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文学扫出一条清洁而芬芳的道路

李建军  陕西富县人，文学博士，1983年9月至1986年7月就读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曾任《文学评论》副主编，现为《文学评论》编委，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有专著和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文学的态度》《文学还能更好些吗》《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文学与我们的尊严》《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陈忠实的蝶变》《超越消极写作》《重估俄苏文学》和《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等著作出版。曾获得“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扬子江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双年文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袁广斌：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小时候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建军：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陕西富县的交道塬的校园里出生的。虽然我母亲每隔若干年就会根据有关部门的安排，调动工作，但在交道学校，她竟然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交道塬那地方不错，塬面平坦，阳光明媚，210国道贯穿而过，交通十分方便。

我的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对工作要求很严，对学生充满爱心。我们姐弟几个在母亲的教育和影响下，学习都很刻苦，也养成了喜欢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我跟着母亲，又开始在县城上学。

袁广斌：富县古称鄜州，是个自然资源良好的地方，塬、山、川相间，境内东有洛河、西有葫芦河，物产丰富，森林覆盖率高。富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既有石泓佛寺的精美雕像、宝室佛寺的巨大铜钟，又有飞锣、窗花、熏画、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唐代开始，诗人韦庄、郑玉、罗虬、王邦俊等都在这里写下过诗篇；这里的油糕、饸饹、豆豉、软馍馍、煎豆腐等独具特色，食之令人终生难忘。你走上文学的道路，与鄜州文化艺术的熏陶有没有关系？

李建军：任何人都是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既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也是地理环境的产物。故乡的文化和风物，对一个人的性格和感觉系统，都会产生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南方人不同于北方人，海边的人不同于大山里的人，陕北各县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地域性格。富县文化的地域性特点，就是浑厚和质朴；富县人的性格特点，就是厚道和真诚。诡诈和阴骘的人，刻毒和好斗的人，我在故乡生活的十几年间，很少见到。

袁广斌：您在延安大学上学的时候，学习很刻苦，大部分晚上都是在住宿楼即将关门的时候才回到宿舍的，而且手里总是抱着好几本书。并且，您在大学三年级就考上了研究生，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罕见。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您在延安大学的学习生活状况，以及您过去和现在对延安大学的印象吗？

李建军：我从小学时代开始就喜欢背诗、看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我问语文老师：“将来当作家上什么专业？”老师说：“那你就要上中文系。”所以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很坚定地想着将来要上中文系。延安大学离家乡不太远，不到100公里，可以说是家门口的大学。我第一次踏进大学校门就觉得很亲切、很激动，同时有一种很强烈的神圣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大学原本就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那时的大学，简直就像殿堂一样。

三年大学期间，每天都充实而紧张，都像过节日一样。没有什么烦恼，没有什么令人焦虑的事情，就是一门心思读书。晚上躺在床上，每天记的单词，在大脑里清晰地映现，就像秋天的红叶落下从清澈的水面上漂过一样。学习带来的快乐，那种满满的收获感，是贯穿我整个大学的体验。

那时，我有很多很多的快乐。读过的一些小说，像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还有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等，读完以后走出阅览室，心潮澎湃，心绪难以平复，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像变了，文学带给人的那种巨大的喜悦感和收获感，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和对人生的认知，也让我对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生活、人的命运，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多时候，图书馆关门的时候，走出来望着星空，觉得阅读书籍、杂志，打开的是另外一个神奇的世界。

有一次，我读左琴科的短篇小说选集，很薄的一本册子，因为他是幽默小说家，总是惹得人发笑。我就在阅览室忍不住地笑，笑到最后没法在图书馆待了，因为会影响其他同学，就到图书馆外面去看。后来我还专门在《重估俄苏文学》里写到左琴科那种蓝色的忧郁和幽默的力量。阅读左琴科真是美好的记忆。

当时每一门课的任课老师，比如英语课、政治经济学课老师等，都对我很有帮助，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专业课就更不用讲了，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文艺理论的老师，对我帮助都很大。当然，我觉得影响我个人未来前途和事业发展的主要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陈民旭，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1985年，就是进入大学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9月份刚开学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安排打扫校园卫生，可能是除除草什么的，陈民旭老师就在后面喊住我，说李建军你不是想考研究生吗，那你今年就报吧，虽然是三年级，但可以练练兵，掌握一些考试的规律，毕业时候再考把握就更大一点。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那有什么不可以，你报名，我来给你办手续，你去考就是了。后来，我就提前一年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而且还考上了，这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改变我的命运和人生的非常大的事情。考上以后，因为我只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没有毕业，没有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按说是不能上研究生的。

接下来的一位老师，就是申沛昌校长。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他让教务处等各个部门关照、开绿灯，比如像我们在大学四年级要有教学实习，学校就给我专门安排了教学实习，安排了四年级的课，像元明清文学什么的，而且很快就写论文、打成绩，总之就是大学四年所必须的所有考试科目和实习，全部按照要求完成。最终，我和八二级学生一起毕业，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这在全国高校可能都很少见，这就是我们延安大学对一个学生特殊情况下一路绿灯、照顾支持的结果。这两位老师，在上研究生这件事情上对我帮助非常之大。

延大的校风是认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没有很时髦的、很虚浮的东西，老师认真地教，学生认真地学，对我形成了持久的影响。我受惠于这种风气，始终保持着认认真真的态度和踏踏实实的作风，在以后的生活、学习、研究中，养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不虚应故事，不玩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们上大学时，延安大学的物质条件还是比较落后的。现在，随着延安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整个延大天翻地覆，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新校区，从建筑的风格、质量，到教学、行政、图书馆等其他设施，都非常现代化，跟任何一个一流大学相比都没有什么差距，可以说是一所崭新的大学。

袁广斌：您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评论家，在中国文坛也以敢说真话、敢于批评而著称。我个人认为，您一直以阅读之广泛、知识之精深、观点之犀利、文辞之优美、文气之浪漫、用典之雅致，令人折服。您的作品既有西方语言的抒情色彩，又有古代汉语的准确遣词，处处飘散着浪漫气息，时如小桥细流，娓娓而来，时如风暴怒江，恣意而去，您的论文甚至可以作为普通意义上的散文来阅读。我记得也有论者指出，您的文学批评，诚挚恳切、洞察敏锐、见解精辟，既有勇猛精进的批判锐气，亦有充满智慧的理性思辨；既有宏阔深厚的学养，亦有深沉博大的关怀；既有文本上的咬文嚼字和细致剖析，亦有理论上的摧陷廓清、疏通致远；您视野之开阔，学养之深厚，思虑之精纯，用力之扎实，当代批评家中罕有人匹；您的文学批评，一丝不苟、持论谨严、卓有识见，真正将文学作品本身当成一件极有价值的东西来对待；您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一些批评家的伟大传统和中国的古代文学批评精神熔铸贯通，以人性、道德、伦理、诗意、平等为核心，对当代文学进行了整体性的观照和体味，形成了自己立场鲜明、热情峻切、深邃醇美的批评风格。请您谈一下您的文学观，以及对文学批评的基本认识。

李建军：我曾经做过很多梦，但却从来没有将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当作自己的梦想。我读硕士和博士的专业，都是文艺学。在我看来，文艺学研究更自由，更有趣。事实上，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很重要，而且难度很大。因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文学。研究当代文学意味着巨大的阅读量，意味着你必须关注古今中外的文学。就像上游的水不会受下游的水质影响，而下游的水质必然会受上游的水质影响一样，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完全可以不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但一个研究当代文学的人，却不能不读古代文学作品。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倘不大量阅读当代作品，倘不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现象，那么，他就无法建构起一个开阔的比较视野，他的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也就要大打折扣。当代文学研究的难度，还不在阅读量之大，也不在关注面之广，而在它要求研究者要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和评价能力。对于那些已经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学现象来讲，一切都已定型，且有大量的信息和资料可作依凭，研究者无须面对一部作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是，处于生成过程的当代文学，却面孔模糊，性质不明，很难把握，研究这样的新鲜的文学现象，既考验着研究者的趣味和鉴赏力，也考验着他的人格和德性。你要有过人的勇气，要摆脱人情世故的缠绕。他们就站在你的对面，像笔尖一样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你的嘴巴，看你如何评价他的作品。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文化氛围，消费主义时代的市场逻辑，也微妙地影响着你的态度和感受，干扰着你对作品的基本判断和最终评价。当代文学研究并不是轻松容易的静态研究，而是艰难复杂的动态批评，它所面对的不仅是作品，还有作者。在一个冲突性的对话情景里，求真的批评甚至就意味着对抗，意味着伤害，意味着冒天下之大不韪，意味着成为众矢之的甚至“人民公敌”。

因此，所谓文学批评，也就是对写作、文本阅读及影响写作和阅读的外部条件和主体素质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文化行为，既要以精微细致的感性体验作为起点，又要超越感性的简单与琐屑，达到理性的高度，可以在激情燃烧、我心飞翔的高峰体验中陶醉，但为了获得妥实可靠的判断，又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以便进入一种客观的澄明之境。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行为意味着成熟的思辨能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种在广泛的阅读经验和渊博的知识支持下的复杂判断。它要求批评家具备丰富的阅读积累，因为只有这样，批评家才会拥有开阔的精神视野，才能形成可靠的鉴别能力和可靠的判断能力。

但是，无须讳言，我们的批评风气依然不正常，我们的批评精神依然不成熟，我们的批评意识依然不自觉，我们的批评里依然有太多的庸人气、商人气和市侩习气。很多时候，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是高度“和谐”、皆大欢喜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处于一种异化性的“认同关系”模式。没有不满，没有质疑，没有抗辩，没有拒绝。在掌声和鲜花构成的喜气洋洋的欢乐氛围中，在文学“大奖”的令人目眩的光环下面，那些备受推赏的当代作家感觉良好，飘飘欲飞。他们只有“朋友”，没有“敌人”，于是，他们也只有快乐和停滞，而没有焦虑和进步。他们缺乏真正成熟而严肃的读者，缺乏敢于质疑和坦陈己见的对话者。他们成了一群幸福而又不幸的人，因为他们生活在被人群簇拥的孤独状态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批评家：他有广泛的阅读经验、敏锐的感知力、准确的判断力和自由言说的勇气；他用文学的标准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作品，用道德和信仰的标准判断它是不是伟大的作品，借此，他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作品与金相玉质、内外俱美的作品区别开来；他维护批评的尊严，把通过话语交换从“大师”“兄弟”“朋友”那里得来的名实两乖的“夸赞”，当作文学名利场上令人赧颜的“无耻景象”；他不怕说错话，因为他有勇气修正自己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保持道德上的一贯，而不是思想上的一贯；最后，他清楚地知道，在自己的时代，半生不熟的作品实在太多，他在走近它的时候，就只带显微镜和手术刀，而不带鲜花，就像一个农民在播种的时候，只带犁耙而不带镰刀一样。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我们的批评家极其巧滑地与作家维持着一种互利性的共谋关系，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恬不为怪地进行话语抚摸，互相吹捧，你说我是“大师”，我说你是“天才”；你说我“与时俱进，感受着时代的脉动”，我说你文章写得好，“随便说出来的话，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批评家从作家那里尝到了甜头，作家也从批评家那里捞到了好处，但他们那点可怜的所得，却是以对文学事业的背叛为代价。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学腐败现象，我们亟需那种坦诚、认真、负责任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