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恩姻缘

曾经读过一篇署名杨越居士的关于姻缘的文章，他讲，一般来说，男女的生年八字和不和，是决定两人能否结为理想伴侣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已经结成的婚姻有三种：一是报恩的姻缘；二是索债的姻缘；三是互欠的姻缘。

我与妻子从订婚、结婚直至40多年的家庭生活，让我彻底认清，我们能够走到一起，应该是“相公之恩，小女子定当来世报答”的那种类型，也就是杨居士说的第一种：报恩的姻缘。

1978年夏天，我从延安五七师范大学毕业，属于最后一批社来社去工农兵学员，被派到子长县栾家坪学校实习，教初三语文、化学，其实我的数学、物理在这所学校也是第一，这些科目的老师备课时，有不会解的数学或物理难题，总要请我解答。实习期间，适遇县教育局派白清洁、杨生才两位领导来学校检查，他们深入课堂听了我的课，给予很不错的评价。实习期间，也正好赶上民办教师和工农兵学员考试转正的机会。同年12月底，实习还没有结束，我就以语文类考生总分第一的成绩，转为正式公办教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这个报考语文类的考生，数学竟然考了78.5分（满分100），比我们语文类录取时排名第一考生，足足高出66分，而我的语文得分比第一名只差了6.5分。算总分，我绝对是第一了。

1979年正月，我满怀喜悦地去栾家坪学校上班，校长郭鸿儒告知：县教育局把你分配到杨家园则中学了，可能让你代高中语文课，这里留不住你了！我当时一愣，觉得自己不是教高中语文的料子，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有点憋得慌。

服从分配，去了再说吧。当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经过20多公里的行程抵达杨家园则中学。到校后，学校果然分配我带高一三、四班的语文课，真是压力山大啊！

刚到一个新的单位，领导和老师们我大都不认识，一天只是埋头备课上课改作文。好在杨家园则中学离镇子很近，放了学或星期六，我就往不到两公里的杨家园则小学跑，因为那所小学有我们同一级的分配来的几位同学。

去了几次，我就被杨家园则小学的一名叫吴进亮的副校长注意到了。他便暗中了解我的姓名、学历、家庭住址、工作能力。一切清楚后，便主动与我打招呼聊天，原来他家住吴家坪，他们村虽不和我们村属同一个公社，但属于邻村，两个村之间隔了一条大河，而且他很早就了解我的两位兄长的情况。

1979年暑假，吴校长的外甥女从延安农机校回到家中探亲，这位舅舅便给外甥女介绍对象。他说出的那个男的就是我，问外甥女认识不认识？

外甥女张林香当即回答：那个李家沟的李炳智嘛，剥上十层皮，我也认识，长得又黑又丑又低。

舅舅说你见罢几年了？

就两三年没见。

舅舅瞅了一眼，头一扬，回应道：人家娃出去上大学，毕业后已经转正，现在是杨家园则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眉清目秀，个子比咱家里的哪个人都高。

你学校里谈下对象了？

没有。我的对象，我早就答应我大我妈，由父母做主。

那这就是一个好主主，明天我就叫李炳智到家里来，让两个大人见一见。

大人们自然乐意，见面时间就算定下来了。

舅舅这才知道我们两人1969年上初中就是同班同学，1971年考上子长中学高中后，张林香同学在一班，我在三班。那个年代的男女同学很封建的，即是同桌也互不搭话，路上见了也不打招呼，形同陌路。

1973年底高中毕业后，我在村里当了3年民办教师，1976年秋经考试加推荐，上了一所叫延安五七师范大学的学校。考试时，芋则湾村的张春兴在全公社考生中考试成绩名列第一，我是第二，但考试和政审排出的录取顺序，张春兴倒数第一，我是倒数第二。理由是我们两个的外公家成分不好。排在前面的20多位根红苗正的，都上了国家级、省级大学。我们直至录取快要结束了，才突然冒出个延安五七师范大学、延安五七农业大学，我被录入延安五七师范大学，张春兴录到延安五七农业大学。我一直立志要做名医，报考的志愿是医学类，可现在录到语文班，学医的梦从此破灭了！

我上的延安五七师范大学，同班的同学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但课程是按大专设置。我的大部分学科成绩在两个班100多名学生中名列第一，每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员，还是公选出的通讯组长，也算班干部。两年苦读，拿到了毕业证，但总感觉到这毕业证有点奇怪，红色封皮烫着“延安师范毕业证”几个金色大字，内页印的是“延安五七师范大学语文班毕业”，且盖有“延安五七师范大学”的红章大印，可半年实习完，考试转正了却被定为中专学历。

张林香农村劳动4年，在农田基建队没明没夜奋战，吃了许多苦。1977年恢复高考后，有幸考入延安地区农机学校，学制三年。这女子很有个性，立誓在校不谈恋爱，青年老师、同班同学示好，都不理会。这次暑假回来，舅舅上门介绍对象，她说按父母的意思办吧。

第二天上午，我到县城与吴校长会合，然后一起去芋则湾相亲。

好事总是有预兆的，我们骑自行车出城还没二里路，就看见公路边掉下的一块猪条子肉，捡起一看，鲜嫩细白，洁净若玉，恍若神赐。四处张望，想归还失主，可目击之处，空无一人，只好把肉挂在自行车的手把上，径直来到女方家里。

进村走到秀延灌区堤畔上，劈面碰上张林香同学。她说嫂子生下娃娃了，要去做饭。二舅厉声呼道：你看来什么人了，快往回走！二舅是有身份的国家干部，在家族、亲朋中当然是一言九鼎了，谁敢造次。

进得门，未来的岳丈岳母端茶递烟，我说我不会抽烟。他们便仔细上下打量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顺便问我父母状况、兄弟姊妹几人，外祖家哪里人。其实，之前张林香的父亲早已提前把我们家门三户四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来相亲之前，他就给女儿说，李炳智家虽然在李家沟拐沟里居住，家里穷些，但全村里，人家弟兄念书最能行。老大初师毕业，当了正式教师，老二大学毕业后在延安地区工作。找对象要挑人，穷又扎不下根。经父母提前一劝，这位1969年就和我一个班的女同学基本上认命了。今天谋面，发现曾经貌不惊人的李炳智还真的变样了，自然也就同意了。一家人兴高采烈，立刻和面调汤，热情招待这位上门相亲的小青年。

事情就这么简单，终身大事的认定，顺顺当当向前推进着。

其实，我在农村时，曾经和一位插队知青有过婚约，后来，人家招工出去了，我上的社来社去学校不包分配，她便捎来一句话，刹那便毁了婚约。没有吵，没有闹，也再没见面，就这么平平静静分手了。参加工作后，别人也给我介绍过对象，对方都嫌我在子长县城里没自己的窑，不谈！这次介绍的是曾经的女同学，原来根本相互无意，一见面，却有了戏，我自己暗暗庆幸。当时二舅提议，第二天让我把对象领到我们村子李家沟，见见未来的公婆。

我们村离芋则湾也就3公里路程。我上学时，初小在本村，高小就转到芋则湾学校了。每天早晨五点多从家里起身，赶七点的早操，然后上一节朗读、两节课，早饭时间一个半小时，回家根本来不及，只好吃一点干粮，喝半碗白水，填填肚子，下午四点放学后，饿着肚子往回赶。那时候是步行，需走一个钟头的路程才能回到家里。

第二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很快就到我们村里了。父母和家人早就在院子里等候，见我领着一位漂亮的姑娘回村，大家都投来羡慕的目光。“呀，人家好女子！白森森，俊艳艳的，真漂亮啊。”“听说自己考上中专的，毕业了就是正式干部。”“连高（我的乳名）这狗的命好！”我们俩只是笑。

我家有3孔石窑洞，窑面子是出面子块石砌的，五层花砖做的檐头，在旧社会算得是上等房屋，爷爷手里修的，后来家道败落，典给在国民党部队退下来的一个叫路连长的人。1955年合作化前，我父亲没明没夜走三边赶着毛驴贩盐贩米，攒下33石小米，才把这一院地方赎回来。中窑左边那孔窑洞深度不够，被大家称作小窑，母亲说结婚后让我们就住在小窑里。小窑里摆着父母提前给我结婚准备下的大立柜、高低柜和一对大箱子，家具是请最好的画匠画漆的，花鸟鱼虫，莺歌燕舞，十分艳丽。在父母看来，儿子都23岁了，万事俱备，就短个媳妇。这下好了，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

一家子人面露喜色，赶紧做了面条，请这位准儿媳吃饭。饭后，我把女同学送回娘家。晚些时候，我回到家里，母亲笑眯眯地说：你娃娃好妻命，人家这女子长得谁都能看过眼！我自己也喜滋滋地笑而不语。我们原本初中同学，虽然同班时都没有想过将来结为伉俪，但彼此对对方的性格品质还是有所了解的，现在又有扛硬的月老，这门亲事自然十拿九稳了。一周后，正逢吉日，我们上子长县城里相互买了一套衣服、一双鞋子，24个花膜，几份猪肉，几双袜子，在芋则湾举行了简约的“接把柄”订婚仪式。几天后这位未婚妻便返回学校。

我一向认为，和对象一旦订了婚，那就是自己的婆姨了，从此不再区分什么你我，两个人应该是一心一意地向前走。想到明年冬天对象一毕业，就能举行风风光光的婚礼，我的心里格外高兴，工作也充满劲头。

初中读课外书籍，忘记在哪里看到这么一个佳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偷偷抄到自己珍藏的那个小小的精装笔记本上，暗下决心要好好念书。现在黄金屋咱还没有，但颜如玉咱有了！

宋代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几年，一个在寻，一个在等，可是“千帆过尽皆不是”，今天总算寻着了，等到了。这姻缘真还是上天安排的，该来的，一定会来；该是谁，就是谁！当年上初中时，在同一个班两年，咋就没有一丝一毫的预兆呢？那可能就是缘分不到吧！说实话，那时我才14岁，营养不良，个子还不到一米五，真是又黑又瘦又愚钝。上了高中因个子最低，常坐第一排，女同桌都长高了，挪到后排，换了五六个，自己还没有离开第一排。直到高中毕业回乡一年后，个头才长到一米七。我高兴地给娘炫耀：我长高了。娘说：慢汉长二十。我是慢汉，唉！

那时候，通讯极其落后，谁家也没有有线电话，更没有BB机、手机等，传递信息，就靠书信。我们约定没有事就不写信，这婚都订了，无需再说多余的话，实在有什么事，放了寒假、暑假见面再说。其实就在订婚那学期，我还是忍不住给张林香写了一封信。信里问候了些学校伙食情况，几位女同学住一间宿舍，早晨上操不？“亲爱的、想念、等你”，这些肉麻词汇一律屏蔽！一纸废话，读如嚼蜡。她回信也是三言两语，只回答了我的嘘寒问暖，彼此算是完成了唯一的一封恋爱书信往来。

1979年，全国已经开始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但陕北地区还在动员宣传阶段，到秋季生产队依然正常运行。我们村的村级副业项目只有一项，那就是在一些拐沟的山根下打洞挖砂子，再把砂子运在河边洗净，然后用驴拉的架子车运输到县城周围的工地上卖掉。山下的砂层很薄，厚度也不均匀，有的洞被挖到百十米深，还舍不得放弃。在近百米高的黄土山峁子下打洞子挖砂，洞顶没有坚硬的顶盖，随时都有冒顶塌方的危险。自从有了这个集体创收项目，村集体挖砂不知出了多少次塌方事故，社员已经死伤好几人了。那年代，农民因公死亡补助一点埋葬费，但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

我的父亲是地地道道的陕北老农民，常常被抽在副业组挖砂子。这年初秋，他们作业的砂洞发生冒顶事故，父亲眼睛好使，手脚也麻利，他看见姓刘的那个青年头顶一块磨盘般大的土块往下掉，便一个箭步冲上去推开那人，青年农民得救了，父亲躲闪不及，左小腿粉碎性骨折。我闻讯赶到医院，医院骨科大夫已经把腿上断了的约半尺长的帮骨抽掉，胡乱将踝骨与腿主骨包在一起打上了石膏。这次接骨没有成功，父亲的腿残废了。治疗没有去大医院，让我悔恨了十年，直至父亲离世。

放了寒假，我赶到县医院看望父亲，一进病房门，父亲开心地告诉我：张林香回来了，昨天到医院来看我，还买了罐头、挂面，提着家里做好的饺子，留下10元钱。这女娃，太仁义了。我当时感到十分惊喜！

当年在初中同班时，张林香同学梳两条长辫子，搭在背上，加上学习成绩优秀，走路昂起头来，目不斜视，一副川道姑娘傲娇的样子，也就是今天人们定义的高冷型姑娘。这几年，农村受苦，出门读书，真是成熟多了啊！

和父亲一起吃过午饭，我便赶往芋则湾，与这位阔别一个学期的未婚妻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