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藏

作者: 刘英亭

序 章

1987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那年我正值而立,参加特殊工作已经七年了。我经常接到一些特殊的、神秘的任务,早已见怪不惊了。但是这一次我还是多少有一点惊讶。原因很简单,领导的重视程度和慎重程度都升格了。以前,给我布置任务的一般是我们处主任。特别重要的任务,分管的副局长也会召见我,亲自叮嘱几句。可这一次不同,主任只说让我到局长办公室去。我稍微愣怔了一下,到一把手那儿去领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我问:“啥事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主任没有像往常那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任务告诉我,而是板起面孔,很认真也很严肃地说:“我们的工作纪律你不知道吗?这件事,别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能乱说。”

从主任的语气和表情来看,他不像是撒谎,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内容是什么。这就让我意识到这次的任务可能比以前的都要重要和特殊。可是,让我更加吃惊的事情接踵而来。

来到局长办公室,局长却并没有给我下达任务,而是看了我一眼,说:“走!”

然后,局长就站起身往外走,我莫名其妙地跟在后面。上了局长的小车后,局长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不敢问。

到了部里,局长直接领我去了主管我们局的钱副部长的办公室。这让我不由得紧张起来。

见了钱副部长,局长把我简单介绍了一下。钱副部长倒是很和蔼,没有像我们局长那样一脸的严肃。他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说:“走吧!”

钱副部长站起身往外走,局长也紧跟着往外走。我赶紧跟上去。

走出办公楼,钱副部长说:“坐我的车吧!”

我想去坐副驾座,可是被局长拦住了,他说:“你和首长坐后边吧!”

我愣了,哪能我坐后边让局长坐副驾座呢?可是,局长的口气是不容置疑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服从了。

车子启动以后,钱副部长说:“小刘,叫你来,是要安排给你一个特殊的任务。”

我赶紧说:“请首长下达命令!”

钱副部长摆了一下手,那意思是不让我说话。我就不再说话,而是静静地听着。

钱副部长说:“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张先生。具体要你干什么,要听他的。你不要问,不要记录,只要听,然后按照张先生的要求去做。这件事,要绝对保密。工作中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你们王局长,也可以直接找我。除了我们俩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钱副部长,很庄重地点了一下头。在钱副部长给我交代任务的过程中,局长坐在副驾座上,纹丝不动,好像根本就没在听钱副部长说话。或者说,他就像是一个局外人,这件事与他毫不相干,他只是陪着我来接受任务。

我不知道这个张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却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人可能根本就不姓张。或许姓王,也可能姓李,还可能姓赵,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的或稀奇古怪的姓氏。我啰嗦这一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请读者不要猜测这个人的真实姓氏和身份。当然,为了便于阅读,在后文中我会继续称他为张先生,还会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张宏达”。当然,我必须声明,这三个字没有任何的内在含义,甚至也没有任何的指向性,只是随口诌出来的一个名字而已。至于他的籍贯、职务甚至爱好等等,所有的一切,我都进行了一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处理。就像是世界上最难破译的密码一样,都带着层层的伪装。即便你费尽心力,揭开了层层伪装,你看到的仍然不是真相。所以,你就不要枉费心机,不要去搞什么猜测了。只把我说的当作一个故事来看就行了。你一定要坚信:小说家写的无非是“满纸荒唐言”,是当不得真的。

好,言归正传。我跟着钱副部长和王局长一起来到了某宾馆,去了张先生的房间。对张先生的房间,以及张先生的年龄、容貌、口音甚至衣着等等,我不能进行任何描述,以免被人猜测出什么来。我能说的只有一点:张先生是一个看上去很慈祥的老人。

见到张先生,双方连常见的寒暄也没有。张先生只是站起来,冲钱副部长点了一下头,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摆了一下手,负责为他服务的人都出去了。

钱副部长也没客气,开门见山,用手一指我说:“张老,这是小刘,您安排的任务,可以直接告诉他,由他来独自完成。”

张先生冲我点了一下头,然后就说出了一个名字:“何霜田。”

我愣了,这个人我从没听说过。

张先生却不再说话,而是定定地看着我。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又说:“这个人是我的老乡,早年曾是中统特务,在担任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期间,曾经为贵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后来去了南京的国民政府首都反省院当副院长。1949年,他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想找这个人。”

又停顿了一会儿,他说:“他可能还活着,他比我小两岁,我还活着,他就有可能还活着。”又沉吟了半晌,像是在斟酌词句,然后又慢吞吞地说:“当然,也可能已经不在了。即便是他不在了,我也要了解他在大陆这些年的所有经历。”

我没有说话,只是很认真地看着他,很认真地听他说话。

他坐在沙发里,显得很疲惫,过了好长时间,他才又说了一句话,只有五个字:“越详细越好!”

根据张先生提供的情况,我想我的第一站应该是到南京。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就想好了寻找的路线。我首先要到南京市公安局。因为,他既然是中统特务,在南京解放前他留在了南京,那么南京解放后,政府一定会对敌特分子进行打击。即便是他能够逃过这一劫,或者他在南京解放后逃到别处,他也不可能逃过1951年的镇反运动。不管他在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被捕,都会被押解到南京进行审查。所以,我到南京市公安局必定会有收获的,即便他现在不在南京,或者是已经去世,在南京市公安局也能够找到他的线索。然后,我再按图索骥,找到他的归宿。

果然,我在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找到了他的一些线索。根据一些零散的、残缺不全的档案资料,可以肯定何霜田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曾经被捕。按理说,他曾经被捕,就一定会有审讯记录。可是我们却没有找到。我有些失望,但是这并不难理解,在文革中,公检法机关被破坏,很多档案都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又到户籍科,也没有结果。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早已经去世了,另一种可能是他不在南京。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经过了解,何霜田1951年被捕时,是南京市公安局政保处副处长兼侦察科科长杨剑审讯的。杨剑现在离休在家。我决定先去拜访杨剑。

第一章  杨剑

从哪儿说起呢?你让我从头说起。我得想一想头儿在哪儿。

就从我第一次看见他开始吧。那一天,天很冷。噢,你看看,你这么一问,我竟然忘了先说时间。那一天是1951年1月23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南京市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的第一天。当时我在南京市公安局任政保处副处长兼侦察科科长。镇反运动刚刚开始,工作是千头万绪,忙得我整天像个陀螺似的团团转。那天,我们得到情报,城外王家镇上的一家小旅馆发现可疑人员,怀疑是敌特潜伏人员。我们要赶到王家镇去。路过玄武门那儿,我随意地一瞥,忽然觉得一个摆烟摊的人有一点异样。这只是一种直觉,我也说不出他和别的小商贩有什么地方不一样。那天我的任务很重要,也很紧急,也就没顾得上仔细地观察他。

那天我们扑了一个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公安派出所。那时我们的警力非常有限,王家镇连一个公安员也没有。我们赶到王家镇那家小旅馆的时候,那个嫌疑人员早已没有了踪影。由于局里工作繁忙,我不能留在王家镇,只是留下人在那儿调查,然后急忙赶回城里。就在我快到城门口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摆烟摊的人。路过他面前时,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但是,我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留下人监视他。一是我只是觉得他和其他小商贩有点不一样,而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没必要安排人监视;二是我觉得他既然在那儿摆摊卖烟,只要我们不惊动他,暂时就不会有问题,完全可以等我找时间调查一下再说。

到了晚上,我忙到深夜,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办公室里间的一张单人床上躺下睡一会儿。唉,年轻就是好啊!那时候我只要头一挨到枕头,就立刻沉沉睡去,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闹钟把我叫醒。可是那一天晚上,我觉得实在是很困了,到里间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了。眼睛困得都睁不开了,脑子里也是迷迷糊糊的,却只是停留在这么一种状态里,好像有一件什么重要的事盘踞在我的大脑中,不让我的大脑休息。忽然,一个人的模糊影子浮现出来,是在玄武门里那个摆烟摊的人。一想到他,我的睡意就没有了。凭直觉,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一直以来,我很相信直觉。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不唯心,更不迷信。但是,不管是在战争年代做侦察工作,还是在建国后做公安工作,我的直觉一直很灵验。既然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有问题,那我就一定要好好地思考一下,对观察到的人或事认真分析,用自己的分析来印证自己的直觉。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与其他小商贩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我仔细回想,终于想出来了。他与别人的不同不在穿着,他的穿着和其他的商贩一样,毫无特别之处。也不是他的举动,他坐在那儿,和其他商贩一样,佝偻着腰,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不一样的是他的面部表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面部表情后面的神情。对,是神情。他的神情里有一种落寞,有一种忧郁,有一种儒雅,甚至还有一种淡然和超脱。这些都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才具备的气质。所以,我可以肯定,他的人虽然处于底层,但是他的心却并不在这儿。这就是他与别的商贩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他绝不会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贩。那么,他的真实身份,或者说他以前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明天必须亲自去找他谈一谈。

我又想,今天出城和进城的时候,我都观察过他。虽然都是匆忙中的短暂观察,但会不会引起他的警觉呢?应该不会。因为我两次观察他的时候,他都没有抬头。至少我们两个的目光没有碰撞。他应该不知道我注意过他。那么,明天他还会去那儿卖烟。想到这儿,我放心了,困意也就立刻漫延开来,很快就沉沉地睡了。

第二天,我安排好工作之后,一个人去了玄武门。我是穿着便衣去的。老远就看见他在那儿,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确是没有发觉什么。我不紧不慢地向他走去。当我离他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来,看向我。我和他的目光终于碰在了一起。本来我想他的目光一定会躲闪的。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没有躲闪。他的目光一直迎着我的目光,我从他的目光里没有看出丝毫的慌张,更没有丝毫的恐惧。在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动了一下,难道我的直觉和分析有误?我相信,在那一瞬间,我的目光肯定是跳动了一下,也或许我的眼皮眨了一下。但我迅疾否定了这个念头。他的目光太淡定了,这不是一个小商贩能有的素质。就这样,我们俩的目光相迎着,我走到他的面前,蹲下来。他的面前,地上铺着一张破旧的蓝布,蓝布上摆着几十盒烟,这就是他的烟摊。我只是向他的烟摊扫了一眼。随后,我又抬起头,看着他。我想,他一定会故作镇静,问我要什么烟。可是,这一次我猜错了。他很平静地看着我,我忽然觉得他的目光竟然很深邃,似乎是一个看不到底的幽幽深潭。

就在我有一丝惊讶的时候,他忽然开口说话了。那句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跟你走!”

这一回我是彻底地呆住了。我瞪大两眼看着他,好久都没有说话。他也定定地看着我,也是不说话。我们两个人就这么互相盯着。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我忽然觉得有一点胸闷。过后我回想起来,那是紧张导致的。当时,我的手几次都想摸向腰间,想掏出手枪,可我最终还是忍住了。还是他先说了话,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来买烟的。你是公安局的,你对我产生了怀疑。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走。不过,我想先把烟摊收起来,毕竟我一家四口得靠这个吃饭呢。可以吗?”

他的语气很平静,和我的紧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我很沮丧,也很生气。我并不是生他的气,我是气我自己。我也是一名出生入死、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了,怎么会这么沉不住气呢?我紧张什么呢?我甚至想,他的心里说不定在耻笑我呢。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好吧。”

他收拾好了烟摊。其实,他的烟摊很好收拾,把那些烟放到一个木头箱子里,把那块蓝布抖了抖,叠起来,也放进那个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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