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党史回忆录（连载六）

我的党内外关系

编者注：据子长县党史研究室保存的手稿原件刊印。原文无写作时间。

在1924年加入S·Y以前

1、因为家中贫寒，读书于外祖父私塾。外祖父为清末名儒，民初任我县首创之女校校长兼教员。我跟他认字。他的女学生对我均有好感。她们都是民初当地有钱的女儿，有几位是贫苦而向上发展及外来省藉的女儿。因为都比我年纪大，所以她们嫁后也都到处散布一些关于我在识字时代如何敏捷的留言传语和家评巷议。

以后，我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从传教士、教徒、教员和同学们都对我印象好。因为我在短短时期中背熟过新旧约《圣经》，诗歌为同学中名列前茅者。这些传教士中有英国人、美国人和中国的山东人……。他们几乎将我带走专去住教会学校。同过学的数十名同学，更因为我的和平待人，皆相亲爱。

在高小校读书时，除了念书识字以外，开始了结拜、订兰谱的交朋结友。也开始了闹教员、校长，控告县长的有关切身或有关地方人民利害的活动。也因为年纪稍长了，对家中也是半工半读，每日早晚要替家中料理工商农业及参加劳动，同时也展开了在亲戚朋友家中的所谓人情礼仪、吊丧问疾、庆喜贺吉的种种事务，代人主持料理，担负一些年高望重者的职责，乡里声誉还不错。同学约二百余人，三四个县都有。

2、和谢子长原不熟惯。他家在西区，我在北区与堡区。他是民六七年前后的一高学生，我是民十以后的二高学生。我在高小时代，常到县城去看望姑母（两个姑母家在县城）和姨母，他当县城民团团总。那时陕北各县的办民团是杜斌丞的主张，他布置一些榆中学生办民团，企图代替井岳秀的北洋军队而统治陕北。民团的一切经费由地方人民负担。当时陕北因地瘠民贫和民元前后之萑苻遍地，有些恶霸土豪亦藉民团鱼肉乡民，驻军又鲸吞民团。

我因不赞成办民团增加人民负担，被谢子长知道。因此，他便通过全县所有旅外学生（在江浙、山西、西安、榆林住学校的学生，常是告县长、绅士的开始处。我当时还未出外。）的团聚，把我也请去，暗中对我说明他的办民团为了取消驻军给人民的负担，而且真正担负卫乡保民，惩治贪污土劣。这样我俩结了忘年朋友，他以小弟弟待我。这时，他也不是党员，我也未参加任何社团。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者。

1923年他去北京，参加了党。在北京、河南一带游历和交朋结友，并将民团改编为石谦部之第十二连，任连长。

1924年我在绥德加入S·Y。1925年我任绥德党地委常委、青委及C·Y地委书记。他从北京回来，道经绥德，将其党的关系转在绥德。

1927年农历五月端节后我回安定，接办了他主办下的安定农民运动传习所。主持成立全县农民协会，代理安定县教育局局长，代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陈瑜廷共同解决安定两个县党部的争执。

在农历六月间因积劳病危于他的驻军连部城隍庙。他为我亲侍汤药，延医诊疗。每逢我去望瑶堡就医或药，他必差人马接我回城，共同主持抗烟亩，辖县长，惩土豪劣绅（将全县劣绅管起三个最出名的），策划如何对付当时的白色恐怖及部署起义（清党已开始了）。

3、民国十二年与同学朋友十八人，共同到榆林参加陕北各县学生联合运动会，并控告县长王正宇而获胜以归。得杜斌丞与清涧惠又光之助也。

4、入学绥师时，在党与团未诞生前，订兰谱朋友几近百余人。

关系（二）

（原文如此。从下文内容看，是记录作者与刘志丹、杨庚午的关系。对照前后文，应该还写过《关系（一）》手稿，目前尚未收集到。——编者）

……25军到来，部队对部队的制度、作风的看法、要求彼此悬殊。

这两个因素，加上前边许多因素，实质上是个如何建立与充实一个强有力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如何党、政、军、民间团结一致对付敌人的“围剿”，如何清洗、整编部队内部，加强政治教育、军事教育，建立新的制度、作风，个别干部的调配……等问题。

陕甘边内部发生有“右倾”“反右倾”问题。

当时，如按实际问题，切实分析研究，逐一解决，不至成为肃反问题。搞得好，则为党内反倾向，反平均主义、自由主义，加强团结问题。军政民及党的机关如何往起建立与充实新的机构，培养干部，提倡适应于战争环境的作风问题。个别清洗、甄别不良、不纯分子。

这个经过1935年中央到达后的部分处理，经过志丹阵亡后公葬、建立纪念碑的处理，又经过苏区党代表大会的处理，又经过1938年边区党委改组的处理，基本上把问题弄清白了。因此，写《志丹传》时，我写出“罗织”、“构陷”两个词，觉得有点重了，最好由这些有意见的人，另选比这两词更恰当点的词，“有些不完全正确的反映，未加全面考虑，据之做出错误判断，致将一些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出现与悬而待决的问题，定成（误解为）志丹及其他同志个人的不忠于革命的问题。”稿子交高岗看时，我说：“这两个词中择一用，我决不定。”后来，我看到用了“构陷”一词。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我再加上“锻錬”一词，定也不会用。我当时少说一句，最好另用别的词句。实事求是，“构陷”有些太重。

如以新的文句写，可写为“不实事求是，主观主义，把现象和本质分别不清，把事实与理论不能切实结合，张冠李戴，将一些应兴应革误作个人问题，尤其悬空的干部‘成分’思想作祟，形成主观上的争权夺职（夺位），演成错误肃反……。”

稿子上原来没有写战友问题，这并不是说没有战友。当时认为追悼与纪念志丹，不写则已，要写，须将死的活的都应写上。如以武装力量论，实际上是清涧兵变、渭华暴动和刘谢继之的军事活动为西北军事力量形成的因素。但，没有中央、北方局、陕甘区党委、陕北特委、陕西省委、全党全体党员、党内政治军事路线的斗争，也不可能有刘谢之成功。而且，战友存在的人还很多，如果要写，西北局当时应稍力研究一下，将应写的人都写出来，因为真正有决定作用的人数有限。死的应将唐澍、谢子长等写上去，领导机关应将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北方局等写上。活的人还有一些。高岗拿去稿子，只添了他和王世泰两人的名字。

为此，我也不在上边署撰稿之名。一方面表示我非个人意图而写，也非为个人声名而写，一方面也表示已由西北局的负责人那样独断独行了，而且由西北局印发（也非纪念会或追悼会印发）。其中我个人和别人的意见将来还可添写。尤其关于对渭华暴动干部及运动的材料，可以将来大量补充。

志丹从榆中是闹学潮被学校开除而走的。是党决定去黄埔、资助路费而去的。回来，还是经了绥德地委才去就职的。1928年第一届特委决定志丹任军委书记，杨国栋代。杜、杨要刘到秘密机关作秘密工作，而我反对，且主张他们去建军的任务。

杨庚午和我谈判时，我向杨公开提出“刘谢任总负责人，而且全权代表党，为党代表。”

北京连张鸿锡之流都觉到我们在西北是培养刘谢的。

1932年在陕甘，刘谢之间为改编与整顿部队曾发生过偏差。但，由绥德地委培养过的干部，如胡廷俊、惠泽人等对刘谢的尊重是一样的。

据薛应昌对我谈，他自己是因“分土地一齐在各县下分，先在一县分”而发生过不同意见的。据党允亮谈，他自己是事与愿违的。

这也流露出部队内部在部队从小到大、战争失利、扩军中提拔干部等时期，有过一些必然的、实际的问题的。

我的做法与想法是，我们虽然不够同在军营中生活的资格，但在党内提拔、信任以至给他扩军、作战布置与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至少没有绊过足，拉过后腿。以1935年吴家坪战斗论，如果没有我从城内供给各种敌人消息，部队是否准备不离开酒店坪一带还是问题。为了南沟岔一个小仗，准备给贺晋年戴冒险主义帽子，因吴家坪战斗胜了，未戴。而且，吴家坪战斗如果我不在内，那个仗是否那样结果，不妨现在去集合一些人，到那里当个戏剧去排演一下。接着两天三个战役中的其他两个战役如果我不在内，是否那样打，也不妨表演一下。

永坪决定打瓦窑堡要我去带路，行至兔儿河，志丹告诉我改变计划，不打了，部队另行动。我也并未因此提出过说他们不打是不对或不正确的。我回到永坪，只说部队先另打别处，并没说不打瓦窑堡了。

围困瓦窑堡到解放该城后，我也未说：“我拿下来了，别人不打，或认为打不下来。”在围城期间，敌人集中强大兵力，数度进攻，甚至迫击炮弹打到我驻的窑沿上（湫沟台郭姓院子，新砖窑，窑沿被炮弹打下很大的窟子），我也未要求增援或要主力部队来援助。

红四团来归我指挥，首先提出要我给他们补发子弹，因为打横山将子弹打光了。我将所得子弹极大部分发给他们。为此，警卫团向我表示不同意，认为我给红四团子弹太多了，给警卫团太少了。子弹是警卫团掩护我工作而得来的。我给费了许多口舌做疏解工作。到围城最关紧要，敌人逃走的那晚，红四团不执行命令，私自先行逃走，致敌人的大部分逃去，未能贯彻原计划。若红四团听从命令，可以收缴千余武器，可以全歼敌人。因在夜间，敌人饥疲极了。胜利后，我因念该部由横山战场下来疲劳，未加究问其临阵脱逃之罪。

陕北为党的工作而牺牲者，因为被敌人屠杀是任何人不可磨灭或遮掩的事实。但，无人愿给这些殉难者立传或纪念。

白明善，因为参加筹委会，为时不及三月，而且往返开会就占了两月多时间，回到陕北半月左右即被捕。即使将这半月算作为恶的半月（不可能），他将及十年的艰辛岂可抹杀？何况，清算盲动路线本身是对的，筹委中也有对的分子在内。这由于有了筹委问题，不算。

毕维周、王兆卿等一案及周自封、惠金瑞、霍建德一案，这是陕北党最大的血案。

此外，为迎接与参加红24军（由平定哗变的一个团到晋西北及神府时）而牺牲的府谷孤山堡李青云。为三边拉兵变而牺牲的田作勤。

1935年，我在慰问伤员时，曾提议要各连队，将所有前后牺牲人员姓名略传一一写出来，至1942、43年，七八年后，还没人写。一同作战的人，人家牺牲了，功劳归了自己，还不愿给人家往出写个姓名，值不得吗？谁值得？既值得，何故不写？当时，记得我曾再三嘱咐，哪怕写出个名字也要的。这也流露了一些人的关系，和其立场、观点。

在六月间开始围城，七八月间，敌人使用飞机运送信件及联络、空袭，是敌人在西北第一次使用飞机。有的人在敌人空军来时，失魂失魄，手足无措。我早在围城之前提出防空与防止空袭。在围城与敌人空中飞机作斗争，迷惑敌机，使敌人错投、误投，以至最后不敢再用飞机而撤逃。撤逃前半个月，已得确息，由于红四团不听部署，致敌逃去。

杨庚午，原为安定王家沟高小校毕业，出外从军。1927年回安定。和他父亲不和，父子析居。他父亲不给他析产，他租房住。不知道他经过些什么办法，和雷震汉（字云亭，原为绥德雷家硷人，父为木匠，迁居瓦窑堡。他生长于瓦窑堡，与杨庚午为高小校同学。相友好。）两人在清涧、延川两交界的黄河岸上一个小村子叫马家河开店。杨为店主，雷为司账。店中专宿往来于甘、宁、陕去山西走私贩大烟土的客人。有的烟土主人也同货带枪一齐来。有的烟土主人或在买烟之地，或在卖烟之地（山西汾阳、交城、太原等地），由等于古代镖客的背包的，带武装保运烟土，到山西交货，挣保运费。一年多时间，原来生意很挣钱，杨因挣了钱就自己也贩卖起大烟了，一二次便亏累不堪，欠下二三千元债，无法偿还。找他父亲商量，他父亲不理。杨为在杨虎城部下干过的退伍军人，雷的女婿在种宝卿部下当过排长，此时也不知何往了。杨在随杨虎城南下关中后（原来无党派），不知经过什么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回陕北时，没有带关系介绍信。在生意失败之后，想往起搞武装，记起找党的关系了。

1928年底1929年初，陕北党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于绥德周家硷西之张家渠，接受全国第六次大会决议案。会后产生的第三届特委会议讨论我起草的对党员教材《革命三字经》，我提出：“不造反，难安然。”根据六大决议五抗的精神（抗税、抗粮、抗债、抗租、抗息），和蔡和森《社会进化简史》编写。而杨国栋却不赞成，硬要改成“不革命，难安然。”我俩人争到我头昏眼黑。此事特委中杜衡、冯文江、杨国栋、焦维炽、我们数人知道。会后要我到清涧在公开教书职业掩护下领导清涧、延川、延安、安定、延长五县工作。延安县委则管安塞、保安、宜川、延安、富县、中部、宜君等七县的工作，实际上等于我管十二个县的工作。延安县委在四中掩护之下。党内的争论，社会上的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