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谷驿老城旧事

甘谷驿老城位于延安城东80华里处（古代两驿站之间规定距离），居延安、延长、延川交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现存的老城格局建于明初，为永乐年间延长县知县刘敬主持修建，天顺年间驿丞张昕补筑完善始竣。甘谷驿为交通枢纽及兵马驿站，历来为兵家所争，尤其宋代，累边塞烽火，连年征战，渐成闻名遐迩之“三关门户”。

甘谷驿老城地处延河川道，地沃水旺，连年丰收，乡人酷爱家园，昵称其“捞饭盆”。屹立于延河两岸之南北寨子山，似两只猛虎高踞，对其给予守护照看;环围一周的古城墙，犹如一条蛟龙盘卧，将门户封锁得严严实实。东门外一坪开阔，乡人呼之“杨家坪”，传为杨六郎当年的演兵场。据传当年杨家将就在此处与辽兵交战，杨六郎镇守的“三关口”，即为此方。

据传：宋辽两军在此相持许久，双方人疲马乏，粮草匮竭，皆有息兵罢战之意。然俱不示弱，无阶可下。后不知何人出一“议和”主张，双方皆有意，议和地定于两军阵前雁门关上。议和诸顺，唯疆土划分相左。杨六郎语，让其一射，箭止为界。六将军所持之弓乃一根拳头粗的枣木所制，而那支箭，乃一叶铧尖安在枣木杆头。辽方主帅思忖，人立于雁门关，弓箭笨重若此，量其射不甚远，欣然应诺。未料六郎运足神力，那箭呼啸一声，疾如流星，直刺北地，眼看将辽地占完。孰料飞经大青山时，恰一坐月子妇人正蹲河边，浣秽血布。神箭受辱，一头钻入大青山避秽。祖父云，听老辈人言，吆牲灵路经大青山，相传之石缝处，箭杆犹可望。此后，双方信守诺言，息兵罢战，人民亦得休养生息。后来就流传下“脚站雁门关，一箭射到大青山”之说。

以上传说乃幼时听祖父所述。1983年秋，我参加高考，幸入延安师范学堂，有题自命作文，遂将此记录整理成文。翌年，经侯诚先生编辑，在《延安报》上刊出。此文可能是当代研究甘谷驿历史文化的第一篇文字。近年来，地方政府欲复古驿，凡建筑商、开发商或地方政府及设计者寻文化依据，多取于此。因之，在我的散文集《重归伊犁河》内长篇散文《甘谷驿苏家》一文中曾记之：此一文化得以传承，应谢余之不识字之祖父，此乃一老军人对此方土地之文化贡献。时，为善此说，余尝遍询旧城老者，无一能答只言片字。祖父名讳继瑞，1936春入陕北红军，在瓦窑堡省政府做事。党中央进驻延安后，又至枣园等处，编入中央警卫团，给毛泽东、江青、朱德等站岗八年，并在小灶助理。粗手笨脚，庄稼汉出身的祖父并不擅厨事，亦无良好卫生习惯。其曾述其首长说他是“人老实，忠厚，政治上可靠……”

祖父所讲杨六郎“脚站雁门关，一箭射到大青山”之传说，即发生于余乡石家河村后山雁门关上。此关明清时称禅梯岭。史料载，汉武帝时，此处即设置关防，时名合岭关。唐贞观年间，筑建城堡。宋元时更名合峪关。乃古延州通绥州、麟州等北方边塞之咽喉。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为防蒙古鞑靼南侵，陕西巡抚张衍重筑此关，因关形似鸿雁展翅，故名“雁门关”。此关地处甘谷驿、文安驿两驿之间，乃陕北古驿道之枢纽;又是延安县（今宝塔区）、延川县与延长县之交界点，所谓“登上禅梯岭，一脚踩三县”，即为此意。时三县经济状况不一，县官衙役学问境界亦殊，山顶崾岘通关界洞筑建时三一三余一分之，寸厘不让，各施其工。虽一微洞，接茬处及三方所负方向石材差异悬殊，时至今日，清晰可辨。此关为延安府东向晋、蒙并华北方向之重要通道。海拔千二百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石洞存石碑一通，碑侧镌刻“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大势达贼十万有余自北来住三日，杀掠人口牛羊，向西回”句。近年，余曾多次登此关寨，抚残存碣石，披浩荡劲风，望满目苍凉，思远古至今，不胜感慨。乱世盛世，此关竟发生过多少烧杀抢掠，曾闯过多少矛戟盔甲，曾行过多少商贾驼队，已难述清。读古史料，千百年来，此古驿道上车水马龙之喧嚣场面恍若眼前，四周散落的残砖断瓦，仿佛诉说着曾拥有过的辉煌与遭受过的苦难。余幼时，尝闻祖父外祖父拉话言雁门关之匪事——过路客商望天将暮，便歇老城，再忙再急，亦必熬至翌日天明，方敢起身。祖父外祖父讥那些所谓凶恶土匪并非乡人盛传之武艺高强勇猛壮士，除不时外方股匪窜来，更多为周围村庄不务正业之懒汉二流子及无良农人，白天吃洋烟睡懒觉或种地做庄稼，至月黑风高，便执斧头或镰刀，亦或鬼头马刀，后或亦有土铳火枪，摸上关卡，据了寨门，便充好汉。欺外方客人地两生，一闻喊杀便惊慌无措，撇下骡马，扔了货银，往山下滚;或跪地磕头如捣蒜，任那无良强人掠了财物扬长而去。此说曾遭周围三县相邻数村人之反驳。然据余二三十年间无数次深入此方山村采风查访，证明所言非虚。延水关一带土匪来此候生意之落脚处，即为延川蒿岔峪、樊家沟，延长张罗沟、安家渠，延安石家河、樊家小沟等此关周围散落小村。无论何季，外来匪类若无当地人接应，三日亦熬不过。无当地人通消息，盲人瞎马，必败无疑。且分明就有当地人乃名副其实之土匪，杀人越货，无所不及。碍于后人犹在，顾及承受，在此不写其姓甚名谁，罢了。

甘谷驿乃一方文化宝地，千百年来，岁月飞逝霜雪催浸，故城之亭台楼阁早已灰飞烟灭，残存之砖瓦刻石亦被风吹雨打去。然文化不灭，文脉犹存。上世纪六十年代，街中尚有石牌楼数座，后因加阔通车而被毁。土筑城墙因多年无人保护，频遭蚕食，残缺不全，文化遗址则大部尚存。原因在于乡人惧遭报应之迷信思想为主因，从文物保护角度言，乃功德。

天主教堂在甘谷驿老城，为保存最完好之标志性建筑，虽遭枪射炮震，刀劈斧砍，犹矗立于东城门边。

清宣统元年（1909），西班牙人易兴华任天主教陕北教区主教，始传天主教入延长县境。民国十三年（1924），西班牙人于老城东门内购地建窑，为天主教会址。初始从教者甚少。民国二十年（1931），教会大量购地，雇佣劳工300余，启建教堂，历时三载，方告竣工。落成开堂典礼《大公报》可查报道。教堂内设圣母堂，塑圣母像，挂匾额等。落成后，一度成为教民传经布道弥散之场所。贫苦百姓或为灾年可得救济，或为祷告土匪不扰，教徒日众，据史料载，至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公开入教教徒已达50余人。尤以余村为甚。余村又以教堂院南紧挨之山东院冯家最为虔诚，其中以冯世光最杰出。此为甘谷驿老城第一个大学生，在教会资助下完成了小学、中学教育，后考上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在武汉做神父，民国时已是甘谷驿延长延安方圆百里乃至全国颇有名气之神父。建国后被推为某教区代理主教，因对基督教天主教“三自改革”有抵触，被判刑到劳改农场改造。刑满后留场就业，有城市户口和固定工资，生活本有保障，后农场解散，所有人员遣散回原籍，便成了余村二队一社员。余等记事时已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常见一文质彬彬、颇有学者风度之先生，每日里默默无语跟着农业社上山受苦。与其相依为命者，为一虽则哑巴但面孔清秀、颇有灵气之堂孙。爷孙俩在余村喂牛饲养室旁寒窑居住。“文革”中屡遭批斗，爷孙二人生活日艰，不久皆黯然离世。近来在采风中得知，该堂孙之父参加八路军牺牲在外，其母改嫁，实为革命烈士之后。

甘谷驿教堂初为延安县第一完小校址，1944年曾为八路军359旅服装厂址。伯父与父亲在世时曾说过，临时住在我家老院的林伯渠、彭真、王震等给两兄弟起官名之趣事。现在人多不知，其实，在更长时间，教堂为八路军第二后方医院（后改称第二兵站医院）。1938年正月，从武汉一路行来的中国红十字会23医疗队来此开办医院，21名队员皆为业务强硬的各科骨干大夫，用爱国热情与精湛医术抢救了许多伤病员，仅第一年就医好40295人，检查伤员1590人，实施手术635人。这些医生们不时被抽调至延安城，为负伤的林彪师长与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治疗，还曾蒙冤陷入过王明自制“投毒被害案”之阱。朱总司令曾专程送来一面绿色旗帜表示感谢及表彰。该医疗队的金茂岳医生是非常优秀的产科大夫，在边区医院傅连暲院长的提议下，由金大夫承头，在中央医院组建了妇产科。产科成立后先后接生了3800多名新生儿。毛泽东、江青之女李讷，刘少奇之子刘涛、刘丁，谢觉哉、王定国夫妇之子谢飞，叶剑英之女叶向真，刘伯承之子刘弥群，陈云之子陈伟力、陈元等，皆为金大夫亲手接生。毛主席曾亲笔为其题词“努力救人事业——敬赠金大夫”。建国后，金大夫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最近这几年，我曾数次入京采访金大夫之子金德崇及之女金星（德崇曾在甘谷驿高小上学），并驾车陪金星回老城寻访其当年随父母工作生活之院落。拆迁一空，阒无人烟之老城令其十分伤心失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镇村民于教堂东城门外城墙根分到宅基地建窑时，曾挖出许多埋葬不深但密度颇大之无棺骸骨。老人们言，此为当年伤重医治无效或前线抬回无法救治随后死亡的伤兵骨殖。

战争年代教堂未受大的损伤，“文化革命”却使其破坏严重。今教堂外貌犹存，内设无残留。相当时期，教堂是甘谷驿公社粮站的库房。余家居教堂隔壁，炕上读书即可望见教堂上空飞来飞去掠食楼顶晾晒粮食的野鸽。幼时，余常从其后墙边攀椿树上去，用母亲所搓细麻绳自制“纱”套野鸽，此为当年最痴迷最投入之记忆。教堂内殿堆放粮食前，逢天阴雨雪，无需上山挖野菜砍柴的我们这些顽童，整天窜于教堂几层楼间藏猫猫，甩扑克。那教堂的每一角落，每一毫厘，皆熟悉至极。

余乡千佛琉璃塔，于明崇祯二年（1629）建于唐家坪村前半山坡上。1980年代初，延安市（今宝塔区）委书记张史杰为邻乡黑家堡张罗沟之官员，颇重文化，将其赏识的延安师范景华老师与我的姑父苏楷调至清凉山万佛洞，做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两位长辈不辱使命，短短时日做了颇多工作。唯一一件令乡人惋惜之事，乃两位师长将千佛琉璃塔迁至清凉山仙人洞西侧。据资料述，拆迁过程中，塔身最上第七层内正中发现一长三十三、宽十三、高十四厘米之长方形柏木质瘗藏舍利子之函盒，完好无损。盒内装有一红绸所制小袋，袋内装五小卷卷轴经卷，因年深日久，纸质已风化残破。另，袋内还装有五色丝线各一束及五块不规则之帛片，以及用珍珠、玛瑙制成之十二粒舍利子。盒内亦装有“天启通宝”铜质钱币一枚，重圈铭文铜镜一面。函盒外底部压有一册名为《太上诸仙经典训诫》之残本线装书。塔之各层刻有多种吉祥灵物。景、苏两位长辈后皆因病早逝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后来，这座千佛琉璃塔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另一处文化遗存为薛家沟石塔。薛家沟石塔又称清净正德明王如来佛塔，为明代建筑，位于余乡后薛家沟村道旁，为六角十一级石塔。塔通高四点八二米，基座为仰覆莲束腰须弥座，塔身各层均有塔铭并雕刻有龙、虎、宝相花、莲花等图案。塔身各层间以石雕塔檐出檐。据塔铭载，此为后村高家塔人为安葬该村德舟僧侣骨灰而建之舍利塔。截止今日，余已去该处考察采访十余次，但除塔影铭文外再未深入考究。

第四处，为苏家沟村关圣帝君庙。此庙始建无考。乡人纷传自帝君居此，吉祥之星频耀，祥瑞之气长罩，前后两村人口兴旺，长者鹤寿，幼者灵慧，少壮读书有成，文武人才辈出。更兼风调雨顺，苗丰禾收，加之绿荫浓庇，甘泉滋润，百鸟鸣啾，实乃一方福地也。每逢时令节气，农商人等相聚于此，祈雨求丰，互市牲织，唱戏传文，开塾授学，启迪蒙昧，教化文明。遂使一方百姓积德行善，弃利趋义;十里八乡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故僧人云集，香火旺盛，久为一方之圣境。后因战乱烽烟，风雨浸催，遂使殿宇侵颓，山门坍塌，彩绘残缺，荒草狼藉。乡人惜之痛之。清雍正六年，当地士绅及延安、延长、延川三县数十村农商人等捐银献力，此庙得以整修一新。乾隆四年立碑为记，并建牛王、马神、风伯、龙王诸祠，使其继前美而增新辉。时光荏苒，风霜雪雨，多有残破，又呈颓象。道光六年，住持僧人宗校、定德等几处化募，本村人氏并方圆百里善男信士倾情捐银，再使庙宇、山门、戏楼修葺一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革命”风卷乡里，致使帝庙破损，圣像蒙尘，彩绘玷污;四通碑碣一折腰，一伏地，水浸土淹，风化蚁蝼，先辈文字渐没。余受乡亲委托考证数载，劳著而功微，枉留诸多遗憾。2008年仲夏及秋，为尊历史，并倡文事，前后两村及地方有识之士倡议重修帝庙，方圆百姓人等献劳献力，各倾所能。己丑四月，帝庙竣工。殿宇巍峨，气象复生;帝君四王，神貌再现;碑碣扶持，又见天日;晨钟暮鼓，祥音远播。屡遭损毁之帝庙再生光辉，两村之间再生胜景，乡人欢呼雀跃。为护文物，使长久计，宝塔区人民政府将此庙列为重点保护文物单位。苏家沟乃甘谷驿苏氏家族之发祥地，为余多代先祖开拓并名之。

另一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仍发挥文化作用之庙宇现已片石无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田基建中拆毁弃尽。因立在豹荒寺砭上，乡人喊其豹荒寺庙。据老人们言，此原为一极大之庙宇群，香火盛时曾有和尚尼姑数百人。余等记事时，已为小寺沟沟口高台一孤庙。依稀记得幼时逢天旱之年，懵懂地撵大人们到庙台前黄土地上跪着向庙中神像祈雨。亦记青壮后生们抬着神楼子发疯般从陡洼上跃下飞上，不分河水道路田地狂奔，众人紧随其后，且奔且呼：“龙王爷下大雨！下大雨救万民！”“大雨下到高山上！大雨下到平川里……”等祈祷咒语。数年前，余村在基建中偶现原庙台处之古墓群。经文物方挖掘，并对墓壁文字研究，判定其墓主为永乐年间延长县宝峰寺大禅师响公和尚安葬另一高僧所立塔记。“宝峰寺”与“豹荒寺”音基本相同。显然，漫长岁月，庙衰殿坍，香火冷淡，僧人流散，余乡人语延长话，鼻腔重，音准差，俗人们把庙名喊走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