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堂坡》征文选

编者按：堂坡是延川县城的重要地标，古代的县署、文庙和书院，当代的县委、政府等党政机关及延川小学、延川中学，都曾集中在这里。堂坡，曾经是无数延川人的集体记忆。2021年夏，延川《山花》杂志社主办的“我与堂坡”征文活动获得了热烈反响，收到了大量稿件，在《山花》上陆续刊发。在此，本刊从中择优选发数篇，以表达我们对延川这片文学热土的敬重。

我的中学我的城

苗春燕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延川小城常常是被缩小了的，有时缩小成一条窄窄的街道，有时又是被压扁的，变成一张张记忆的碎片。这些碎片由于年代久远渐渐褪去了颜色，但却时常闪动着温暖的光。

延川老城是坐落在秀延河西岸的一座袖珍山城，主街道从南到北不过三百米，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在城北绊一跤，头一下就能窜到城南。这是戏言，但一个喇叭全城听，倒是毫不夸张。高峁上县广播站一天三遍定时播报，开始曲是《东方红》，结束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时寂静的小城不怕噪音，也不讲究扰民，反倒把广播响当成计时工具。

这几百米清幽古朴的石板街，西边是一些原居民的窑洞，这些窑洞像人背对着街道站立一样，高高的石台阶上只露着半圆的后窗，有的完全没有窗户，院子和门窗都在里边，街口细细的小巷通往院里，透着几分神秘。几座古朴大气的青砖瓦房分立在街道两侧，给小城营造了一种庄严的城市味道和商业气息。它们分别是新华书店、县供销社、药材公司、照相馆、国营食堂、麻绳铺、老汉门市等。主街靠北有一条东西向的大石坡与主街形成一个十字。这十字街就是县城的中心，相当于西安的钟楼。十字街向西往上就是堂坡，这石板铺就的堂坡宽不过十米，长不过三百米，但因了两边的建筑从下仰望很是气派，又因它是县上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在延川就有了特殊的地位。我原以为堂坡是因为坡顶的学堂而得名，去年才知道是公堂之坡，因为堂坡上坐北朝南的第一个大院子就是过去的县衙，上世纪五十年代改建成县委、县政府大院。这个大院的大门正对着堂坡，有高大的围墙，里面由三层依山而建的窑洞群组成。这些窑洞是县上各局和部委的办公地，最高的平顶处是庞大而考究的砖木结构的县委礼堂，尖顶红瓦。这个建筑群在我的印象中，其巍峨程度不亚于布达拉宫，进城赶集的人们还没有进城，远远的就能望见高峁上庄严的县委礼堂。普通百姓的活动地一般限于主街道的商业区和井滩的集贸市场，对高峁上的威严之地是只望其影不近其身的。县委大院对面是县委家属院和一部分城里人的老宅，均是大龙门高门槛，里面的布局因为从未涉足而不得知，只是时常有水红的确良衣衫和毛兰裤子的倩影闪进闪出，让乡下人羡慕不已。再往上是城关小学，拐弯再上是延川中学。延川中学是整个县城的制高点，据首任校长魏载功的女儿魏玉琦回忆，1955年建校时，是把半山上的城墙拆了个口子往山上运石料的。这延川中学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堪称完美，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开篇中作了深情的描述，一丝不差。依山而建的四层窑洞与院子中间一排排错落有致的青砖大瓦房，巧妙地构成一个既朴素又恢宏的建筑群，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毕业照都在同一个地方：中院操场。照片的背景是青砖黛瓦的教室和窑洞宿舍交汇的一个夹角，还有挺拔的白杨相衬。

一座小城一所学校一道堂坡，几十年里记载了我家两代人求学与成长的历程。

1960年，母亲和父亲从关庄小学高小毕业。那时父母已经成亲，由爷爷家供书。母亲考上了延川中学的师范班，小时候知道母亲是师范毕业，一直以为是中专，后来才知道那是县上给农村学校培养急需的师资而开设的“简师班”，三年学制，困难时期缩短成两年，所以称简师，实际上只相当于初中。母亲读书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是常态。母亲说高粱米稀饭疙里疙瘩一坨稠一坨稀，夏天碗里常飘着煮熟的米虫，饭场里到处是筷子甩出去的稀饭点子。1961年后半年，母亲怀了我，她说有一天特别想吃炸油糕，下了课从堂坡上匆匆跑下去，没到十字街就望见井滩那家炸油糕的收摊了，拔了锅的黑洞洞的灶火口让母亲沮丧之极。小时候家里有一张母亲和她最要好的同学王玉萍阿姨的黑白合影，都穿着棉袄罩着花罩衫，齐耳短发面庞清秀。母亲说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晚上她俩经常是钻一个被窝，被子双层盖着。1962年县上精减城市人口，正式干部和教师都减了不少，高中生也按年龄卡，年龄大的强行退学，幸运的是师范班被保留了。母亲眼看着那么多男女学生背着铺盖卷哭着从堂坡上走下去。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共和国的艰难给那一代中学生留下了痛苦的记忆。1962年母亲师范毕业，同年生了我。母亲把我放到外婆家，自己当了民办教师，一直到1980年才转正。十几年的民办教师生涯，其中的艰辛和煎熬我们共同走过。倒是父亲，高小毕业后，因为需要养家不能继续升学，外公写了一封信让父亲带着去找当时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张有仁。张有仁只是下乡时常在外公家吃饭，外公识文断字，解放前曾在延安共产党的队伍里做过文书，外婆做饭好又爱干净，因此成了好朋友。局里让父亲写一份自我介绍，父亲一笔漂亮的楷书得到认可，很快就给安排了公办教师岗位。转粮食关系时又遇到了困难。爷爷去找他的表哥王副县长，王县长骑着马来到了父亲教书的乡上，他把父亲叫到乡办公室，问乡政府的人，这个人的吃粮问题咋还没解决？乡上说还要一个证明。王副县长说我的话还不如一个证明，先给办了！这个王县长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属于没多少文化的老粗干部。有一次在县委礼堂开大会，他在台上照着秘书写的稿子讲话，念到“栋梁”二字时一下给逆住了，急得秘书在台下直往房梁上指。王县长朝上看了一眼念道：你们是国家的樌椽！底下人哄堂大笑，樌椽是陕北人的叫法，是指大梁两边的细木梁。这个笑谈远近皆知，但并没影响到王副县长的威望。

我与县城和延川中学的缘分始于“文革”中期。那时候县上经常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期很长，我跟着父母照看弟弟。隐约记得我跟母亲住在城关小学的教室里，打着地铺，有很多人，地上铺着干草。吃饭在延川中学的院子里，刀切的两头齐的馍馍泛着青光，微酸较硬，稀溜溜的西红柿鸡蛋汤里挂着粉面，很好喝。女教师们招呼着自己的孩子，饭半天吃不到嘴里，而爸爸们则用筷子扎着馍馍三五成群蹲在一起高谈阔论，母亲经常抱怨父亲潇洒得像个单身。那时候我觉得县城好大，城关小学到延川中学的路绕来绕去好难找。有一次在县委礼堂开大会，人黑压压的，散会时挤得半天出不来。正是这模糊的记忆让我对威严高大的礼堂充满了神秘的敬畏感。

长大后每次赶集，在城外远远望见山顶上的红顶礼堂，就觉得快到城里了，心里莫名的激动。县城不大，却对我充满诱惑，书店里漂亮的年画用铁丝挂了满墙，大部分是样板戏的剧照：江水英、吴清华、李铁梅、李玉和，还有地道战里扎小辫子的小姑娘。你指哪一张店员就给你取哪一张，四十多岁微胖的女店员说话极慢，声音柔和。再后来书店从剧团调来一个当红演员张小琴，眼睛弯弯笑意盈盈很像电影演员陶玉玲，人们即使不买东西也想进去转一转，为的是看美女。县城唯一的照相馆更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地方，攒够了五毛二分钱就可以照一张小一寸照片。和小伙伴头挨着头坐好，那个姓刘的五十来岁的照相人打好了暖暖的灯光，把头埋进照相机后面的红布里摆弄半天，喊着别动别动，手里的橡皮球准确的一捏，好了！我们紧张得一直保持微笑，上嘴唇不停地哆嗦。这个刘姓照相人几十年不换，县城又只有这一家照相馆，想一想他的贡献多大呀，延川几代人在他这里定格了岁月中的各个瞬间。县供销社的门市部，是一个循着气味就能找到的地方，在十字街的西南角，里面很大很宽阔，南北各开一个圆拱门，其主要物资有煤油、食盐、碱面、白糖、布匹、被面、竹壳暖瓶，当然还有一毛钱十个的黑焦糖。这些物资连同陈旧的木质货柜混合成很特殊的气味，这气味说不上好闻却让人很舒服。遇集时，里面常常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用卖鸡蛋卖药材得来的钱，换取照明用的煤油等生活物资。唯一的国营食堂在十字街东南角，冬天的热蒸汽和饭菜的香味儿诱惑着过往行人。如果是跟着父母赶集，就会一人吃一碗两毛钱的粉汤烩菜，外加一个五分钱二两粮票的热蒸馍，再拿出在家里煮的鸡蛋，很幸福很满足。那时候买饭先在收款处买竹签，再把竹签从一个圆形小窗里递进去，里面的人再把饭递出来。妈妈的一个年轻同事梅晓阳好不容易戴上了手表，他说以后再到食堂窗口端饭肯定是用左手啦。他年轻的脸庞和得意的表情，几十年过去了仍栩栩如生。

1977年春天，我如愿走进了堂坡顶端的延川中学读高中。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新鲜和好奇。美丽的校园宽敞明亮的教室自不用说，十来个人一铺大炕的女生宿舍，让我感受到集体生活的热闹和有趣。小学和初中我一直跟着父母上学，是老师家的孩子，现在终于独立了。最让我感到耳目一新的是给我们代课的各位老师。这些老师，都是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支援老区被分配来的，有的是被错误打成右派或其他问题下放来的，本地教师就三四个，也都是正儿八经大学毕业。这些老师身上有一种特殊的东西，斯文典雅高贵，似乎所有美好的词用在他们身上都不过分。高大俊朗目光如炬的段田科老师，身板笔挺裤线分明的杨玉和老师，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常有润，深沉端庄的张校长，性子急大嗓门的张志忠副校长，文雅里略带病态的贾秀兰老师，还有头发苍白穿戴考究有点驼背的白璧老师。学生们盛传白老师年轻时在国民党队伍里做过文官，“文革”时被斗得很厉害。最惹人注目的还要数杜永福校长，听说此人当过县长，近六十岁的模样，一身银色呢料中山服，花白的头发梳成大背头，很有荣毅仁的风度。每当学校开大会，总是坐在主席台最中间。他家住在县城南关，每天在堂坡上来来去去，在潮水一样的学生中他是那样的鹤立鸡群。这样几十个满腹经纶风采各异又具独立思想的老师，构成了延川中学活跃、现代、高大上的整体气象，在人们看来，他们比堂坡下面县府里的那些人还要牛。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教语文的彭士征老师，那时她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头剪短发戴金丝眼镜，脸庞清秀文静雅致，她夹着教案走在院子里那真是自带磁场，经常被宿舍窗台前吃饭的学生们目送到拐弯。当她成为我的语文老师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她把语文讲成了文学。上散文课，她未讲先读，单手举着书在教室里边踱步边娓娓地读。教室里静得出奇，连调皮的男生都屏气凝神。她读完了，一位男生轻呼一口气，低声说不用讲都懂了。在她的引导下，我频繁地出入校图书室阅览室，读了当时很多流行的书，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家》《春》《秋》《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也试图读《李自成》，高树栋老师看见了，说你可能读不懂。果然读不懂就还了。在学校阅览室的戏剧画报上，我看到了王昭君的舞台形象，那种美足以让一个乡下孩子震惊。堂坡下的县影剧院放电影《简爱》，彭老师说看去吧，英国女作家夏洛蒂的。她说夏洛蒂像说自己的一个熟人。那时，我的作文常被彭老师在班上讲评，彭老师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张校长很少代课，有一次给别的老师顶课，给我们讲了一堂语文，我至今记得他吟诵“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时的语调和神态，觉得校长就应该是他那样稳稳的含而不露的样子。

我偏科严重，数学不好。记得北京知青姚元老师给我们代数学，一上台自我介绍说，我比姚文元少一个字叫姚元。他清瘦高大肤色很白，很年轻的样子。不知道他在那么多学生里怎么注意到我，下课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航模组？我说我不知道做什么。他顺手拿起两张白纸一手提一张，对着两张纸的中间吹了一口气，两张纸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分开，而是合起来了。他说这就是空气动力学，飞机飞行的原理。航模组后来的活动我不记得了，好像没办起来。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数学考到一半，答完会答的题就出考场了。姚元老师正在中院的宿舍门前蹲着跟几个老师聊天，看见我从门洞口出来，腾的一下站起来。离得远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就看见他用手指着我，表情是质问我为什么这么早出来。我们高考的时候，姚老师也在复习备考研究生，听别的老师说他过年回北京的家，父母为了让他有语言环境，都不说汉语说英语。他的父母都是清华大学教授。多年后我偶尔会想起这些情景，不知道姚元老师去了哪里，发展得如何。

我读高中的第一年是轻松愉快的，那时没有高考的概念，读书凭兴趣凭自觉。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读书有了明确的目标。学校的一切都在变，抓纪律抓成绩，每周一全体师生的晨会上，副校长张志忠的关中口音震耳欲聋：我们要从大乱走向大治！紧接着就分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又分了文理科。但是，学是学玩还是玩，同学之间照样在传看小说《第二次握手》，在读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一次课间，同学们在嬉笑打闹，我看到一个女同学在座位上静静地看一本杂志，我跑过去看她读什么，她慌忙遮住标题，羞涩地一笑露出两个虎牙。待她手拿开我看见了标题：爱情的位置，作者刘心武。上晚自习，我们把书打开做出上厕所的样子，偷偷溜下堂坡去看电影《红楼梦》，看《柳堡的故事》。我们虽然是十七八岁的懵懂少年，但明显感觉到社会在变，学校的大喇叭里在播放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虽然不懂陶铸是谁，仍然听得泪水涟涟。晚上我去学校会议室找父亲要钥匙。父亲那时是校办工厂的厂长。我趴在窗玻璃上往里看，正对面坐着一个记录的人，二十多岁，梳着短辫子，身上披了一件发白的旧军装外套，旧军装的粗糙，反衬了她的美丽，增添了她的气度。她的美有一种震慑力。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次的会议叫说清楚会，审查“文革”期间的闹派人物。那个记录员是县委宣传部的北京知青吴美华，我记住了这个名字。1978年吴美华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做了人大的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