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藏

序 章

1987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那年我正值而立，参加特殊工作已经七年了。我经常接到一些特殊的、神秘的任务，早已见怪不惊了。但是这一次我还是多少有一点惊讶。原因很简单，领导的重视程度和慎重程度都升格了。以前，给我布置任务的一般是我们处主任。特别重要的任务，分管的副局长也会召见我，亲自叮嘱几句。可这一次不同，主任只说让我到局长办公室去。我稍微愣怔了一下，到一把手那儿去领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我问：“啥事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主任没有像往常那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任务告诉我，而是板起面孔，很认真也很严肃地说：“我们的工作纪律你不知道吗？这件事，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能乱说。”

从主任的语气和表情来看，他不像是撒谎，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内容是什么。这就让我意识到这次的任务可能比以前的都要重要和特殊。可是，让我更加吃惊的事情接踵而来。

来到局长办公室，局长却并没有给我下达任务，而是看了我一眼，说：“走！”

然后，局长就站起身往外走，我莫名其妙地跟在后面。上了局长的小车后，局长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不敢问。

到了部里，局长直接领我去了主管我们局的钱副部长的办公室。这让我不由得紧张起来。

见了钱副部长，局长把我简单介绍了一下。钱副部长倒是很和蔼，没有像我们局长那样一脸的严肃。他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走吧！”

钱副部长站起身往外走，局长也紧跟着往外走。我赶紧跟上去。

走出办公楼，钱副部长说：“坐我的车吧！”

我想去坐副驾座，可是被局长拦住了，他说：“你和首长坐后边吧！”

我愣了，哪能我坐后边让局长坐副驾座呢？可是，局长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服从了。

车子启动以后，钱副部长说：“小刘，叫你来，是要安排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我赶紧说：“请首长下达命令！”

钱副部长摆了一下手，那意思是不让我说话。我就不再说话，而是静静地听着。

钱副部长说：“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张先生。具体要你干什么，要听他的。你不要问，不要记录，只要听，然后按照张先生的要求去做。这件事，要绝对保密。工作中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你们王局长，也可以直接找我。除了我们俩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钱副部长，很庄重地点了一下头。在钱副部长给我交代任务的过程中，局长坐在副驾座上，纹丝不动，好像根本就没在听钱副部长说话。或者说，他就像是一个局外人，这件事与他毫不相干，他只是陪着我来接受任务。

我不知道这个张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姓张。或许姓王，也可能姓李，还可能姓赵，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或稀奇古怪的姓氏。我啰嗦这一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请读者不要猜测这个人的真实姓氏和身份。当然，为了便于阅读，在后文中我会继续称他为张先生，还会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张宏达”。当然，我必须声明，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的内在含义，甚至也没有任何的指向性，只是随口诌出来的一个名字而已。至于他的籍贯、职务甚至爱好等等，所有的一切，我都进行了一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处理。就像是世界上最难破译的密码一样，都带着层层的伪装。即便你费尽心力，揭开了层层伪装，你看到的仍然不是真相。所以，你就不要枉费心机，不要去搞什么猜测了。只把我说的当作一个故事来看就行了。你一定要坚信：小说家写的无非是“满纸荒唐言”，是当不得真的。

好，言归正传。我跟着钱副部长和王局长一起来到了某宾馆，去了张先生的房间。对张先生的房间，以及张先生的年龄、容貌、口音甚至衣着等等，我不能进行任何描述，以免被人猜测出什么来。我能说的只有一点：张先生是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人。

见到张先生，双方连常见的寒暄也没有。张先生只是站起来，冲钱副部长点了一下头，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摆了一下手，负责为他服务的人都出去了。

钱副部长也没客气，开门见山，用手一指我说：“张老，这是小刘，您安排的任务，可以直接告诉他，由他来独自完成。”

张先生冲我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说出了一个名字：“何霜田。”

我愣了，这个人我从没听说过。

张先生却不再说话，而是定定地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又说：“这个人是我的老乡，早年曾是中统特务，在担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期间，曾经为贵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后来去了南京的国民政府首都反省院当副院长。1949年，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想找这个人。”

又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他可能还活着，他比我小两岁，我还活着，他就有可能还活着。”又沉吟了半晌，像是在斟酌词句，然后又慢吞吞地说：“当然，也可能已经不在了。即便是他不在了，我也要了解他在大陆这些年的所有经历。”

我没有说话，只是很认真地看着他，很认真地听他说话。

他坐在沙发里，显得很疲惫，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又说了一句话，只有五个字：“越详细越好！”

根据张先生提供的情况，我想我的第一站应该是到南京。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就想好了寻找的路线。我首先要到南京市公安局。因为，他既然是中统特务，在南京解放前他留在了南京，那么南京解放后，政府一定会对敌特分子进行打击。即便是他能够逃过这一劫，或者他在南京解放后逃到别处，他也不可能逃过1951年的镇反运动。不管他在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被捕，都会被押解到南京进行审查。所以，我到南京市公安局必定会有收获的，即便他现在不在南京，或者是已经去世，在南京市公安局也能够找到他的线索。然后，我再按图索骥，找到他的归宿。

果然，我在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找到了他的一些线索。根据一些零散的、残缺不全的档案资料，可以肯定何霜田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曾经被捕。按理说，他曾经被捕，就一定会有审讯记录。可是我们却没有找到。我有些失望，但是这并不难理解，在文革中，公检法机关被破坏，很多档案都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又到户籍科，也没有结果。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早已经去世了，另一种可能是他不在南京。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经过了解，何霜田1951年被捕时，是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兼侦察科科长杨剑审讯的。杨剑现在离休在家。我决定先去拜访杨剑。

第一章  杨剑

从哪儿说起呢？你让我从头说起。我得想一想头儿在哪儿。

就从我第一次看见他开始吧。那一天，天很冷。噢，你看看，你这么一问，我竟然忘了先说时间。那一天是1951年1月23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南京市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的第一天。当时我在南京市公安局任政保处副处长兼侦察科科长。镇反运动刚刚开始，工作是千头万绪，忙得我整天像个陀螺似的团团转。那天，我们得到情报，城外王家镇上的一家小旅馆发现可疑人员，怀疑是敌特潜伏人员。我们要赶到王家镇去。路过玄武门那儿，我随意地一瞥，忽然觉得一个摆烟摊的人有一点异样。这只是一种直觉，我也说不出他和别的小商贩有什么地方不一样。那天我的任务很重要，也很紧急，也就没顾得上仔细地观察他。

那天我们扑了一个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公安派出所。那时我们的警力非常有限，王家镇连一个公安员也没有。我们赶到王家镇那家小旅馆的时候，那个嫌疑人员早已没有了踪影。由于局里工作繁忙，我不能留在王家镇，只是留下人在那儿调查，然后急忙赶回城里。就在我快到城门口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摆烟摊的人。路过他面前时，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但是，我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留下人监视他。一是我只是觉得他和其他小商贩有点不一样，而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没必要安排人监视；二是我觉得他既然在那儿摆摊卖烟，只要我们不惊动他，暂时就不会有问题，完全可以等我找时间调查一下再说。

到了晚上，我忙到深夜，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办公室里间的一张单人床上躺下睡一会儿。唉，年轻就是好啊！那时候我只要头一挨到枕头，就立刻沉沉睡去，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闹钟把我叫醒。可是那一天晚上，我觉得实在是很困了，到里间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了。眼睛困得都睁不开了，脑子里也是迷迷糊糊的，却只是停留在这么一种状态里，好像有一件什么重要的事盘踞在我的大脑中，不让我的大脑休息。忽然，一个人的模糊影子浮现出来，是在玄武门里那个摆烟摊的人。一想到他，我的睡意就没有了。凭直觉，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直以来，我很相信直觉。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唯心，更不迷信。但是，不管是在战争年代做侦察工作，还是在建国后做公安工作，我的直觉一直很灵验。既然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有问题，那我就一定要好好地思考一下，对观察到的人或事认真分析，用自己的分析来印证自己的直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与其他小商贩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仔细回想，终于想出来了。他与别人的不同不在穿着，他的穿着和其他的商贩一样，毫无特别之处。也不是他的举动，他坐在那儿，和其他商贩一样，佝偻着腰，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不一样的是他的面部表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面部表情后面的神情。对，是神情。他的神情里有一种落寞，有一种忧郁，有一种儒雅，甚至还有一种淡然和超脱。这些都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才具备的气质。所以，我可以肯定，他的人虽然处于底层，但是他的心却并不在这儿。这就是他与别的商贩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他绝不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贩。那么，他的真实身份，或者说他以前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明天必须亲自去找他谈一谈。

我又想，今天出城和进城的时候，我都观察过他。虽然都是匆忙中的短暂观察，但会不会引起他的警觉呢？应该不会。因为我两次观察他的时候，他都没有抬头。至少我们两个的目光没有碰撞。他应该不知道我注意过他。那么，明天他还会去那儿卖烟。想到这儿，我放心了，困意也就立刻漫延开来，很快就沉沉地睡了。

第二天，我安排好工作之后，一个人去了玄武门。我是穿着便衣去的。老远就看见他在那儿，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确是没有发觉什么。我不紧不慢地向他走去。当我离他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来，看向我。我和他的目光终于碰在了一起。本来我想他的目光一定会躲闪的。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躲闪。他的目光一直迎着我的目光，我从他的目光里没有看出丝毫的慌张，更没有丝毫的恐惧。在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动了一下，难道我的直觉和分析有误？我相信，在那一瞬间，我的目光肯定是跳动了一下，也或许我的眼皮眨了一下。但我迅疾否定了这个念头。他的目光太淡定了，这不是一个小商贩能有的素质。就这样，我们俩的目光相迎着，我走到他的面前，蹲下来。他的面前，地上铺着一张破旧的蓝布，蓝布上摆着几十盒烟，这就是他的烟摊。我只是向他的烟摊扫了一眼。随后，我又抬起头，看着他。我想，他一定会故作镇静，问我要什么烟。可是，这一次我猜错了。他很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他的目光竟然很深邃，似乎是一个看不到底的幽幽深潭。

就在我有一丝惊讶的时候，他忽然开口说话了。那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跟你走！”

这一回我是彻底地呆住了。我瞪大两眼看着他，好久都没有说话。他也定定地看着我，也是不说话。我们两个人就这么互相盯着。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点胸闷。过后我回想起来，那是紧张导致的。当时，我的手几次都想摸向腰间，想掏出手枪，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还是他先说了话，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来买烟的。你是公安局的，你对我产生了怀疑。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不过，我想先把烟摊收起来，毕竟我一家四口得靠这个吃饭呢。可以吗？”

他的语气很平静，和我的紧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很沮丧，也很生气。我并不是生他的气，我是气我自己。我也是一名出生入死、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呢？我紧张什么呢？我甚至想，他的心里说不定在耻笑我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好吧。”

他收拾好了烟摊。其实，他的烟摊很好收拾，把那些烟放到一个木头箱子里，把那块蓝布抖了抖，叠起来，也放进那个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