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县土地革命斗争的回忆

佳县共产党为什么能闹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官府的残酷统治，加上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人民受不了，官逼民反。佳县自古以来就穷，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富。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在地里收的一点粮食，全被官老爷地主搜刮走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捐税，无事不捐，无物不税，弄得乞丐遍地，娼妓满街，卖儿卖女处处皆是，偷盗抢劫无处不有。遇到水旱疫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压迫愈大反抗愈强。佳县金明寺秦马崄的“气团”，其实是一次农民起义。农民们聚集了数百人，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把自己武装起来就和官府土豪劣绅斗，甚至杀了洋人。后来被榆林派军队镇压了。之后就闹起了红军，其实也是农民革命运动。魏野畴是陕北早期共产党员，在榆林中学当教员，李子洲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那里入了党。

民国十二年成立了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李子洲调到了四师当了校长。佳县的杜嗣尧经王懋廷介绍在四师入了党。后来乔国桢、高光祖、杜衡、王好智、乔鼎铭、高长直、高述先、高继先、高绪祖、高再增、高能孝、刘国栋、牛营清、李大荣、刘光明等都在绥德接受党的教育，先后成了佳县党的骨干。他们利用假期，在佳县成立临时党支部，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每期主要负责人就是杜嗣尧。开了学他们又回到四师上学，临时支部也就随之解散。那时候党在农村还没有扎下根，只能搞一些或明或暗、星星点点的活动。比如在民间成立一些党的外围组织“振佳会”，出些油印宣传刊物，成立农民协会，在学校组织学生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佳县急需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机构。在众多四师的学生里，佳县的杜嗣尧，清涧的白乐亭，是两个高材生。杜嗣尧语文功底在家里的私塾读书时就打好了，白乐亭也是。因此，党又派杜嗣尧、白乐亭到上海大学去学习。为什么他俩能进上海大学呢？于右任是上海大学校长，绥德四师教导主任杨明轩和于右任是好朋友。拿上杨明轩一封信，他们见到了于右任。于右任爱才，通过简单测试就收下了。此时陕西地下省委成立了，不久杨明轩当上了省教育厅厅长。杜嗣尧由省教育厅任命为佳县教育局局长。这是1927春上的事。杜嗣尧将王好智、高光祖、牛营清、高能孝委任为螅镇、城关、乌镇、店镇高小校长。这些校长各自都有合法的身份，先后成立了党的区委机构。6月，在绥德地委的指示下，佳县地下县委正式成立了，选杜嗣尧为书记，乔鼎铭为宣传部部长，高锡爵为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也有个县党部，杜嗣尧同时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国民党的一切党务工作也是由这些地下共产党员做。

县委成立之前，几个校长在基层已经活动的有了一些基础，农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社会有个变化，纷纷组织了农会。全县有一百多个村庄的贫雇农，组织了七十多个农民协会，参加的有3700多人。1927年5月，急需召开一次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把县农民协会成立了，以便更好地领导农民运动。县委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县上召开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我记得到会代表有84人，都是些年轻力壮，积极向上，有胆有识的农民。会议地点就在武庙。这是有史以来“泥腿子”们在县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没有经费，参加会议的人自己带粮，凑钱。国民政府的官员已有觉察，让陈德仁串通佳县以北泥河沟、大会坪、小会坪、通镇一带的土豪，雇了一百余名地痞无赖、拳手赌棍，涌入了县城，扬言要砸烂农会，把农协代表赶出县城。农协代表听闻，个个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表示一定要把会议开好。在县委的精心指导下，挫败了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终于把县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8月国共合作破裂，陕北各地随之混乱起来。陈德仁联络土豪恶霸二十余人，将县委负责人杜嗣尧、高光祖、高能孝、王好智以及亲共分子王硕甫控告于榆林镇署，罪名是共产党在佳县捣乱治安。井岳秀出兵逮捕，除王硕甫外，其他同志都逃离了佳县。

一天早上，我正在园子地里摘金针（黄花菜），杜嗣尧上气不接下气跑来对我说：“赶快通知高光祖和王好智，敌人来抓人了。我要到绥德找组织看有什么指示，书记让高光祖担任。”说完就走了。看来情况很危急。我很快通知了其他同志。从此县委就设在我们村的学校，我在学校当教师，党的活动就在我们神堂沟。“初六十六二十六，不见学生赶店头。”敌人到处抓人，学生谁也不敢到店头赶集，敌人在镇子上抓不到人就进村抓人。

有一天下着雨，我家脑畔上流下来的泥糊糊灌了一脚地。我大哥拿了一把铁锹正在脑畔上填老鼠洞，听见有人打问高光祖的名字。大哥感觉不对劲，从脑畔上往下扔土块。我出去一看，大哥说敌人来了，让我们快跑。我们刚刚跑到硷畔上，敌人就从沟里进来了。我和高长久跑了没抓住，高光祖藏在一个山窑里也没抓住。高述祖被抓了，王硕甫被抓了，押在榆林过了几次堂，没问出什么就放了。

高光祖也不敢在佳县呆了，县委的文件和各处的关系都交到我的手上。他们走后，组织上要我负责召集一次会议，把县委重新建立起来。可是形势越来越紧，我也不能呆了，得暂时避一避。我就到绥德四师上学，心想等到稍微平静下来再回佳县。想不到佳县天主教又将我，还有高绪祖、高再增告在榆林镇署，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煽动人民反天主教。镇署给绥德四师发了公文要学校调查，必要时就地逮捕。当时绥德四师已被反动分子执掌，我们闻风立即又回到佳县藏起来。乔鼎铭、高再增、高述先、高继先、苗从式、苗从宾、张达志都回到了佳县。

1927年10月间，在我和高光祖主持下，在神堂沟召集了一次党的代表会，到会的人有十名左右，开了一天一夜会。会议选高光祖为书记，高长久为组织部部长，乔鼎铭为宣传部部长，王振华在北区负责扩大党的组织，并在乌镇一带建全区委机关。会议作出决议：第一条是县委设在神堂沟，上下级联系由我负责。第二，原来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一律退出国民党组织，与国民党断绝一切关系。第三，农村中的党员，用瓦岗寨拜把子兄弟的形式，发展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并在原来的农民协会中，找苦大仇深的农民积极分子，扩大党的组织，以便使党在农村中扎下牢固的根基。第四，在学校利用学生会、研究会的名义，寻找青年进步分子，扩大党团组织。第五，利用农民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的仇恨情绪，鼓励抗捐抗税抗租。第六，派一部分体强力壮有智有勇的同志，到国民党军队里做兵运工作。第七，严密党的组。对所有党员要重新审查，将那些动摇不定和不做工作的分子慢慢设法清除。教育党团员学会做秘密工作的技术和随机应变能力，以适应地下工作。党的经费困难，一切自筹，不要依靠上级。

对于佳县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不久，各地的工作又活跃起来了。这期间我们和上级失去了联系。

第二年，也就1928年腊月，组织派我到绥德去找上级。到了绥德，谁也没找上，只得回去。过了年又去找，我住在绥德三保泰店，每天在街上蹓，那时已开了学，我在街上碰上了一个党员，他告诉我杜衡、冯文江的住处。在一个小店里我找上了杜衡，杜衡当时被省委派下来当了陕北特委书记。赵通儒负责特委的日常事务。冯文江我不熟悉。我向他们汇报了佳县的工作情况。杜衡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绥德名气大，特委往那走还没定下来。佳县地下党我们也正在找，你来得正好。米脂县委的同志很能干，我们的意见是佳县归米脂领导。把佳县改成一个特区，归米脂县委领导，代号“贾志先”。以后特区往来的东西由你高长直收转贾志先。杜衡说我们党完全转入地下，农民协会也不能公开，因为敌人知道农民协会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地址也不能在一个地方，随时要变，让敌人捉摸不见。还要成立侦探队，以便掌握敌人的情况。敌人的政策是“宁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因此要特别小心。我问到了米脂找谁？杜说他和米脂联系后再说。

在绥德总算找上了组织，我很高兴。往回走时下起了雪，路滑的走不成，到了名叫圪针湾的一个村子，找到一户人家却不让住，说家中小孩有病。我说邪病怕生人，我给画了一道符，用碗扣在灶王爷前。一会儿孩子的病好了，混的吃了几顿饭。雪停了走了两天才回到神堂沟。

回到家里，我找到高光祖、乔鼎铭，把找到组织的情况给他们两个汇报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我不能住在神堂沟了，因为敌人经常会到神堂沟来抓人。于是我到了高家塄小学，县委机关也就到了高家塄村。不久，杜衡来了一封信，叫高光祖到绥德苗家坪当教员，在那里搞地下工作。我马上找乔鼎铭、高光祖开会，书记走了怎么办？最后决定让乔鼎铭暂时担任书记。当时和米脂还没取得联系。有一天，艾楚南给我送来一捆文件，此人在白家硷开个铺子，送下文件就走了。文件中有一封信，通知我们派人到米脂开会。我和乔鼎铭商量，他让我去。高再增正好从绥德念书回到家里，我说我和高再增去。家里的事就由高继先照应几天。我和高再增到了米脂，信上没说找谁。当时苗从式在米脂中学。通过苗从式找到姓李的。刘澜涛的父亲在街上开个铺子，姓李的把我们领到那里，和我们谈了一晚。我们汇报了工作，也领了新的任务。上级决定动员一部分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里当兵，打进去，爬上去，拉出来。要选好同志去，选对党忠诚，十分可靠的同志。佳县有个俗话“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我们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共产党是为天下老百姓的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回到佳县，我们按上面的指示做了不少工作，送走一批，又吸收了不少新鲜血液。同时不少同志的家庭遭了殃，如杜嗣尧、高光祖家都受害不浅。放了假我就不能在高家塄呆了，县委转移到乔家老庄村。乔鼎铭准备办个补习学校作掩护，我考虑得办个合法的手续。乔鼎铭通过一些关系，在教育局弄了个批文。负责人也不能让乔鼎铭担任，必须让乔栋梁村长担名。我又任了补习学校的教员。学员有马增前、马子骥、贺邦庆、张继增、张俊贤、高再邦等。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有二：一为掩护县委机关，二为培训党员。当时县委不健全，特委派张雄飞来健全党组织。选乔鼎铭为书记，张俊贤为组织，我搞宣传。县委健全后，我和贺大增到米脂汇报过一次工作。不久，特委派刘澜涛来到乔家老庄，又作了些指示，佳县的工作又有点起色。过了二十来天，不知谁报告政府说乔家老庄有了共产党，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连，将近二三百人把乔鼎铭的家和学校包围起来。那一天刚好乔鼎铭去米脂开会不在，学校也于一日前得到贺家沟杜四先生的情报，把应销毁的销毁，必须留下的由张俊贤藏在他姐家的糠筒里。军队把我们围起来搜，让我们把书全拿出来，一本一本检查，身上、铺盖卷儿都不放过。我们很放心，书就是些语文、常识之类的。课外书就有冯玉祥的的一本书，是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出的。连长翻看了半天，没看出名堂，带上军队走了，去找村长。

乔鼎铭的家也要搜。乔鼎铭的娘非常厉害，不让搜。越是不让搜他们越是不放过。两个士兵把老婆子的臂膀一拧，把乔鼎铭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乔鼎铭的老娘就像疯了似的，跳一跳的破口大骂：“今天搜不出，老祖娘娘饶不了你们这些驴下的！”搜了半天什么都没有搜到，灰溜溜地离开。乔鼎铭的老娘追上骂，直到骂得看不见人了还能听到骂声。乔栋梁既是村长又是校长，军队走时把村长带走了。乔栋梁是个老实农民，乔鼎铭的事他虽有些猜测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就是知道他也不会说。他被押在城里审问了几天，也没审问出什么，只得放了。至此学校解散了。组织派人通知乔鼎铭到神木搞军运，神木有党的地下组织联络点，告诉他联络方式。走之前，乔鼎铭偷偷回到村上，把压在风箱底下的一百大洋拿出来，把村上因此造成的损失全补了，这才离开了家。接着贺大增、马増前、高再邦、张俊贤、张德超等同志，也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做军运工作去了。

从此，县委就留我一个人了。我东藏西躲，不敢白天出门，就在晚上活动。过了一段时间，形势松了一些，我又到高家塄教了书。县委就我一个人维持了几个月，很难开展工作。特委知道了这个情况，把木头峪的苗存式调回佳县。木头峪有个支部，党员也不少，有些党员就在家里闲着。经多方考虑，于11月间县委由高家塄小学移到木头峪，临时选苗从式、苗从宾、张鹏图负责。因为既无上级指定，又无代表选举，因此不能算正式县委机构。南区高家塄支部、神堂沟支部、店头支部、任家沟支部、贝沟支部仍由我负责。

1929年正月，在木头峪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两天一晚上，由苗从式主持。苗从宾、张鹏图、张振齐、高光祖、阎庭□、郭妙然、张利成、张莅等都参加了这次会，有十多位没有到会。会议主要是选举县委负责人。当时党员人数增加，地区范围扩大，县委急需须加强领导。选出张鹏图、苗从式、苗从宾、高长直、高光祖为县委委员。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几条决议：第一，组织侦查处，侦查敌人动向。第二，组织互救会，帮助受难的同志及其家属，解决生活困难。第三，准备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暴动。第四，在农村大量发展组织，和农民打成一片，贯彻党的“面向农村”的指示。第五，继续派一些同志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第六，能教书的党员尽量安排在学校教书，在学校、农村扩大党团组织。第七，组织饥民吃大户，抗捐抗税。后来，张鹏图到店镇小学教书，县委随之又移到了店镇小学，教师樊俊、魏幼武都是党员，工作起来也方便，店镇又地处中心。这期间又有张达志、王士杰、王士文、刘德录、刘国梁、张慕时先后当了兵。张慕时带着一些士兵往出跑，牺牲了。张德超在螅镇小学做饭，也当了兵，在三边带过来十几个人，十几条枪，参加了三支队，牺牲在神木。刘国梁搞兵变失露，被敌人打死了。马增前住了井岳秀的军事政治学校，考试总在前几名。民国二十四年是新六支队政委，在吴堡慕家园打仗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