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城记

刘爱玲，女，陕西铜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山东文学》《安徽文学》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把天堂带回家》、中篇小说集《上王村的马六》。曾获梁斌小说奖、柳青文学奖。

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明·于谦《咏煤炭》

一

院子里的大雪下了一尺多厚，平展展像铺了一地的棉花糖，连鸡也躲在窝里不出来踩一个竹叶印。父亲在窑屋里生着连着炕的炉子，加进煤块。父亲盘的炕炉子，烟道畅通，几乎没有煤烟在屋子里弥漫，全部随着烟道抽到了外面。随着跳跃的火苗，坐在炕上的我，感到火口的那片土炕也渐渐热了起来。刚生着的火，火苗极易发出呼呼的笑声，每当听到这种笑声，正在忙碌着的母亲就很开心，总要说一句，有啥喜事了，火都报喜哩！

那是我清贫的童年里极为温馨的一幕。一家人其乐融融地挤在一间窑屋里说着什么，炉膛里的火红了，煤块燃成了灰烬，父亲拿起那只端煤的破脸盆，到院子里去，端回一盆用黄土和面煤和在一起做成的煤饼。煤饼填进炉膛，不像纯煤那样燃得激烈，蓝色的火焰如酒精灯般，煤饼慢慢变红，依然把源源不断的热量传送到窑屋的每一个角落。

我曾无数次盯着燃烧的煤块问父亲，煤是怎么来的？父亲说，老辈人不叫煤，叫炭，炭都藏在地下，是挖出来的。在父亲的引导下，我已经认识了哪种炭耐燃，火硬，能烧好几火；哪种炭像柴，一火就变成了白灰；哪种炭里边有“硫”，燃起来呛人；哪种炭是“矸”，拿在手里比普通的炭沉，很难引燃，但只要一燃着，就能成几个小时地燃下去，还没有烟。燃一火的炭颜色黑，炭质也软，炭锤不用力就砸开了；能燃好几火的炭烟少，也难砸；呛人的那种炭，打眼一看，就能分辨，里面夹杂有土黄色的东西，我父亲称之为：硫。

父亲还告诉我，在他的老家，有一家财东，门上挂着块匾，是炭晶石的。我没见过炭晶石，不知道它是怎样的“黑晶晶亮”。

许多年后，在铜煤文化展览馆，见到那些我熟悉的煤，被陈列在柜子里，那些煤晶石制品，乌黑、亮丽，如同宝石。解说员说，铜川的煤大约生成于上古生代时期的造山运动，有焦煤、瘦煤、长焰煤和不粘煤四个品种。东区属石炭二叠纪煤田，北区属侏罗纪煤田。二叠纪煤田以瘦煤、贫煤为主，焦煤少。侏罗纪煤田属低变质烟煤，一般为低灰、低硫，不粘结或弱粘结长焰动力煤。而我的眼前，却是绵绵不绝的阔大森林，那些飞禽走兽，那些鸟语花香，它们于地下，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王国，它们的生命，以火的形式，与今天的人们，对话。

二

《山海经》中，称煤为石涅，魏、晋时称煤为石墨或石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首次使用“煤”这一名称。希腊和古罗马是用煤较早的国家，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在公元前约300年著有《石史》，其中记载有煤的性质和产地；古罗马大约在2000年前已开始用煤加热。

在铜川，说到煤，绕不过一个人——赵国宾。

赵国宾（1899—1934），字次庭，陕西蓝田人。民国三年（1914）入省立第三中学。同年，清华学校招幼年生，赵国宾以陕西参考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中等科课业修完之后，于民国七年（1918）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科，攻读冶金采矿专业。民国十五年（1926）4月，赵国宾被陕西省实业厅调回西安，荐任技正。后又调南京，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他曾多次赴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等地调查岩矿。民国十七年（1928）11月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10月，他两次回陕，主持了对渭北地质矿产的最早调查。第一次，他由西而东，调查淳化、栒邑（今旬邑）、耀县、同官、白水、澄城、蒲城、富平等县，并测绘了1：40万的地质图，写出了《陕西泾洛两河下游间之地质》。第二次，去的是合阳和韩城，重点调查煤田地质，测绘了1：50万地质图，撰写《陕西梁山尾闾地质矿产及启发龙门山煤矿与石灰之设计》。通过这两次调查，赵国宾先生对陕西渭北的地层，自下而上做出了科学的划分，对区域内的矿藏及其成因作了科学的论证。对于“东起龙门，西抵陇山，南迄耀县，北至宜君东西六七百里，南北凡二百余里，俨然一黑布腰带，束于陕西省境之中部”的渭北大煤田，他更是给以特别的关注，将其喻为“襟山带河束黑布”——这是渭北“黑腰带”的最早文字记载。

而在耀县，1928年，我的父亲刚刚7岁，作为孩子王，正是上高沿低淘神费劲的年纪，整天在耀县城里带一群光屁股娃娃疯跑。在他的叙述里，那种被叫做炭的东西，装在口袋里，早上城门一开，拉着骡子马的脚力们已经从各个小煤窑驮着炭进城门了。之后，那些脚力们沿街叫卖：倒炭哩！谁要炭哩？不锈（粘）不旺不要钱！

能买得起炭的都是有钱人家。家里的主妇或佣人，持一柄煤铲出门，在脚力的口袋里撮了一铲到灶屋试烧，撮时专挑面煤，为的是看有没有粘结，再一个看火焰。那种一被点燃就冒出长长蓝色火焰，并能粘结到一处的炭总是很好卖出去。所以，耀县周围几个产粘结煤的小煤窑，总是在半夜就挤满了穿着补丁衣服身子缩作一团的脚力们。

194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冷风带起乡路上的衰草枯叶，发出阵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腰岘弯村人常扔死孩子的那个路口，坟地的那棵柏树上，突然传来猫头鹰冷冷的叫声，惊得一个打瞌睡的男孩猛地睁开了眼睛，黑暗中，他手里牵着的牲口无端打了几个响鼻儿，引得队列里的骡子马们一阵骚动。这一年，我舅舅刚刚十二岁，已是第二年跟着村人走这条路了。为了挣他上私塾的费用，还想要一件新棉袄，他拉着自家耕地的毛驴，跟着村上的大人，半夜鸡还没叫，就从演池乡鸭口村出发，到私人炭窠（小煤窑）装炭，拉到耀县城门口时，天还没亮。我舅舅怀里揣的粗布帕子里，是我外婆做的两个糜面页页。这种馍一凉，砖头一样硬，咬一口一个白牙印，吃多了胃泛酸水。而对于城门口卖锅盔的小贩筐子里刚出锅的锅盔的焦香，他只有看一眼深吸几口气闻闻味儿的份。一个冬天下来，我舅舅能挣两个现大洋，手脚上却冻疮摞着冻疮，半下午回家躺到炕上，暖冻成冰块的身子，一身的痛痒难忍。

铜川处于渭北黑腰带上，矿产资源丰富，似乎随便一掏，便有源源不断的煤炭露出头来，可是，能烧得起炭的人家毕竟是少数。然而上天眷顾，炭，是那个年代上天能给人的一丝亮光，一星温暖。

三

2013年，我们单位集体去银川学习交流，回程，过六盘山，车子暂停一小镇。正是十月下旬，铜川天气刚进入一年之中最舒适的日子，固原却已经穿起棉线厚毛衣。我们停的那个小镇，不长的一条街道，大部分是平房，想买点土特产，却没几家开门的。正踌躇间，迎面过来一戴着小白帽的路人，男性，个子不高，四五十岁的样子，面相和善。我们向他打听这里的特产，他表现出迷惑的样子，然后手一举，一袋雪白的馒头就冲进我们的眼睛里来。几分钟后，在小街的尽头，找到了那家热气腾腾的馒头铺，几个中年男女在雾气蒸腾的案板前揉面，靠墙的地上放了一排两两扣起的大洗衣盆，里面隐约可见发得暄软的酵面。不一会儿，我们每人手里都有了一袋或馒头花卷或枣馍的吃食。此馒头正是用那老酵面纯手工制作，白亮中透着粮食的精细，咬一口唇齿生香，筋道有嚼劲，是好多年都没有吃到过的麦子纯正的香味。站在固原小镇的街头，大家一口一口吃着馒头，吃着熟悉的记忆里的味道。我环视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就在咬下一口馒头咀嚼的当儿，忽然地，就想起了他们。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内矛盾重重，内忧外患集于一体。1939至1941年间，就在我脚下的这块土地上，聚居在海原与固原两县的回族农民，一共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史称海固农民暴动。那年，罗老六已经有了五个孩子，一年到头背都直不起来地劳作，但恶劣的气候环境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让这老实的一家填饱肚子。所以，农民暴动时，血气方刚的他也参加了，却在一次激烈的交锋中饮弹身亡，留下老婆田氏与一窝孩子。国民党的镇压开始，田氏带着二男三女五个孩子逃了出来，想捡条活命。

此时他们最小的女儿刚刚一岁，还不会走路，抱在怀里吃奶。老大是男娃，年方十三；老二老三是女娃，一个十岁，一个八岁；老四是儿子，时年五岁；老小就是小五子，还没正式起名字。这一家老小跟着浩浩荡荡的逃难队伍，从固原出发，一路向着东南方向，路上历尽艰辛。不幸的是，母亲田氏在一次外出讨要时再也没有回来。几个孩子在原地等了五天，依然无果，被迫随着难民，走一步算一步，希望他们的母亲能撵上他们。

许多年后，当年老四的老婆，我叫四妈的邻居说到这里时，总不忘感叹一句，人是个苦虫，前去的路黑着哩！五个娃，相背相扶，不知道前路在哪里，不知道，有怎样的祸福在等着他们。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来到了耀县地界。在难民眼里，这里是个富庶之地，很多人看到一片荒坡地半截烂窑就落下脚来。但这几个孩子，毫无生存能力，不分开就得饿死。大哥无奈之下，听从众人劝说，给十岁的大妹在一个村子找了个人家嫁了。大妹是带着小五留下的。走的时候，大哥说，我一安顿好就来找你。然后他带着二妹及四弟继续往北，因为他听说，北边有炭窠，要掏窑的苦力。来到王益区某村，他又一次在无奈中做出决定，把二妹留给了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同样留下的是四弟。告别的时候，年仅十三岁的他，拉着弟妹的手，说，哥给咱挣钱去，挣下钱就来寻你俩。你俩都要好好的，在人家屋里，要勤快长眼色、听话。他是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离开的。大哥跟着难民继续走，到炭窠去了。他去的地方，几十年后，人们叫那炭窠为：霸王窑。

据《同官县志·矿业志》记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王石凹陈家河老虎沟复兴煤矿公司已是有二百余年开采历史的老窑。此窑管理混乱残暴而缺乏人性，窑主把头用暴力抓骗劳力与童工到窑上，不付分文工钱，还强迫窑工干大班窑，一年三班倒，窑工一下井就是四个月不得升井见太阳。因担心窑工们逃跑，还把他们关进“高窑”。更是把在井下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窑工扔进“晾尸洞”，形成了惨不忍睹的万人坑，因而得名“霸王窑”。

有一句谚语后来流传甚广：“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说的就是这里。那时候，人们说起炭窠掏窑的，都说是埋了没死的活死人。窑工掏下的煤炭装在柳条筐里，挂在苦力的脖子上，头上一盏鸡娃灯，昏黄的光线照着脸前手掌大的一片地方。洞子小，地下热，窑工们常年光着身子，一步步地往出爬。十三岁的大哥先还有一两次消息回来，一年半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过了好几年，才有人说死到窑下了。

嫁到耀县某村的大姐与嫁到王益某村的二妹，相互思念，但彼此都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十来年后，才从当年的难民口中偶尔得到消息，开始相互走动。

四弟后来成了我家的邻居，他娶的媳妇我叫四妈。小时候常从四妈嘴里听那悲惨的故事，每每听得热泪盈眶。2013年那个傍晚，站在固原的街头，我心里一直是四弟兄妹，是十三岁大哥的身影，瘦小、无奈。他把四个弟妹留在了耀县和王益讨活命，却没留下地址，他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挣了钱姊妹团聚。他一定是满怀希望走的，却像他头顶的那盏鸡娃灯一样，熄灭在了霸王窑的万人坑里。

2022年7月30日，我在铜煤文化展览馆看到了霸王窑的图片，那有着累累白骨的万人坑，骷髅头上，那空洞的眼窝，仿佛无言的诉说，控诉着曾经惨绝人寰的日子。在实物展柜里，我也看到了那盏常常引燃窑工缠头布，灯油流出来流得窑工满脸都是的鸡娃灯。看到了那条恶毒的把头用来惩戒窑工苦力的牛皮鞭子。鞭身由细牛皮编织而成，缝隙里的煤灰让它有了斑驳花纹，拔河的麻绳那么粗，听说打人时鞭梢还会拴一枚铜钱。此刻它的样子像一条盘踞的丑陋的死蛇。

四弟早逝，邻居四妈也在二十年前去世。四妈的女儿云姐在铜川开枝散叶，每年率领着她的儿孙们祭祖，都要在门前的十字路口画个圈烧纸，召唤她的大伯来拾钱。大姑二姑联系上之后，他们常常走动，至于小五子，在十八岁那年也得病去世了，能肯定的是，固原五兄妹逃荒出来后再也没能回去过。之前是穷，后来是不知道回哪儿，去找谁。

他们的根，被那一场并不是意外的意外，从固原的乡下彻底拔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