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琐忆

年逾五十，看淡了很多事。这不是刻意的“断舍离”，更谈不上通达，就像日子一天一天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节气跟着年轮就这么过来了。似乎比先前更好说话了。妻问，午饭吃什么？答：随便。再问，衬衣旧了，要不要添两件？答：你看。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其实不然，有些事还是挑剔。在外上学的女儿毕业前夕处理书，电话问有没有要的。本来有点瞌睡，一听这话来了精神，要求她一本一本报上书名。《传习录》要不要？要。《荀子译注》要不？注译者谁？哪家出版？许是问得太仔细，女儿一会便烦了，在电话那头说：我都寄回来，你自己选吧。

不得不承认：我依然爱书，还挑剔。

启蒙始于读报

我出生在陕北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按照叙述惯性，紧跟着是“自幼家贫”之类的话。这当然是真的，然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绝大数农村，谁家不贫？贫穷意味着落后，连带着愚昧。好在父亲虽是农民，却念完了“高小”，母亲也在小学上过三年，在村里人看来绝对有文化。大约在我四五岁时的一天吧，父亲突发奇想手指着糊在炕墙上的报纸试着教我识字。先认黑体标题，没想到我很快就记住了。猜想，父母应大为惊讶，于是有了兴趣继续教我。不知父母这样的教学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反正我认识了不少的字。这事情在村里也传开了，有些人出于好奇，见了我就要进行随机测试。比方，我正在大队部的院子前捉蚂蚁玩，路上过来一个人看见我，停下脚步，指了院墙的标语说，哎，你认得这几个字不？待我一字一顿地念完，那人有些吃惊地在我小脑袋上拍了拍说，哈呀，一字不差。能行！被夸奖总归是件好事情，我很高兴。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自家硷畔上玩，坡底下大队基建队的人在挖水渠，有人渴了喊我送点水下来。我不太想去，那人扬了扬手里报纸说，送了水，给你折个飞机玩。我觉得这事划算，跑回家在水瓮里舀了一搪瓷缸子水，一溜烟跑下去。跑到跟前，水洒了一半。那人喝了水，见我不走，想起了刚才的许诺，笑眯眯地说，都说你认得很多字，能把报纸上的标题念对两个，这张报纸就归你。忘了我是否全念对，反正基建队的知青们都表扬了我，我也赢得了那张《人民日报》。

后来，父亲赶集的时候在镇上的新华书店给我买了本《看图识字》。我不光识字，也开始趴在炕上照猫画虎学写字。和现在装帧精美的童书相比，那本黑白印刷的《看图识字》相当简陋，但一点也没妨碍它成为我童年最珍贵的宝贝。我不光在这本小册子上，学会了不少字，通过图画还认识了花生、棉花、水稻等不曾见识的事物。

从长篇小说到儿童文学研究

在村里上了小学，识的字自然更多了。我也渴望更多的阅读。最盼望的事是开学时发新课本，尤其是语文课本，有故事，有插图。薄薄的课本不过瘾，用不了半天就读完了，心里有些怅然。家里只有一本毛选，翻过几遍觉得没什么意思。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从插队的北京知青那里借得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线装，繁体竖排，且是下卷。父亲每天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很少有闲工夫看书。我没事时就乱翻，起先发现那些繁体字大多认不得，翻多了又发现似曾相识，慢慢地竟意会了大致内容，看得多了似乎还入了味。有一天看到黛玉之死，鼻子一酸，忍不住失声哭了。这次阅读经历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学的巨大魅力，也尝到了“甜头”，觉得读书就要读小说，比别的好看。开始想方设法找小说看，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放假期间，村里的孩子没事时还到学校去玩。有几个同学发现一间老师办公室里有图书，偷偷从窗户里钻进去“窃”了几本。我素来胆小，那次却眼红得不行，鬼魂附体般干了同样的勾当。同学拣连环画，我专挑大部头的小说。在惶恐和兴奋中读了长篇小说《钻天峰》《新来的小石柱》。这两部小说都是那个特殊年代“三结合”“三突出”背景下的产物，前者讲述铁道兵筑路，后者写农村少年小石柱如何挑战世界体操最高难度动作，成为中国体坛新生力量。现在看来，这些作品文学性比较差，但我没明没黑地读，生怕没读完被学校发现索回。好在赶开学读完了，老师勒令我们主动上缴偷窃的书，口头教育后再未深究。

随着我阅读胃口的增长，村里的书似乎也多起来。初中毕业的四叔，算是返乡知青，也爱看书。我有时把他正看的书偷偷拿走先睹为快。我在四叔那里看过《水浒传》《今古奇观》，浩然的《艳阳天》《西沙儿女》等。还从北京知青那里看过科普书《十万个为什么》，期刊《北京少年》。从一期《北京少年》的封二上读到过生产彩色电视机的报道，觉得电视机这东西太神奇，神奇到我无法想象。

我很渴望自己也能拥有几本好看的书。父亲大概每隔一两个月要到镇上赶次集，采购点灯的煤油、食用盐等生活用品。那个年代，村里人手里都没钱，赶集置办东西要卖点鸡蛋、小米、豆子之类的农产品。每次父亲赶集，我都央求给我买本书。父亲要是去赶集，下午放学后我便跑到村口等候。有时直等到天黑了，还不见赶集的人回来，就圪蹴在家里的硷畔上等。终于听到坡洼里响起熟悉的脚步声，我像只兔子一蹿跑上去，人还未到跟前，嘴里急切地问：爸，给我买书了没？黑暗中的父亲先不吭声，后来有些尴尬地说，他带去的小米不好卖，直到快散集了才出手，那时新华书店已经关门了。我跟在父亲身后想哭，但看见父亲疲惫的样子，便忍住了。那种失落，好长时间无法释放。

失望的次数多了，不再抱有希望。没想到父亲有次赶集，主动说要给我买本书，见我不放心，答应带我一起去。是夏天，在小镇的集市上，我生平第一次吃了冰棍。父亲带去的小米想卖个好价，果然迟迟出不了手。同去赶集的三叔和四叔带我去书店。两位叔父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走过通往新华书店的小巷时，我兴奋得不知自己是谁了。估计是书店售货员问我们要买什么书，觉得自己有文化的四叔自信地说，儿童文学方面的。售货员就找了本《儿童文学研究》。我们惦记着父亲的东西卖了没，赶散集还要走三十多里路回家，就痛快地买下那本书。等回到家里细看，才懊悔不已。那本书没有一篇小说和故事，主要内容是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就这样，我还是把那本书读了几遍，具体内容不太懂，但从此记住了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等人的名字。

心心念念的《红楼梦》

我在镇上读中学的时候，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文艺开始复苏，中国当代文学很快迎来黄金时代。学校阅览室虽然不大，却有《人民文学》《收获》《儿童文学》和创刊不久的《当代》《十月》《小说月报》《青年文学》等刊物。阅览室就在我们宿舍的旁边，每天下午吃过饭，我在阅览室总要待到上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镇上的文化馆也有个阅览室，星期天要是不回家，我就跑到那里去看书。路遥的《人生》，铁凝的《哦，香雪》，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小说都是在那个时期读的。

小巷深处的新华书店里的书也丰富起来，虽然囊中羞涩买不起，但去得多了，售货员允许我走进柜台在书架上自己翻阅。有一个星期天，我走近书架，惊喜地发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红楼梦》，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1982年出的新校本。自从小时候读了一半《红楼梦》，一直想把这个“梦”圆了，经常打听谁有此书。有个父亲在镇上工作的同学说他家有《红楼梦》，并答应借我读。等把书拿来，发现也不全，是人民文学出的1974版，分四册，同学的父亲只有第二和第四册。那天在书店，我爱不释手地把新出的《红楼梦》翻了一遍又一遍，很想拥为己有，可4元多的定价对我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要知道，那时我一学期的学杂费才6元5角，学校灶上的一份汤菜5分钱，肉菜1角。走出书店的时候，我决定从此每天不吃菜，也要把这套《红楼梦》买下。等到下一个学期，钱攒得差不多时，再次印刷的《红楼梦》涨了价，变成了6元多，我又买不起了。等我中学快毕业的时候，这个版本的《红楼梦》增加了刘旦宅先生的彩色插图，定价涨到12元多。这下我知道可能永远也买不起了。可还是念念不忘，把这个难以实现的心愿讲给一个要好的同学，顺便大谈《红楼梦》是多么伟大的一部书，连毛主席都说没读过《红楼梦》的只能算半个中国人。同学听了也动了心，他说我有个好办法，放了暑假咱挖药材，卖了钱，一人买一套。我一听这法子还真不错，心想受多大的苦也要实现这个计划。

虽然出生在农村，由于从小体弱，加之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比较娇惯，干活和村里同龄的孩子比，差了很多。放了暑假，当我说要去山里挖药材时，母亲劝了半天。母亲越劝，我越坚决，说自己能吃得下这苦。我们村周围的山上，药材相对容易采的是甘草，村子附近的早被人挖光了，只能去七八、十来里远的山里。那天，我斗志昂扬，带了干粮和一壶凉水，扛着镢头雄赳赳地爬上山。翻了几架山，才在邻村刚刚割过的麦地里发现了零星的甘草。过去只见过别人挖甘草，没想到亲身实践才发现这太难了——指头粗细的甘草根，有的简直垂直生在地里，顺着根系一直挖下去要刨一个越来越大的坑。六月的太阳把人能烤焦，刨了一会儿，我便浑身瘫软，没了力气，干脆跪在土里挖。被汗水洇湿的衣服上沾了一层土，很快成了个“泥人”。快天黑时，我再也没有力气举起镢头了，瘫坐在地上盘点自己的劳动成果，沮丧地发现总共才挖得十几根，最粗的跟拇指差不多，细的就没法看了。一斤甘草，药材公司的收购价好像是两毛多，我估计自己一整天挖的都卖不到一块钱。

第二天早上我打算起床，浑身散了架似地疼，便黯然中止了这个计划。

同学比我有苦，也会干活。开学了，用卖甘草的钱买到了《红楼梦》。他看过后，就借给我，我一直赖着不想还。毕业后各奔东西，我继续上学，同学去了海南打工，后来在那边娶妻生子。大约五六年前，三十多年未见面的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多年在外，很是想念家乡，想回老家一趟。我说回来了陪你好好玩几天，一起怀旧。同学最后没有回来，几个月后因突发病去世了。现在这套《红楼梦》还在我的书柜里，我想有一天亲手还给他的孩子，并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后代听。

无论贫富都要买书

到了九十年代，小镇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街上的砖瓦房，被一栋栋楼房取代。我上学时学校马路对面的菜地成了一排一排的门面房，中间是个大市场。唯有新华书店还在那个老旧的巷子里，仿佛时光还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书店鲜有顾客，人人都忙着去赚钱，加上电视机、录像厅、大众舞厅的普及和流行，没有多少人看书了。书店里的书也不多，我隔三差五总要光顾一次。有时候不是为了买书，在那个安静凉爽的大房子里一个人静静地翻会书，觉得也是享受。

现在，我走过书店那条老巷子的心情不一样了。在市里的中专学校上了三年学后，我在小镇有了一份工作，谈不上薪资丰厚，但兜里终于有了买书的钱。单位还给我分了单独的宿舍——一孔窑洞。上班几个月后，我定制了一套连带着书桌的组合书柜，花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

我在市里上学期间，读书主要从学校图书馆借阅。星期日也常逛书店，还是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买得少。有一次，看见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砖头一样厚，装帧也特别漂亮，可定价不菲，16元多，犹豫了半天没舍得买。那时候母亲在一个乡镇做临时工，月工资只有80元，一个月要汇多一半给我做生活费。之后每次去书店，先看那本书还在不在了，生怕像以往喜欢的好多书，卖完后再不见了。有一次又翻着那本书纠结，一狠心，咬牙买下，心里总算踏实了。

有段时间，离新华书店不远的地方开了一个旧书店，店里所有的书五折出售。其实大部分书也不旧，多是无人问津的冷门书，也有一部分微瑕书。我在这里淘到《冬天里的春天》《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世界抒情诗选》《台湾现代诗拔萃》等，可惜这个书店的书处理得差不多时就关门了。后来，市中心的科技馆前有了个体售卖的书摊，多为封面艳俗的盗版书，有两家品位不错，书是正版，上新书的速度比新华书店还快。我买过贾平凹的散文《报散集》，张爱玲的《私语》。还买过劳伦斯的《查泰利夫人的情人》，估计是盗版，读这本书还有些不好意思，特意用牛皮纸包了书皮。这样我毕业的时候就拥有了一箱子书。加上参加工作后不断地添新书，我的小书柜很快就满了。

我的窑洞宿舍虽然简朴，但有了这一柜子的书，自觉雅致舒心。不久就有人来借书，有一次连隔壁中学的校长也要借刚买的《废都》，我抹不下脸拒绝，在一张明信片的背后用粗笔郑重其事地写下“请勿开口，恕不外借”几个字，贴在书柜的玻璃上。可是，在小镇上认识的几个文友，借书时视此告示是写给别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