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早期共产党员、教育家高诚斋的曲折人生
作者: 杨延
一
高诚斋,名克明,以字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出生在米脂县高宏寺沟。高诚斋出生时,京城等地已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但在偏远的陕北高原,一切依然遵循旧例运转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到八岁左右就被送到私塾。
高诚斋出生的第二年,清廷就宣布废除科举,力兴新学,陕北的新学出现则很晚,陕北文化最先进发达的米脂县,直到1913年,才由东区区长李鼎铭,利用临水寺的庙宇和210亩庙产地,在陈岔村创办了米脂农村第一所实行新式教育的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小学,并兼任校长。高诚斋11岁时,来到离家十多里的觉民小学就读。当时,李鼎铭的表弟、与高诚斋同岁的杜聿明也在这里就读。几年后,李鼎铭在家乡桃花峁又创办了一所高等小学,高诚斋随之来到桃花峁高小继续就读。
其时,正值民国政府出台“整理教育方案”(草案),决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本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各地开明士绅希望改良沿袭千年的私塾教育,“教育方案”的出台,使他们认识到,指望政府兴办新学已然不可能。为了给家族和地方培养有用人才,依靠民间力量办学是唯一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鼎铭先生接连办起了两所小学。
也正是基于这一朝野共识,当时陕北唯一的中学,(榆林)道立陕北中学的办学经费,在“教育方案”出台后的次年,也就是1915年开始,由陕北23县共同承担,并且面向各县高等小学招生,从而为榆林中学扩大了生源,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校名也改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几年后,杜丕功(字斌丞)接任校长,力除陈规,锐意革新,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榆林中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
杜斌丞比高诚斋大16岁,也是米脂人,1913年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17年一毕业,就被陕西督学袁刚聘任为榆林中学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杜斌丞回陕北的目的,是希望能“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担任榆中校长后,杜斌丞聘请当时在陕北很有影响的杜斗垣、李鼎铭等执教。不久又增设新课,大力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在校内树立起民主、科学、自由、学术的旗帜。一时间,榆林中学成为陕北新思想、新文化的中枢。
1921年春,17岁的高诚斋考入榆林中学戊班。榆中当时是四年制,高诚斋进校时,1917年进校的甲班和乙班学生还没有毕业。夏天,这两个班的52名毕业同学中,有18人考入北京等地的大学,其中有后来著名的教育家马汝楫(字济川)、杜成业(字立亭)等人,另有7人考入各军事学校,其余的都在陕北各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高诚斋暗下决心,自己也要考到北京去。四年以后,他果然如愿以偿。
高诚斋毕业那年冬天,榆林中学刊印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同学录》,共收入1917年到1925年间在校的619名师生的名字。高诚斋同班同学中,后来最为著名的是曹崇本(字立如),也就是后来在陕甘宁边区赫赫有名的曹力如。1949年,曹力如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敦促国民党第22军达成和平解放榆林的协议,旋即担任榆林军管会主任,为榆林免遭战火涂炭立下功勋。曹力如的同桌是史唯然,1925年由谢子长、李象九介绍入党,1927年春介绍高岗入党。同班同学中后来成为西北党史著名人物的还有杜润滋、杨国栋、赵耀先、杨怀瑛、杜守智、曹必达等。比高诚斋高一级的丁班里,则有同为黄埔一期的杜聿明(字光亭)和阎奎耀(字映璧,开国中将阎揆要)。比高诚斋低一级的己班里,则有后来的西北革命领袖、黄埔四期的刘景桂(字子丹),即刘志丹。
高诚斋进校不久,由陕北23个县代表队参加的第一届陕北联合运动会在榆林中学大操场举行。这是陕北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运动会,有300多人参加,跳高、跳远、足球、网球等许多项目都是第一次出现在陕北。耳目一新的运动会让刚刚从陕北各县来到榆林的新生们大开眼界。
五天的运动会一眨眼就过去了,新生们的激动和兴奋却并没有立即褪去。杜斌丞校长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倡导的以塑造学生“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性格为目标的做法,令他们感受良深、获益匪浅。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高度重视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
杜斌丞先后从北京请来魏野畴、王森然、李子洲等新文化运动健将,到榆林中学任教。
在各科的学习之中,高诚斋对数学情有独钟。这得益于李鼎铭先生。李鼎铭除了国文,数学也教得非常好。到了榆林中学,数学老师扎实的功底和新颖的表达,再次激发了高诚斋对数学的兴趣和热情。
榆林有句老话,“榆林人教数学者自晴轩始”。这里的“晴轩”,是1915年至1916年间曾任榆林中学校长的高晴轩。高晴轩和李鼎铭一样自幼攻读旧学,在学习近代科学后,他特别擅长数学,曾担任榆林中学的数学教习。高诚斋进校时,高晴轩已辞去公职,居家教子,但是榆中的数学教学力量依然比较强。当时,著名的数学家高普峰因病回到榆林,也在榆中兼任数学教员。高普峰早年就读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又去日本京都大学专攻数学,是当时国内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教育家,曾任陕西高等学堂校长、陕西省政府督学等职,他的课深入浅出,深受学生们喜爱。1925年,高普峰因病与世长辞。这年10月,高诚斋考入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二
高诚斋考入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两年前还叫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杜斌丞校长就毕业于这里。时间再向前推进一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数理部才改称为数学系。高诚斋考入大学前后,正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萌芽发展的阶段,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算是开启了中国正规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教育的新篇章。
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早年间曾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现代数学,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数学专业留学生。他在数学课上常常妙语惊人,古文、诗词信手拈来。冯祖荀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式,给高诚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他后来教师生涯中的一个榜样。
1927年夏,民国教育部宣布,北京的九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改称京师大学校师范部,学校陷入飘摇动荡之中。
也是在1927年4月,在米脂县社会贤达的倡议和杜斌丞的奔走斡旋下,征得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并报经西安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备案,米脂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成立。这是陕北继榆林中学、省立绥德四师、省立延安四中之后的第四所中学。不久,井岳秀将学校改名为三民第二中学,将榆林中学改为三民第一中学。三民二中初办时,因师资和校舍有限,仅招收50名学生。后来随着师资陆续到位,逐渐发展为五个教学班,其中还有一个女师班。尽管男生女生们不在一起上课,但是其他活动经常在一起,三民二中成为当时陕北仅有的男女生同校的学校。在北京上学的高诚斋,和其他米脂籍在京学生,对三民二中的成立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1927年暑假,高诚斋回到米脂,受邀到三民二中任教。校长杜立亭一年前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思想解放,追求进步,积极接收被迫离开绥德四师和榆林中学的进步学生来校学习,如马文瑞、刘澜涛、常黎夫、朱敏等。为了团结争取进步青年,共产党和共青团都在三民二中建立了组织。据常黎夫后来回忆,高诚斋是学生们公认的讲课最好的老师,很受学生欢迎,他和校长杜立亭不仅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自己也积极参加到党领导的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去。在三民二中教务主任、共产党员刘韶华(字春园,著名作家柳青的胞兄)的介绍下,1927年10月,高诚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陕北正是清涧起义爆发后白色恐怖日趋严峻的时期。
1928年9月,陕北特委决定在米脂县城召开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尚未召开即被敌人破坏,中共陕北特委书记杜衡、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焦维炽等被捕,并搜出了记有党、团组织和人员代号的笔记本。与会人员闻讯连夜逃出米脂县城。这就是陕北革命史上有名的“米脂中秋节事件”。
三
米脂中秋节事件爆发后,高诚斋被迫离开米脂,来到北京,于11月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复学。当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比高诚斋晚两年从榆中毕业的绥德人霍庆丰(字仲年),1927年受党派遣,到高桂滋部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参与了阜阳暴动的准备工作。1928年春暴动失败后,霍仲年也于1929年春天回到北师大复学,负责北京南区党支部的工作。解放后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原政庭,1927年春夏之间,一度担任北师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奉命赴绥远工作,返回北京后党组织已被破坏,自己也被跟踪追捕,只好回到陕西,在省立一中任教,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不久又被捕。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再回北师大复学,并由英语系转入历史系就读。
重回北师大的原政庭、霍仲年和高诚斋志向相投,关系要好,来往频繁。
当时高诚斋和霍仲年都住在厂甸的北师大南高院宿舍。霍仲年、马润之、王朴、张光祖住西排1号,高诚斋住东排13或14号。高诚斋回到北京不久,遇到了一件闹心事。
原来,高诚斋在三民二中执教期间,不光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还遇到了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高丽英。高丽英是米脂城内人,本名杜玉亭,后来被高西园收养,改名高丽英。她追求进步,性格泼辣,1927年在米脂女校上学的时候,曾经和尤祥斋一起率领女校同学,把虐待女儿的高氏揪到街上批斗。高诚斋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三民二中女生班学习。
高诚斋被迫离开米脂时,高丽英毅然跟着高诚斋来到了北京城,住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里。谁也没有想到,高丽英来到北京三个多月后于1929年2月23日傍晚八点多,在电车上散发革命传单时不幸被捕。
历史档案中记载了高丽英被捕的经过:她在“乘第四路电车至太平仓下车时,在司机身后丢下《北京工人代表会告电车公司全体工友》,传单二纸,当由同车人瞥见,疑系高无意遗落,纸上有‘打倒欺骗工友的国民党’字样,当即告宪兵截获,在寓内搜出‘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案大纲等,送平津卫戍总司令部转送河北高等法院北平第一分院侦讯。”
在高丽英随身携带的日记本上,还誊抄着这样的歌词:“樵楼初鼓咚,革命正发生,列宁一声唤,孙文就响应,他们唤醒民众来革命;樵楼二鼓吹,工人立工会,拿起赤色旗,脱下奴隶衣;国民革命成,再把那世界革命来实行,世界必大同,人人都自由,个个享安宁,吃饭现成米,穿衣一身新,全世界和和气气莫纷争。”
高丽英被捕不久,正在各地考察政情,寻求革命真理的杜斌丞恰好来到北京,住在西河沿燕台旅馆。因为高丽英的叔父和养父都是杜斌丞的好友,高诚斋赶紧找到了杜斌丞,请他设法营救高丽英。当时,北京属于晋系军阀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时任国民党第47军军长的高桂滋是陕北定边人,此时正在北京。因高桂滋和晋系来往密切,杜斌丞找到了高桂滋。
杜斌丞和高桂滋先去了北平公安局,公安局说高丽英案已移交地方法院。他们又找到法院,说在高丽英的住处搜出了地下党的文件和传单,保释是不可能的了。
无奈之下,杜斌丞决定亲自出庭为高丽英辩护。在杜斌丞的努力下,高丽英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
档案记载,敌人审讯时曾有以下的对话:
问:在你住的地方搜出的东西(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案大纲等)是你的吗?
答:是。
问:谁给你的?
答:那是同乡给我的。
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给的?
答:不记得了。
问:他住何处?
答:不知他在什么地方住。
问:给你东西的人一定与你有密切的关系,谁叫你办这事(撒传单),说实话对你有好处。
答:我同乡给的,给我以后我并没有看。
审讯进行了很久,高丽英终于什么也没有说,敌人说她“饰词狡展”。
高丽英入狱后,高诚斋心急如焚。经过榆林中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地下党员杜自生(字润滋)介绍,高诚斋认识了北平第一监狱看守所的女看守、地下党员老曾,与她约定每周三接一次头,了解高丽英的情况,并带一些东西给高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