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教育家高诚斋的曲折人生

一

高诚斋，名克明，以字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出生在米脂县高宏寺沟。高诚斋出生时，京城等地已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偏远的陕北高原，一切依然遵循旧例运转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到八岁左右就被送到私塾。

高诚斋出生的第二年，清廷就宣布废除科举，力兴新学，陕北的新学出现则很晚，陕北文化最先进发达的米脂县，直到1913年，才由东区区长李鼎铭，利用临水寺的庙宇和210亩庙产地，在陈岔村创办了米脂农村第一所实行新式教育的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小学，并兼任校长。高诚斋11岁时，来到离家十多里的觉民小学就读。当时，李鼎铭的表弟、与高诚斋同岁的杜聿明也在这里就读。几年后，李鼎铭在家乡桃花峁又创办了一所高等小学，高诚斋随之来到桃花峁高小继续就读。

其时，正值民国政府出台“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决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本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各地开明士绅希望改良沿袭千年的私塾教育，“教育方案”的出台，使他们认识到，指望政府兴办新学已然不可能。为了给家族和地方培养有用人才，依靠民间力量办学是唯一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鼎铭先生接连办起了两所小学。

也正是基于这一朝野共识，当时陕北唯一的中学，（榆林）道立陕北中学的办学经费，在“教育方案”出台后的次年，也就是1915年开始，由陕北23县共同承担，并且面向各县高等小学招生，从而为榆林中学扩大了生源，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校名也改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几年后，杜丕功（字斌丞）接任校长，力除陈规，锐意革新，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榆林中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杜斌丞比高诚斋大16岁，也是米脂人，1913年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17年一毕业，就被陕西督学袁刚聘任为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杜斌丞回陕北的目的，是希望能“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担任榆中校长后，杜斌丞聘请当时在陕北很有影响的杜斗垣、李鼎铭等执教。不久又增设新课，大力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在校内树立起民主、科学、自由、学术的旗帜。一时间，榆林中学成为陕北新思想、新文化的中枢。

1921年春，17岁的高诚斋考入榆林中学戊班。榆中当时是四年制，高诚斋进校时，1917年进校的甲班和乙班学生还没有毕业。夏天，这两个班的52名毕业同学中，有18人考入北京等地的大学，其中有后来著名的教育家马汝楫（字济川）、杜成业（字立亭）等人，另有7人考入各军事学校，其余的都在陕北各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高诚斋暗下决心，自己也要考到北京去。四年以后，他果然如愿以偿。

高诚斋毕业那年冬天，榆林中学刊印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同学录》，共收入1917年到1925年间在校的619名师生的名字。高诚斋同班同学中，后来最为著名的是曹崇本（字立如），也就是后来在陕甘宁边区赫赫有名的曹力如。1949年，曹力如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敦促国民党第22军达成和平解放榆林的协议，旋即担任榆林军管会主任，为榆林免遭战火涂炭立下功勋。曹力如的同桌是史唯然，1925年由谢子长、李象九介绍入党，1927年春介绍高岗入党。同班同学中后来成为西北党史著名人物的还有杜润滋、杨国栋、赵耀先、杨怀瑛、杜守智、曹必达等。比高诚斋高一级的丁班里，则有同为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字光亭）和阎奎耀（字映璧，开国中将阎揆要）。比高诚斋低一级的己班里，则有后来的西北革命领袖、黄埔四期的刘景桂（字子丹），即刘志丹。

高诚斋进校不久，由陕北23个县代表队参加的第一届陕北联合运动会在榆林中学大操场举行。这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运动会，有300多人参加，跳高、跳远、足球、网球等许多项目都是第一次出现在陕北。耳目一新的运动会让刚刚从陕北各县来到榆林的新生们大开眼界。

五天的运动会一眨眼就过去了，新生们的激动和兴奋却并没有立即褪去。杜斌丞校长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倡导的以塑造学生“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性格为目标的做法，令他们感受良深、获益匪浅。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高度重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

杜斌丞先后从北京请来魏野畴、王森然、李子洲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到榆林中学任教。

在各科的学习之中，高诚斋对数学情有独钟。这得益于李鼎铭先生。李鼎铭除了国文，数学也教得非常好。到了榆林中学，数学老师扎实的功底和新颖的表达，再次激发了高诚斋对数学的兴趣和热情。

榆林有句老话，“榆林人教数学者自晴轩始”。这里的“晴轩”，是1915年至1916年间曾任榆林中学校长的高晴轩。高晴轩和李鼎铭一样自幼攻读旧学，在学习近代科学后，他特别擅长数学，曾担任榆林中学的数学教习。高诚斋进校时，高晴轩已辞去公职，居家教子，但是榆中的数学教学力量依然比较强。当时，著名的数学家高普峰因病回到榆林，也在榆中兼任数学教员。高普峰早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又去日本京都大学专攻数学，是当时国内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教育家，曾任陕西高等学堂校长、陕西省政府督学等职，他的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喜爱。1925年，高普峰因病与世长辞。这年10月，高诚斋考入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二

高诚斋考入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两年前还叫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杜斌丞校长就毕业于这里。时间再向前推进一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部才改称为数学系。高诚斋考入大学前后，正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萌芽发展的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算是开启了中国正规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教育的新篇章。

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早年间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现代数学，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数学专业留学生。他在数学课上常常妙语惊人，古文、诗词信手拈来。冯祖荀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给高诚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后来教师生涯中的一个榜样。

1927年夏，民国教育部宣布，北京的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改称京师大学校师范部，学校陷入飘摇动荡之中。

也是在1927年4月，在米脂县社会贤达的倡议和杜斌丞的奔走斡旋下，征得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并报经西安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备案，米脂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成立。这是陕北继榆林中学、省立绥德四师、省立延安四中之后的第四所中学。不久，井岳秀将学校改名为三民第二中学，将榆林中学改为三民第一中学。三民二中初办时，因师资和校舍有限，仅招收50名学生。后来随着师资陆续到位，逐渐发展为五个教学班，其中还有一个女师班。尽管男生女生们不在一起上课，但是其他活动经常在一起，三民二中成为当时陕北仅有的男女生同校的学校。在北京上学的高诚斋，和其他米脂籍在京学生，对三民二中的成立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1927年暑假，高诚斋回到米脂，受邀到三民二中任教。校长杜立亭一年前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思想解放，追求进步，积极接收被迫离开绥德四师和榆林中学的进步学生来校学习，如马文瑞、刘澜涛、常黎夫、朱敏等。为了团结争取进步青年，共产党和共青团都在三民二中建立了组织。据常黎夫后来回忆，高诚斋是学生们公认的讲课最好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他和校长杜立亭不仅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自己也积极参加到党领导的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去。在三民二中教务主任、共产党员刘韶华（字春园，著名作家柳青的胞兄）的介绍下，1927年10月，高诚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陕北正是清涧起义爆发后白色恐怖日趋严峻的时期。

1928年9月，陕北特委决定在米脂县城召开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尚未召开即被敌人破坏，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杜衡、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等被捕，并搜出了记有党、团组织和人员代号的笔记本。与会人员闻讯连夜逃出米脂县城。这就是陕北革命史上有名的“米脂中秋节事件”。

三

米脂中秋节事件爆发后，高诚斋被迫离开米脂，来到北京，于11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复学。当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比高诚斋晚两年从榆中毕业的绥德人霍庆丰（字仲年），1927年受党派遣，到高桂滋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参与了阜阳暴动的准备工作。1928年春暴动失败后，霍仲年也于1929年春天回到北师大复学，负责北京南区党支部的工作。解放后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原政庭，1927年春夏之间，一度担任北师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奉命赴绥远工作，返回北京后党组织已被破坏，自己也被跟踪追捕，只好回到陕西，在省立一中任教，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不久又被捕。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再回北师大复学，并由英语系转入历史系就读。

重回北师大的原政庭、霍仲年和高诚斋志向相投，关系要好，来往频繁。

当时高诚斋和霍仲年都住在厂甸的北师大南高院宿舍。霍仲年、马润之、王朴、张光祖住西排1号，高诚斋住东排13或14号。高诚斋回到北京不久，遇到了一件闹心事。

原来，高诚斋在三民二中执教期间，不光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还遇到了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高丽英。高丽英是米脂城内人，本名杜玉亭，后来被高西园收养，改名高丽英。她追求进步，性格泼辣，1927年在米脂女校上学的时候，曾经和尤祥斋一起率领女校同学，把虐待女儿的高氏揪到街上批斗。高诚斋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三民二中女生班学习。

高诚斋被迫离开米脂时，高丽英毅然跟着高诚斋来到了北京城，住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里。谁也没有想到，高丽英来到北京三个多月后于1929年2月23日傍晚八点多，在电车上散发革命传单时不幸被捕。

历史档案中记载了高丽英被捕的经过：她在“乘第四路电车至太平仓下车时，在司机身后丢下《北京工人代表会告电车公司全体工友》，传单二纸，当由同车人瞥见，疑系高无意遗落，纸上有‘打倒欺骗工友的国民党’字样，当即告宪兵截获，在寓内搜出‘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案大纲等，送平津卫戍总司令部转送河北高等法院北平第一分院侦讯。”

在高丽英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还誊抄着这样的歌词：“樵楼初鼓咚，革命正发生，列宁一声唤，孙文就响应，他们唤醒民众来革命；樵楼二鼓吹，工人立工会，拿起赤色旗，脱下奴隶衣；国民革命成，再把那世界革命来实行，世界必大同，人人都自由，个个享安宁，吃饭现成米，穿衣一身新，全世界和和气气莫纷争。”

高丽英被捕不久，正在各地考察政情，寻求革命真理的杜斌丞恰好来到北京，住在西河沿燕台旅馆。因为高丽英的叔父和养父都是杜斌丞的好友，高诚斋赶紧找到了杜斌丞，请他设法营救高丽英。当时，北京属于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时任国民党第47军军长的高桂滋是陕北定边人，此时正在北京。因高桂滋和晋系来往密切，杜斌丞找到了高桂滋。

杜斌丞和高桂滋先去了北平公安局，公安局说高丽英案已移交地方法院。他们又找到法院，说在高丽英的住处搜出了地下党的文件和传单，保释是不可能的了。

无奈之下，杜斌丞决定亲自出庭为高丽英辩护。在杜斌丞的努力下，高丽英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

档案记载，敌人审讯时曾有以下的对话：

问：在你住的地方搜出的东西（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案大纲等）是你的吗？

答：是。

问：谁给你的？

答：那是同乡给我的。

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给的？

答：不记得了。

问：他住何处？

答：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住。

问：给你东西的人一定与你有密切的关系，谁叫你办这事（撒传单），说实话对你有好处。

答：我同乡给的，给我以后我并没有看。

审讯进行了很久，高丽英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敌人说她“饰词狡展”。

高丽英入狱后，高诚斋心急如焚。经过榆林中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地下党员杜自生（字润滋）介绍，高诚斋认识了北平第一监狱看守所的女看守、地下党员老曾，与她约定每周三接一次头，了解高丽英的情况，并带一些东西给高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