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

作者: 王中平

王中平,重庆人。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火花》等。

从我走出村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异乡漂泊。

一九八八年后,我再没有上学读书。

我的姐夫是泥瓦工,母亲看见我整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就让我跟姐夫打杂,学泥瓦工。姐夫是一个慢性子的人,而我性子急,与姐夫一起做事老是合不来,跟他学了一个多月,他就丢下我一个人去了昆明。

我再一次待在家里,姐姐看到有些着急,写信给姐夫,让我去他那里,姐夫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让我从此踏上了一条背井离乡的打工之路。

与我同去昆明的还有好几个人,大多数不认识,只有勤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遗憾的是也没有考上大学。其中一个人是我们的包工头,我们一路都听从他的安排,如买票、吃饭、住宿等,这让初次出远门的我省了很多事。这包工头已出去做事好几年了,在我们这些人中间算得上老江湖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他竟让我们差点到不了目的地。

这是我们上火车才知道的事。当我们上了火车,寻找到自己的座位,刚坐下不到两分钟,就有人来了。他们说这座位是他们的,并拿出了相同的火车票,说我们的车票是假的。我们一时蒙了,包工头偷偷告诉我们,火车票是他在黄牛那里买的,最好别闹,我们只好把座位让了出来。人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站着,当火车出了贵州进入云南的地界时,车上的人少了,这也是深夜时分,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了下来,不知不觉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碰了我一下,第二天早晨掏钱吃早饭时,发现钱没有了。我一时慌了,勤急忙过来安慰我,并主动借我十元钱,让我顺利到了昆明,找到了姐夫。

到了昆明,我跟勤成为最好的朋友,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到处逛,但大多数时间是在工地上忙碌。我们的建筑队是给一所大学修学生宿舍,我去的时候大楼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只剩下粉墙、打地平之类的活。我上班的第一天干了二十四小时才收工,是打地平,只要一开工,就要把整层楼的地平打完才能收工。浇混凝土要穿统靴,而我穿的是半胶鞋,没有人告诉我,包括我的姐夫,混凝土很容易钻进鞋里,一天一夜下来,鞋里全是混凝土,脚被磨破了,根本走不了。

楼顶的混凝土是最后浇的,当我从塔吊上推出一车混凝土时,差点从楼上摔了下来,过后才有些后怕,要是真摔下楼,可就惨了。

当我每天穿着肮脏的衣服,扛着铁锹,拖着疲惫的身体,穿行在熙熙攘攘的大学生之中时,才感觉,读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我很羡慕那些大学生们,放弃读书,是我干的最愚蠢的事,并且深深明白,今生,我再也与读书无缘。

在昆明,我只待了三个月就回家了。那时临近春节,姐夫想家了,我也想回去。临走时,我在姐夫那里领到了第一笔工资,五十元钱。这五十元钱,还不够来回的车费。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遥远的地方,通过打工的方式,获得的第一笔收入。

在这三个月里,遇到两件有意思的事。一件是,我到昆明的第二天,去买日用品,我不敢去大的商场,选了一个看上去跟家乡供销社类似的商店。售货员是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我用方言跟她讲要买什么,说了半天,她也不知道我要买啥。我急了,情急之下,我手指柜台里的商品,像打哑语一样,才完成采购。另一件事是,工地在学校,这里有一个补鞋的师傅,我们都称他为老乡,无事时,我们都喜欢在他那里耍。这个师傅有一个妹妹,也在昆明。一天,我姐夫对那师傅说,让他妹妹做我的女朋友。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谈到情事,那时却根本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也许是人太年轻,太单纯,临走,也没有见到那个姑娘长什么模样。

我离开昆明后,勤没走,留在了那里。我们再没有见面,也从此再没有消息,直到几年前,在我返城时,在街上的车站碰到了他。时光过去了三十多年,我们都被岁月无情地改变了容颜,几乎已认不出来,也找不到什么话题可说。

一九九零年,我在老家做小本生意,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是媒人介绍的。我家兄弟姐妹多,我最小,他们都已成家。到我这里,房子只剩下最后一间土墙房和一间快要垮掉的灶屋。我和父母都挤在这狭窄的空间里,要想成家,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我再一次选择外出,去哪里呢?只能去我四哥那里,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别无选择。他在湖北荆门已有半年,具体做什么,不清楚,挣不挣钱,更是不晓得。一切都是未知数,为了改变现状,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这一次,同我一起去的没有别人,只有我的未婚妻。从此,她与我一起奔波在打工路上,如候鸟一样南来北往,再没有分离。

去荆门,要在万州乘船。我们一路欣赏沿途的风景,三峡壮美的风光让我们高兴不已。在宜昌下船已是凌晨,刚上岸,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来抢我们的包,强行让我们去他那里住宿。我们有些害怕,拼命夺回行李,往候船室里跑去。在候船室,我们坐了半夜,第二天天亮,买了去荆门的汽车票。

我们的到来让四哥有些意外,这里根本没有女人能做的工作,就连我也有些做不下来,只能咬牙坚持。那是一个火车站货场,周围十分荒僻,我们住在废弃的仓库里。我们的包工头承包了货场的装卸工作,货物一般是木头、煤炭、粮食等,卸货还好一点,装货一般是稻谷,一麻袋一般有两百多斤重,我身体单薄,根本扛不起。可供装卸的货物比较少,有时几天没有事干,我们就去附近的碎石场打碎石。在货场干了几个月,包工头一直不发工资,只支付一点生活费。天气逐渐转凉,我们没有钱添加衣服,有了离开的想法。而包工头的一句话,让我感到了危险正在逼近,迫使我们最终选择了离开。

我们走了以后,其他的人都走了。四哥去了重庆。我选择了去福建。

选择去福建,主要是听姐夫说,那里有他们村里的人,并且沿海厂多,应该好找工作。我想到上两次出门在路途中遇到的事,心想这次一定要多约几个人。最后也只有四人,除了姐夫,还有堂妹。我堂哥也在福建,实在找不到事做,就打算去他那里。我们说好了正月初九出门,姐夫一直拖拖拉拉,直到旧历的二月二十三才走。想到坐火车的人多,不好买票,经过商量,决定坐船去武汉,再坐火车去福州。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坐船的人的确少,而武昌火车站却人山人海。我们在那里等了三天才买到火车票,进站以后更让我们惊呆了,人太多,简直无法形容。我与未婚妻差点走散了。我们随着汹涌的人流,涌向车门,但车门太拥挤,根本挤不上去,看见有人翻车窗,我把未婚妻也从车窗使劲推了进去,再把行李递给她时,火车已开始鸣笛,缓缓启动。车门上挤满了人,上不了,我飞快往后跑过几节车厢,从人较少的车门拼命挤了上去。车内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厕所、过道都站满了人,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她带着行李,与我隔了好几节车厢,不知道她情况如何,我有些担心,打算去找她。当我用了两个小时找到她时,她看见我那一刻,哭了,眼里满是惶恐,以为我没能上车,把她独自推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到了目的地泉州,我与姐夫就分开了,他留在了那里,我们三人去找堂哥。

堂哥在惠安,信中说他在一家石材厂。到达惠安已是下午,信上的地址是一个村子,估计路还远,我们赶紧赶路。到达村里时天快黑了,问村里的人石材厂怎么走,都说不知道。我们有点傻眼了,十分焦急,如果在天黑之前找不到堂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两名女子怎么办?夜幕逐渐笼罩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当我们快要崩溃时,看见前面有房子,房子里亮着灯火,我们快步朝那里跑去,走近一看,看到了堂哥。谢天谢地,我悬着的心一下放下了。

太累了,吃过晚饭我就沉沉地睡去,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我走出房间,环顾四周,才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厂,是村里的收割点,坝子很大,还晒着农产品。坝子的一角堆着一堆圆圆的石头,堂哥指着那堆石头说,那是原材料,我们的工作就是把那一个个圆圆的石头加工成石钵。在我们没有到来之前,这里只有两个人,堂哥和海儿,他们是老板从泉州叫来的。老板叫海军,很少见他来“厂”里,只有卖石钵的时候才会出现。

这里很自由和散漫。堂哥和海儿每天总是睡到自然醒,做事也漫不经心,想干就干,不想干就玩。我经常看见他俩坐在坝子上晒太阳,他俩给我的感觉是,不是来挣钱的,倒像是两个从远处来的僧侣,在这远离都市的地方,在这青山绿水之间,度化自己的心灵。

这个地方的确很美,一条小溪绕村流过,水清澈见底,能看见鱼儿在水里游动。这里的妇女着装也很好看,她们都头披花头巾,戴金色斗笠,上穿湖蓝色斜襟短衫,下着宽大黑裤。头巾的花大多是小朵的蓝色花,衬以白底,显得活泼、亮丽;头巾紧捂双颊,只露眉眼和嘴鼻,衬出女人的含蓄和恬静之美。

当地的小孩都叫我们“阿沙娃”——外来人的意思。我们的年龄也不大,无事时就与这些小孩打闹。我的未婚妻与堂妹住在老板的姐姐家,离我们只有一条田埂远。她家有一女儿,比我们小几岁,很美丽,很清纯,最喜欢跟我们玩,她拿出好吃的给我们吃,还带我们爬上她家的龙眼树摘龙眼。

我也跟着散漫起来,忘记了从遥远的家乡来这里的初衷,没事的时候就和未婚妻到处转悠,徜徉在山水之间。这里仿佛成了我们的伊甸园,我喜欢坐石头上看她在溪水中洗衣服,有时我还会跳进溪水中游泳。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对江西夫妇的到来,打破了这看似平静的生活。

这对江西夫妇是老板从泉州请回来的,他们还带有一个小孩。老板把他们单独安排在一个较大的房间,看上去挺照顾他们的。自从这对夫妇到来以后,老板来得勤了,我们没有发现异样,而这对夫妇早已感觉不对。一天,这对夫妇不辞而别,没走出去多远,就被老板带人追了回来。老板当着大家的面,把那男的打了,这对江西夫妇只好被逼迫留了下来。事后听那男的讲,老板喜欢大屁股的女人,他的老婆屁股大,老板想霸占。其实,我早听说老板不是什么正经之人,他经常与当地的混混在一起,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他与这里的美丽,与他侄女的清纯,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的工资老板从未发过,只零散给点生活费。通过这件事,我们也感到这里不宜久留,决定逃离,远离这是非之地。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约定逃跑。凌晨,这个美丽的山村一片沉寂,只有偶尔的犬吠打破宁静。我提前在龙眼树下等我未婚妻和堂妹,零点一过,她们就提着行李出来了,我带着她们往村外跑去。我们的脚步很轻,即使这样,在这样的夜晚,脚步声还是异常清晰。我们十分害怕有人从后面追来,把我们抓回去。那种惶恐与不安,让我今生难忘。跑了大概十里路,我们在路边的灌木丛中躲了起来,等堂哥和海儿。不一会,他们到了,我们一起朝县城跑去。我们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这样老板就追不上我们。天亮时,离县城还有一半的路程,我们不敢走了。白天,容易被老板发现,我们躲进路边的坟地里休息。天黑后,我们才走到县城,乘坐夜班车去泉州。

当坐上开往泉州的班车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只有选择逃离,大家平安就行,什么工资,什么对与错,都没有去考虑。在那时,也不知道该找谁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安危。而那一对可怜的江西夫妇和孩子,最后怎么样了不得而知,唯愿他们平安,没有经受折磨。

我们最终在晋江磁灶镇落了脚。在那里,堂哥认识很多老乡。我对磁灶寄予了厚望,而磁灶并没有热情接纳我们,我在那里经历了找工作的万分艰难。

磁灶遍地都是厂,大多数是陶瓷厂,其次是石材厂,按理说好找工作,但各个地方涌来的人,让这个小小的地方不堪重负。有人感叹,找一个工作比上月球还难。

我们开始的时候分别寄住在各个老乡那里,而他们都是住的厂里的宿舍。如果被老板发现,会有被炒鱿鱼的风险。我们不敢久留,最后租住在一户当地居民家里,开始了漫长的找工作时光。我们每天早出晚归,一个厂一个厂挨着问要不要人,但都失望而归。找工作看不到希望,但我们都没有想到要回去。不是不想家,是感觉没有脸回去。还有,我们已没有回去的路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我和未婚妻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过着流浪般的生活,开始实在饿得不行,就去老乡那里蹭饭。一次去她同学那里,同学有点不高兴,说了很多教育我们的话。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蹭过饭。有一次我们已有两天没吃饭了,中午时分,我俩走到路边的一家餐馆,想找水喝,并歇一口气。刚坐下来,一个人请我们去上一拖拉机废瓷砖,花了我们整整两个小时。正值中午,南方气温高,上完这车瓷砖,我喝了整整两瓢水。最后我们挣了十元钱,花了五元吃了一顿饭,还剩五元,心想明天暂时不会挨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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