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依然神圣

赵凯：《白鹿原》改变了我的命运

赵凯：何老师好！您第一次来到我家乡，学生非常高兴，这是我期盼已久的事，像做梦一样，感觉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一桩奇迹。老师，您能记起我们师生第一次通信，是在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何启治：我觉得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大约是九三年吧，就是《白鹿原》出版之后，我在《当代》杂志社工作。

赵凯：对，《当代》1992年第6期发表了《白鹿原》，单行本在1993年春夏之间出版发行。我在中央人民广播小说连播中，听到了李野墨播讲的《白鹿原》。

何启治：是我联系小说连播的编辑叶咏梅，播出这部书，然后你听到广播，就买了这本书。

赵凯：是的，当时，我已经瘫痪在火炕上五年啦，非常喜欢《白鹿原》，听过之后，感觉不过瘾，想再看看书，但是村庄里没有书店，我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邮购了《白鹿原》。看了书，还觉得有话要和别人说，于是——

何启治：（笑）你就和我联系了。

赵凯：是这样。我给您写信，也是因为我之前读过您记述在美国生活经历的文章，看过您编创的《中华文学选刊》。我买书大约在七、八月间，给您寄信应该是在国庆节后，接到您的回信就是年末了。

何启治：那就是《白鹿原》问世的当年，我们就建立了联系。

赵凯：很可惜的是，1995年夏天，我家乡的浑河发生了一次大洪水，我家的房子都冲倒了。在那些损失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您写给我的三封信。我一直在想，老师，当年有那么多的读者来信，您肯定不会每一封都回复的，但却给我这个偏远乡村的残疾读者回信，而且是每一封信都回复，让我非常感动。老师，当年您作为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的领导，肯定非常忙碌，您是如何选择给我回信的呢？

何启治：这个很简单。社会上有正常的人，甚至有很强大的人，但你是弱势群体里的一个啊。我们搞文学的人，都强调文学的人性化，要特别关注弱者，能帮的尽量要帮助，所以我给你回信，同时寄点书刊。

赵凯：老师，您特别关注弱者，在帮助我之前，您还帮助了陕西的残疾作者贺绪林，那是八十年代初，您下火车，换客车，又步行十几里，辗转奔波，才到了他家里。

何启治：贺绪林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你是因为疾病，他是从高处跌下来摔伤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残疾人的生存太受局限，所以，只有通过文学获得慰藉，才能得到心灵的温暖。贺绪林当时以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稿子，我去看望他，指导他修改，帮助他发表出来，他从而走上了文学道路，生活也有了改善。你和他一样，都是因为追求文学而改变了命运。

赵凯：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残疾人，把文学当作了救命稻草和灵丹妙药。从贺绪林到我，老师，您对咱们底层的弱者的关心是一贯的，可见您的大爱情怀。

何启治：关键还是你们本人有这份努力，有梦想追求。

赵凯：回想起来仍然感慨，在我们师生持续通信十年后的2004年冬天，我父亲病故了，我失去了生活依靠。2005年正月，我又给您寄信，谈了我的困境。这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因为鞭长莫及，就给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刘兆林老师写信，请他就近关照我。如果不是您和刘兆林老师的关爱扶持提携，我现在可能还躺在农村火炕上读书呢。

何启治：这你要感谢刘兆林，主要是他帮助你重新站了起来。刘兆林原本是军旅作家，很有情怀。我本来是想请他指导你写作，争取发表。没有想到，他会联络沈阳市党委、政府，特批给你治疗。

赵凯：是的，刘兆林指导我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推荐我的作品发表，帮助我治疗，免费置换人工关节，我在瘫痪十八年后，重新站起来，重新学会走路，而且走得非常远，走出村庄，走进城市，走到北京，登上了长城和泰山。

何启治：很好，很好！

赵凯：刘兆林老师还把我推荐给《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老师，我这个最底层作者的长篇小说《马说》发表在最高端的国家级大刊上。我还记得，我打电话告诉您在《中国作家》发表长篇小说的时候，您高兴地大声说：太好啦！

何启治：身体康复，创作成功，你创造了奇迹。

赵凯：这奇迹是您和刘兆林老师、艾克拜尔老师共同给予我的，尤其是在您这里开始，是大爱的起点。我们能成为特殊的师生，缘起是因为《白鹿原》，所以我说自己是最幸运的读者。在陈忠实先生仙逝的时候，我写了悼念文章《感恩〈白鹿原〉，感念陈忠实》，有的朋友就说，你这题目弄错了吧？应该感恩陈忠实，怎么会感恩一本书呢？

何启治：他们不了解你的心意，一个读者感恩一本书，这更有意义。

赵凯：2016年，《当代》杂志第4期推出了纪念陈忠实专辑，中央广播电视台小说连播编辑叶咏梅老师撰写的悼念文章中，提到了我因为收听、阅读《白鹿原》而得到您的关照从而改变命运的事。

陈忠实：我终于可以给何启治写信了

赵凯：老师，现在我们就说说《白鹿原》吧，我把自己阅读《白鹿原》的心得体会向老师汇报一下。

何启治：好。你个人改变命运的故事很传奇，《白鹿原》的诞生同样传奇。

赵凯：《白鹿原》是1992年问世，到今年恰好是30年。我们大都知道了您于1973年冬天在西安街头，拦住下班路上的陈忠实，向他约长篇小说稿。整整二十年过去，1992年春天，陈忠实把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稿交给您了，就是《白鹿原》。其实在《白鹿原》之前，您还帮助陈忠实编发过一个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初夏》。

何启治：是的，那是发表在1984年《当代》杂志第4期头条，是陈忠实文学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作品。虽然从发表时间上看，在《初夏》之前，陈忠实也发表了中篇小说，但在创作时间上，《初夏》是陈忠实第一次动笔写中篇小说。他在文章中说过：“我试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投寄给《当代》的已可称朋友的编辑老何，他肯定了小说的优长，也直言其中的亏缺，希望再修改”，“重写《初夏》，从原先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字，再得老何的审视和指点，又写到了十二万多字，才得他的首肯”。

赵凯：恰好，我读过《初夏》。那是2003年春天，我的侄儿在城里打工，从旧书摊上帮我买到了那一期《当代》杂志。《初夏》给我的阅读感觉是中规中矩非常传统的现实主义。可以说何老师您见证了陈忠实的文学成长历程，以您对他当时创作水平的了解，当他写信告诉您《白鹿原》成稿的时候，您心里对这部作品抱有多大的期待和希望呢？

何启治：我最初向陈忠实约稿，是基于他刚完成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当时根本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就一脸茫然啊。他自己后来说，觉得就像老虎吃天一样。我和他说，你当做一种目标来努力吧。对于我向他的约稿，他感受到了一种真诚的态度，还是记在心里的，在以后一直促使他往这个方向努力。后来他到长安、蓝田、咸宁（原陕西咸宁县）搞调查，目标就盯着长篇小说创作。我觉得也有时代推动的原因，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发展，令他的艺术追求也相应提高。

赵凯：我能感同身受地理解到，您当初向陈忠实的约稿，给了他一个期望，让他有了前行的动力，这是莫大的鼓舞和促进，对他的文学追求有了强劲的推动。

何启治：说起《初夏》，那时候他创作得实在是艰苦。促使他修改这篇小说的人，也不仅仅是我。当时的《当代》主编秦兆阳同志说，既然陈忠实熟悉农村生活，那就让他好好改，能改得更好。从初稿到发表，三年多，四次修改。这对他的耐心、坚持和努力都是一个极大考验。

赵凯：但也是巨大的提高。

何启治：对，《初夏》在《当代》头条的发表，可以说是陈忠实此后开始向长篇小说努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他对小说的结构、人物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都超出了短篇小说的规模，这是陈忠实笔下篇幅最长的中篇小说，从此他从中篇向长篇进军，然后有了《白鹿原》的一鸣惊人。

赵凯：为了更好地理解《白鹿原》，我也读了陈忠实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忠实先生说过，是《蓝袍先生》诱发了《白鹿原》的创作。在《蓝袍先生》之前，他一直在写当下的现实生活，沿续的还是柳青的文学模式，而《蓝袍先生》让他转身回望过去，走上了成就自我的文学之旅。《蓝袍先生》讲述了一对乡村知识分子父子，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命运故事，由四书五经培养的私塾先生和不识字的农民都讲仁义诚信，讲礼要面子，小说有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考量。有位作家朋友说《蓝袍先生》是小《白鹿原》，我也说过《平凡的世界》是《人生》的加长版，是一个高加林化身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一个走进城市，一个留在乡村。《蓝袍先生》的人物设置和《白鹿原》的人物形象有对应，比如徐慎行的父亲像白嘉轩和朱先生的合体，女主人公田芳像白灵，徐慎行的妻子淑娥像田小娥，班长刘建国像白孝文，杨龟年家的二儿媳妇像送孙儿到鹿子霖门上的兆海媳妇。总之，《蓝袍先生》可算是《白鹿原》序篇，校准了陈忠实攀登文学巅峰的正确路径。

何启治：陈忠实创作完《蓝袍先生》，就开始了《白鹿原》的创作准备。1988年4月，陈忠实开始动笔写《白鹿原》，第一稿是写在笔记本上，第二稿才写在稿纸上。在写作过程中也有各种事物干扰，到1992年3月25日，《白鹿原》终于画上句号。他后来告诉记者，说“我终于可以给何启治写信了，告诉他，他二十年前向我约的稿，现在交稿了”。他在信中征求我的意见，是他从西安跑到北京来送稿，还是我们派人去取，我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决定派人去。

赵凯：而且，您还叮嘱去西安取稿的洪清波和高贤均，一定要把稿子带回来。

何启治：因为之前有我们一个年轻的编辑，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草率退稿了，所以我虽然对《白鹿原》还没有判断的根据，但是对一位已经成熟的作家以他毕生的精力和所有积累来创作的长篇稿子，还是寄予希望。我对洪清波说，不管《白鹿原》的水平高低，符不符合出版要求，都不要简单退稿，先带回来，慎重处理。

赵凯：这也是对作者的尊重！对《白鹿原》这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能够成功诞生，从约稿到叮嘱把稿子带回来，老师您功不可没。我想起一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我总觉得您就像《白鹿原》的“保姆”一样。后来在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节目中，您说过一句话：与作者共荣辱，同进退。

何启治：这不能笼统地讲，是要有具体所指，是编辑与自己认准了的优秀作品共荣辱，荣是主要作者和作品的，编辑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与其作者同进退。

《白鹿原》在《当代》的发表，由我们三人担任编辑：一审是洪清波，复审是常振家，终审是我，之后主持《当代》杂志日常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朱盛昌还要过目一下。我们对《白鹿原》都持肯定的态度，但是评价的高低有区别，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确实要慎重对待，包括后来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大家争议的内容，比方田小娥这个角色，我认为她是一个复杂的女性形象，也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重要人物，绝对不要以简单化眼光把她当作坏女人形象来看待。我还举例说，比如世界文学名著《静静的顿河》，如果把阿克西妮娅这个人物拿掉，那还是《静静的顿河》吗？

《白鹿原》有缺点，不是绝对完美，如果全面肯定，也未必合适，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朱盛昌说总体上就按何启治的意见处理，然后他还是提出性描写的问题，要慎重，要考虑国情啊，如果有的地方写得太过，要做适当删节。其实，《当代》没有对《白鹿原》大改动，后来参评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改动得多了一点。

赵凯：这也正是我想要向您请教的一个问题，洪清波和常振家这两位初审、二审向您汇报《白鹿原》的审稿意见时，您有没有受他们的观点的影响？现在看来，您是既接受了，又对书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代》编发的时候，没有伤筋动骨地修改。这部大著问世以后，产生了爆炸性的反响，一时间洛阳纸贵，读者的喜爱把这本书推向了文坛高峰，这也是对作者和编者劳动的巨大肯定。刚才您提到了《静静的顿河》，有的评论家喜欢把《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进行比较，但是我觉得这两部书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不同，故事结构上和年代跨度上都不太相同，但是我读过一本书，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我更愿意把《白鹿原》和《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进行比较，这两部小说都是对旧时代的小说式浓缩。