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军屯与陕北居民先祖演变

明初陕北军屯的情况

元代，蒙古军征战中原，严重破坏了城乡社会经济事业。尤其在土地贫瘠的陕北地区，造成了赤地千里、荒无人烟的景况。据《元文类》卷六十和姚燧所撰《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中记述：元朝在各个地方，“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到处呈现“城无居民，野皆榛莽”，“荒田遍野，无人耕种”的凄凉景象。蒙古宪宗二年（1252年），鄜延路（包括鄜州、绥德州、葭州及其辖属的16个县）土著人口仅有6539户，为金末205809户的3%，每一个县平均仅有344户人家。陕北地区除了府州县城及交通要地外，其它广大区域，基本无人踪迹。明初建国，面对国穷民苦的现状，朱元璋总结历代兵役制度的优劣，在全国选择了“世军制”，“令军士屯田自食”，目的是以兵养兵，国家“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钱”。

明朝军户屯田，充实边境人口，开垦荒芜土地，加强边境防御力量，开启了陕北百余年人口几近灭绝后的生息、繁衍、发展新的周期。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三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诏陕西诸卫军士留三分之一守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以省转输。”《明史》卷三·太祖三记：“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己丑，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屯田陕西。”《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记：“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于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于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

文献记录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率军赶跑北元残余势力后，驻守陕西及其陕北。面对陕北地区荒无人烟、田土荒芜的悲凉惨状，全面实行屯田办法，命令所有军兵连带家属，在卫、所、旗驻守的地方，由少数人驻守瞭望，多数兵士垦荒种田，尽可能自给自足。具体规定：每丁种地50亩，免征三年，三年后每年上缴12石粮食。

明初驻守与屯田的人员，来源有五个方面：一是“从征”，即参加朱元璋起义军的随从“诸将所部兵”;二是“归附”，指先后降附的元朝军士和其他队伍;三是“谪发”，即因罪被罚充军者;四是“垛集”，即强制抑配为军，将民户编为“垛”，其中一户充役（军役，名正户），二户帮贴资助正户（称贴户）;五是将元代军户继续充军役。

据清康熙《延安府志》舆地志·沿革条载：“延安卫，洪武二年（1639年）收复后，先设卫治，封从戎者指挥三十六，为世袭。领千户所五，百户所五十。（卫城）附近人邑为下屯二十五，靖边以上为上屯二十五。”“绥德卫，明洪武中设分绥、米、清、葭、神、府等州县地为军屯，领千户所五，百户所五十。”

清光绪《绥德州志》卷五·武备·记事条载：“明洪武四年（1371年），大将军汤和置绥德卫。六年，置绥德卫指挥使司，迁江南上江之军于其地，立屯田法戍之。九年，诏山西汾（汾州，今汾阳）、平（平阳府，今临汾）、泽（泽州，今晋城）、潞（潞安府，今长治市）之民于河西，任土垦田，世业其家。”

明军在陕北驻守屯田，开始于明初的洪武年间，首先以延安侯唐胜宗、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千军万马驻扎陕北，一方面让少数将士驻扎在军事要地的城寨内，担负起守御国土安全的重任，另一方面，让多数将士就地分散，占用无主土地，开垦种植作物。由于地域过于辽阔，驻军人数显然不足，便根据陕北的实际情况，从附近山西南部人口稠密的汾州、平阳府、泽州、潞州等四府州，招徕部分居民到陕北加入军籍，用于开垦荒废的土地。招徕的这一部分农民，不属于明初在山西大槐树下设立“移民司”专门向朱元璋老家安徽凤阳组织移民的同一次移民行动。招徕人口数量，相对于明军来说，无疑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招徕人员，都是明军各级军将属下的最底层役丁。

屯田制度下居民双重管理体制

实行军户屯田制以后，陕北居民成分类别有军户、匠户和地方土著乡民。据清光绪《绥德州志》卷三·户口条载：明万历年，绥德州有民14270口，屯43530口。外来屯田人口为土著居民的三倍多。朝廷对于基层地方居民实行了两套管理制度：土著老户，政府管理体系是：从中央到地方，为户部、陕西承宣布政司、延安府、州署（鄜州、绥德州、葭州）、各县县署、乡里（坊）甲六级组织机构。驻军屯田军户的管理体系是：中央五军都督府、省都指挥使司、卫指挥使司（下辖五千户所）、千户所（下辖十百户所）、百户所（下辖二总旗）、总旗（下辖五小旗）、小旗（辖十人）共七级管理机构组织。其中卫所建制为：一卫编制5600人，一千户所编制1120人，一百户所编制112人，每百户所下编制二个总旗，各为50人，每总旗下五个小旗，每小旗10人。

明代百户组织，一般以百户长姓氏命名。地方志书记载延安卫、绥德卫先后屯驻的百户所有：

延安卫治设在在延安城，延安卫辖五个千户所，下属百户所分布在延安府及其以南者，时称“下屯”，分布在今靖边及其南部者称为“上屯”。据清嘉庆《延安府志》卷四十三·兵略载，到明嘉靖初（1522年），延安府军卫，户2781，人口4340。卷四十七·里甲条载：肤施县接收延安卫，旧分四路，共18百户：东路内有左张百户、葛百户、萧百户、潘百户、罗百户，共五百户，坐落延长县地方，离肤施县150里。西路内，谢百户、邓百户、后张百户、在城百户、高百户，共五百户，坐落安塞县地方，离肤施县104里。南路内，李百户、徐田百户、袁百户，共三百户，坐落甘泉县地方，离肤施县100里。北路内，阎百户、鲁百户、沙百户、杜百户、段百户，共五百户，坐落安定县地方，离肤施县180里。另外，宜川寄驻屯地，有汪、韩二百户。

绥德卫治设在绥德城，下属50个百户所。清康熙《延安府志》兵防志·屯田条载：“绥德卫，清涧、绥德、吴堡为下屯;北至米脂、葭州以东，尽威武（今横山县威武堡），距镇城内鼓楼界（榆林城鼓楼）为上屯。”清光绪《绥德州志》卷三·户口条载：明定屯卫，五十百户为军籍，曰：王杲百户（上、下）、李奉百户、钱义百户、冯贵百户、程大用百户、石刚百户、冯阙百户、刑大刚百户、毛国百户、殷三都百户、朱爵百户（上、下）、叶孜百户、束栾百户、胡荣百户（上、下）、李孜百户、党英百户、赵建百户、高钦百户、魏智百户（东、西）、刘润百户、任国甫百户、方连百户（上、下）、栁奇百户、孙隆百户、刘九思百户、王一林百户、黄臣百户、戴洪百户、马昂百户、王玺百户、陈镇百户（上）、孙钦百户（下）、高铣百户、张炳百户（上、下）、李潮百户、赵世相百户、冯宣百户、宋安百户、白堂百户、汤全百户、翟贤百户、王阙百户、王钦百户（东、西）、张堂百户、谢荣百户、张勋百户、宋文百户、杨天云百户、郭正百户、袁钦百户。

朝廷为了保证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队伍，对驻守地方军户（军籍）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军户由中央都督府管理，与民户严格分治。军户男丁不受地方官府管辖，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地位上与民户严格分开。军户军籍世代沿袭，非朝廷恩准不得更换或免脱。军户全家住在指定的卫所屯区，不许士兵独身居住。军户父死子承，如有逃亡缺伍或绝户者，必须设法补足。卫所编制有军籍名册，核实军伍，载明军户丁口之数，依数取丁服役。

军户的终身任务就是当兵服役。参军壮丁名“正军”，子弟等称“余丁”或“军余”。正军在卫所地方操练或种田，余丁专职种田、收入归公。军士日常生活由官府从屯粮中供给，按地位级别分等逐月支米，军府供给屯田者牛犋、籽种。屯军隶卫，以屯养军，且守且屯，守屯结合。

陕北明军屯田的成果

明军从建国初至天顺六年（1462年）前后近一个世纪内，北方残元鞑靼部落居住河套以北。虽然有零星的小规模的南下扰略战事，但总体北方边境局势是相对安稳的。所以，陕北驻军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屯田上，“以屯养兵”取得了丰硕成果。

明初陕西为军户屯田规模最大的地区，而陕西军屯主要分布在今陕北及甘肃庆阳地区。永乐年间（1403～1424年），陕西都司及卫所屯田顷数占全国总数的14.2%，其后上升到15%，在全国都司中居第一位。《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记：“诸边及近京镇兵饷，延绥：主兵，屯粮五万六千馀石，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粮料九万七千馀石”。即驻军屯田收获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以外，给政府上交的数量占到了国家征收粮食的百分之三十七。由于驻军需要的粮食与畜草多半达到了自给或半自给，所以陕北驻军的粮饷供给没有发生少供或断供现象，相应地也减少了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征收数量。据《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十七载：屯田30余年后的“永乐九年（1411年）七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魏源上疏言：陕西布政司、都司所属见积仓粮10984225石有奇，以官军俸粮计之足支十年。”即当年政府征收仓储的粮食总量，够驻军和政府支用十年，官府和老百姓都过上了“粮食有余”的好日子。

明军延安卫、绥德卫屯田60余年后，到了英宗正统年间，调整了屯田的赋役制度。《明英宗实录》卷六十七载：“正统五年（1440年）五月，命陕西、延安、绥德沿边卫所、各寨堡，军余开种田野，子粒听其自给，惟输草束于官。”就是说从正统五年开始，延安卫、绥德卫屯田军户收获的粮食，全部用于自给，国家也不给发放俸粮。屯军只给卫所上缴草束，以为军马饲草。军户收获粮食都是自己的，恳田的积极性更高了，而政府也减少了军队饷粮的供应。双方减少了征粮、上缴、储存、运输、领取等繁多的劳作，皆大欢喜。这时候，陕北屯田到达了辉煌的时代。据《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二载：“正统八年（1443年）三月，镇守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奏：西安等八府所属仓内米麦豆粟赢羡，有军处可支十年，无军处或可支百年。乞于每年二月至四月青黄不接之际，给与腹里官军、旗校，准其折粮俸钞。”官仓存量“积久腐烂，不堪食用，惟宜粪土”。朝廷及时实行了提前支付军饷的办法，解决了藏粮腐烂的现象。

军屯性质的蜕变

驻军战事渐少，屯田收获多多，便滋生了屯田腐败的事件。随着时间的延伸，腐败现象更加严重，以致达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

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户屯田逐渐成为卫、所军吏运用权势、假公济私、巧取豪夺的地方，土地收入大量被个人侵吞，军屯公田逐渐演变为卫所长官及其家族、家臣、亲信私人经营的田土，变成了私人庄园。《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六载：“正统八年（1443年）七月，镇守延安、绥德都督佥事王祯言：陕西左参政年富奏，称陕西卫所官占种肥饶田土，多至三四十顷。”景泰三年（1452年），大学士商辂记：“两京功臣等官之家，将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以诸空闲田地又被彼处镇守总兵、参将并都指挥等官占为己业，每岁使军夫耕种，收利归己。”《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二载：“景泰元年（1450年）五月，赞延绥军务右佥都御史马恭奏：陕西署都指挥佥事陈聚等，擅占民地五百余亩。”屯田私有化，低层军丁沦为军士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生活难以为继，大量逃亡。屯田效益急剧下降，面积缩小，明廷多次派人到延绥整饰均无成效。清康熙《延绥镇志》载，镇直属屯田原额由43261顷下降至3492顷，减少92%，其中靖边屯田失额94.3%，定边屯田失额93%，几近无存。因此，陕北地区几十年的屯田，在军队上下权力层间形成了一大批新的地主与富豪。

尤其是军队上级军官，私人霸占公田尤为突出。《明英宗实录》卷之十四：“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陕西都司都指挥同知王祯私役军伴、占种官田事觉，陕西按察使王文等请罪之”。《明英宗实录》卷十五：正统元年三月，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曹翼奏：“太监王贵占种官田一百余顷，侵夺军屯水利，私役军余九百余名”。

由于从上到下，军屯公田以各种形式化公为私，所以省都司以下无人可以纠正公田私有化经营的趋势，明朝廷对这种屯田蜕变的做法，只能逐步容忍、让步和放弃不管。《明孝宗实录》卷四十九载：“弘治四年（1491年）三月戊戌，先是陕西榆林卫有土兵以助军，有户丁屯种以养兵。其后户丁有逃回原籍者，若官司勾摄之，累建议者欲听从其便，勿令勾扰。下镇巡等官议，谓土兵、户丁耕守两便，彼此相资，若逃者不究恐边务渐废，宜将逃归者免原籍本户粮差一年，在屯逋租亦暂蠲之。待秋成后有司仍遣还卫屯种，其卫所亦但令移文原籍，查取勿輙遣人勾扰。户部覆奏，从之。”《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三载：“万历十八年（1590年）五月，辛亥。户部覆延绥督抚奏议处钱粮五事：清屯额。言陕西各边屯政久废，延绥尤甚。议各抛荒田地，召人承佃，不堪种者，即为除豁。”《明史》卷七十七·食货一载：“自正统后（1449年），屯政稍松，而屯粮犹存三分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夺占，法尽坏。”《明史》卷一百九十九·范骢记：“范骢，嘉靖二十年（1541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上疏言：‘边将各有常禄，无给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勋奏以军余开垦田园给将领，委奸军为庄头，害殊大。宜给还军民，任耕种便’。帝从其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