治安。同时在监狱里被囚的同志中，国民党常派侦探去侦察。这些侦探多半是些过去的叛徒，化装犯人，用种种的方法，向被囚的同志探听外边党与监狱里边的情形。就因为这样，在监中牺牲了好多的同志，外边的党也遭了不少的破坏。此时我一回想到特委的这谈话，我们被捕后是等到夜间押解到公安局的，这证明特委的人的报告的第一个消息是事实，现在也运用到北平了；一进拘留所囚我的屋子，又看见照前说的形状的这样一个犯人，我即判定他是国民党派来的侦探无疑。这证明特委的报告的第二个消息也是事实，现在也运用到北方来了。因之我即决定对他一概不理，如他追问过紧时，即以不知道答之。
果然，我进拘留所约两小时时后，他即开始他的探侦行为了，但技术十分拙劣，稍微的人都能看出他的行为是侦探。他先问我是打什么官司的，我只以病重不理他。追问了好久，我答了一声“不知道”。他又问我在外边如有朋友，我想要给朋友送信时他能办到。因他到的公安局拘留所早，看守警察都和他很熟很好，把信交给他可以使看守警察给我送信去。如此追问了又好久，我答了一声“没有”。他又问我既在外边没有朋友，还又有重病，看我十分可怜。公安局有两个法官是他的朋友，要我将我为什么被捕吃官司的实情告诉他，他可以求他的那两个法官朋友设法释放我。如此又追问了好久，我还是答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此时他已啰哩啰嗦的问了约有一小时余，仍照上边谈的追问我。我干脆把眼一瞥[闭]，装的睡了，根本不理他的那一套。第二天还是这样的追问我，但每逢他一开口，我就瞥[闭]眼睡觉。如此数次后，他就很生气的说：“你这人太不够朋友，我为你好这样问你，你竟然不理我，这还是出门人在外边对朋友应有的态度吗？”我答：“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为什被捕我来此吃官司，我不知道。外边朋友我没有。我是十分病重的人，需要休养，没精神气力和你谈，请你不要再问我。如一定要再问，我还是不答应。请你原谅。”他听我说完后，唉了一声说：“你不是交朋友的人，连我的好意都不懂。”这样以后就再没追问。
当天晚饭后，即来一个巡官说：“刘绍甫，你的官司完了，释放，就跟我走。”说完，这个侦探就和巡官一同走了。我一听巡官叫他刘绍甫，我又想国民党二十五师关麟征部党的支部书记不久以前就是刘绍甫，后来就是高立人[3]。刘是陕北神木县人，是二十五师的上士录事。这个侦探的口音就是晋北绥远一带人的口音，与神木县人的口音差不多。同时，前面已说到，我已估计到市委与二十五师支部的联络员马云程与别的二十余人约已被捕。照情形看来，这侦探刘绍甫，恐怕就是二十五师以前的支部书记刘绍甫，也被捕叛党了吧？后来证实果然。
当时我和蒙在香山养病的情形与现在完全一样，都是睡着不动，雇了一个老太婆给我们做饭，买东西，倒大小便。我们被捕后押解往公安局时，上下囚车，出入房子，都是由警察抬着。只是因为当时饮食不好，病体更不如现在好。囚在公安局拘留所时，是由拘留所所长派了一个吸“白面”犯的小孩叫李凤至给我们两个人端饭，倒大小便。我和蒙是囚在拘留所里一个小独院里仅有的两间房子里，囚我的一间是较大的房子。据年老的看守警察说，当年李大钊同志被捕到公安局时，即囚此房。蒙被囚在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囚我们的两屋子，说话都能听的很清。因为我们都病重不能下床，第三天的上午就来了两个法官，在囚我的屋子里审问我，都有三十多岁的年纪，一个是广东人的口音，一个是北方人的口音。看情形也都像是些叛徒。广东口音的那个先开始审问我。我当然是照前天决定的口供说。
我的口供是：“焦伏生，山西临县人，害肺病多年，在香山鲍家窑五号养肺病，不知何故被公安局被捕到此。”
我说完时，先问我的那个法官用鼻子“哼”的笑了一声。北方口音的那个法官即插嘴问我说：“还狡猾呢，我们把你的情形早都弄的清清楚楚的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还是赶快的实说了吧。”
我答：“我说的就是实话，别的我不知道。”
我说完，先问我的那个法官接着就说：“现在你再不要狡猾了，你的情形我们都已早知道了，你就是乔国桢！我现在对你说老实话，我们给你两条路：第一条，你赶快叛变共产党，把你过去在共产党的详细情形自己说出来，再把你现在知道的共产党的组织与人都说出来。你再写悔过书，发表反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的宣言。这样你虽在病中，我们也给你个官坐。第二条，你还是这样狡猾的话，那我们就不客气，枪毙你。现在是不和从前一样了，再没有你享的便宜。就是这两条路，看你走哪一条。”
我立即坚决的回答：“我走第二条路。”
当我答完时，他们两个法官面面相觑了良久，又各寻思一会后，提出这两条路的这个法官又说：“你就是愿意教我们处你死刑，你也得把你在共产党的情形实说出来。”
我即答说：“你要处我死刑就处我死刑好了，我前面说的口供就是实话。我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别的话没有。”
我说完时，两个法官又各寻思一会，这个法官又说：“如果你真是在香山养病，不为共产党工作的话，我们也不会对你这样的痛恨。但你在病中还是为共产党工作。远的不说，光拿这一年多来说：前年张垣事变后，共产党把张慕陶、王霖开除了。当时张在北平组织的‘抗日互助会’很有些人，共产党河北省委用尽力量，几次都没把张的‘抗日互助会’夺取过去。后来你由香山去北平和‘抗日互助会’的委员谈了一夜话，把‘抗日互助会’全盘夺回共产党去了。去年夏天六七月间，我们已把北平市的共产党破坏完了，共产党员捕捉光了。此时你又在香山招集了几个没被我们捉住的共产党员开会，督促他们工作，将北平市共产党的工作作起来。现在我们在这二十多天，我们捉来一百多个共产党员，这就是你给我们造出的麻繁[烦]。最近共产党中央又决定送你去苏联治肺病。好家伙，幸亏我们把你捉住了。不然，你去苏联把肺病治好后回来，又不知道要作出多少危害国家的事了。你想这样的情形，你还狡猾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员，又不叛变共产党。你想我们不处你死刑还有何话说？你再想一下吧，你死了，顶多共产党在《红旗》上给你登载一指宽的一条追悼你的两句话而已。”
他一气说完时，我立即坚决的答说：“你所说的话，我莫名其妙。我根本不懂是怎么一回事。你既决心要处我死刑，那就处我死刑好了。我别的没有话说。”
我说完时，北方口音的那个法官又接着说：“我们也知道你肺病过重，医治不好。你愿意教我们处你死刑。但你们北平市的同志说，你简直是北平市共产党的圣人（这大约是讥诮我的意思），我们费了好久的功夫，用了好大的力量才把你捉来，我们要教你慢慢的受够罪再死。立即枪毙了你，太便宜痛快你了。你以为你坚决不叛变共产党是你的光荣，但我们要教你作一个死叛徒，教你光荣不成。”
他说完我立即回答说：“论理说，世界上没有愿意教别人把自己判处死刑的人。但处在这种坏的政治环境之下，我只有让你们判处死刑了。至于教我作一个死叛徒的话，那是你们想出的无耻办法。我根本不是个共产党员，自然根本谈不到叛变共产党。你们要处我死刑就处我死刑好了，我死了你们不论给我作出任何卑鄙龌龊的事，那责任是要由你们负的，我是丝毫没有责任可负的。你们也丝毫的侮辱不了我的光荣。我现在再没有别的话说，就请你处我死刑好了。我是只有一死而已。”
我说完后，他们两个法官又面对面寻思一会。广东口音的那个法官又问我说：“那么你是决心要为共产党死去了？”
我立即答说：“是的。”
我答完后，他们两个法官又都说了一声“可惜你”，说完就去了。
审问时也没有给我受刑。这样第一次审问就完了。总共大约审问了一小时余。
在隔堂屋子里囚押的蒙仲穆，因为他们也知道他和党没有关系，只是和我是朋友在一块养病的关系。他们连问他都没问就走了。
此时我即回想，两个法官审我时说到有在这二十多天捕到一百余同志的话，这已证明北平市委是遭了大破坏无疑。两个法官又说到中央批准我去苏联医肺病的话，这证明是市委书记王子青（外号叫黑娃，河北省磁县人，在市委改姓徐）亦被捕叛党无疑。因为我要求中央准我去苏联医肺病的信，是密写后交市委组织部长朱国藩[4]转王，由王带到天津交省委转交中央的。中央准许的回信也是河北省委密写的，由河北省委转交王洗出后，由王又密封于信封内交朱转交我的。市委之中知中央准许我去苏联医肺病者只王一人。至于审问我的法官又说到我夺取张慕陶的抗日互助会的事，这也是确有的事。当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我在香山养肺病时，特委的人去香山看我去时候对我说及张慕陶与王霖由张垣回来后，被党决定永远开除党籍。他们两个人由张垣回到北平（还没被党决定开除党籍时），在北平组织了一个“抗日互助会”，很有些群众（现在还受张、王的影响）。省委想把它夺取回来，只是和该会的几个干部分子谈过几次，没有得到什么效果。我问他该会的干部分子都是谁？他说就是蔡子伟、张鸿义、董瑞基等人。我即答说：“这几个人我都很知道，我想我去北平和他们谈一谈，或许有效。”他说：“那更好。你这几天就去好了。”我说：“我去时请你转告省委，要省委派一个同志同着我去帮忙谈，我想效力更大些”。他答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